二里头的大禹标志：“禹”龙、“禹”牌与“禹”字
二里头的大禹标志：“禹”龙、“禹”牌与“禹”字
——对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绿松石兽面铜牌的解释
文|黄饮冰
对于这个“禹”，我相信操心的人很多。我也为这个字寻思了十几年。有人说甲骨文中有“禹”字，我也没有见到。但是无论甲骨文中有没有“禹”字，大禹也是历史的真实存在。甲骨文不过是在殷商晚期之都发现的，所以甲骨文是中国文字历史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夏代有没有文字呢？作为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朝代，夏代是有文字的。古人早就告诉过我们，夏代文字是“夏篆”。只是我们不相信而已。
在《华夏文字》一文中，我就说过，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文字。我们能见到甲骨文，不过是甲骨能够保存而已。甲骨文不是日常记事文字，而是占卜和祭祀的文字。甲骨也不是常用的文字书写材料。札与简，帛与纸，这些文字都在告诉我们古人书写的材料是什么。最容易制作的是“简”，把竹子制作成竹条就行。竹简上可以契刻，也可以书写。比在泥砖上压字，要可靠得多。我们现在出土的竹简，可以早到先秦时期，更早就很难见到了，因为竹简也容易腐烂。
在《华夏文字》一文中，我也说过，文字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所以并非所有的文明都有文字，用文字定文明是错误的。什么历史阶段才产生文字呢？国家化阶段才会产生文字。其实“文字”二字就记录了文字产生的历史。“文”就是“纹”，“字”就是“子”，“字”是“纹”之“子”。古人也告诉过我们，“纹”者，“鸟兽虫迹”也。黄帝命仓颉造字，仓颉观察的就是鸟兽虫迹。这不是秘密。岩画、契刻符号，都应该归属于“纹”的范畴。从“纹”发展到“字”，是国家化的需要，也是国家化的产物。中国上古的国家化，实际就是氏族的国家化，所以我把中国上古的国家，称作“氏族国家”，简称“氏国”（见《皇皇者华.姓氏和邦国》）。氏族国家化，从神农氏建立土城开始，到黄帝时代终于建立了统一中国东西的氏族国家联邦，黄帝为天下共主——天子。龙子这个称号，大约起自汉代。秦始皇也没有自称龙子，而是自比“三皇五帝”，自称“皇帝”。尽管有“祖龙死而地分”的咒语存在，但这个“祖龙”不是秦始皇之自称。正是这句话表明秦代人们有仇恨龙的情绪存在，龙并非至高无上之神。
“纹”（文）是上古生民对自然万物之模拟，“文”的意思可能是单个存在的，有纪事的功能（与结绳纪事一样），并没有叙事的功能。叙事就必须把“文”系统化，把“音形义”合为一体，成为“文字”。汉子是方块字，音形义合为一体，这样的文字，才是整合国家形成共同体的工具。这个整合的力量，还是统一国家。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不统一，周天子失去了整合天下的力量，所以文字就开始分化了。
“文”出现的历史就很早了，大量的“文”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代表就是河南的贾湖和湖南的彭头山遗址。
“文”或者契刻符号大量出现，也与祭祀有关，所以由“画”成“文”的推动力量是祭祀。祭祀就要对祭祀对象进行分类或者记录，对祭祀器皿也要对应分类或做记号。但是祭祀中应用“文”起到的是记录和分类的作用，每个符号都有特定的含义，但是单个存在，不能够有连读的作用。明确说，祭祀中的“文”是祖先或者神的符号，器皿（如陶器）上的契刻符号就可能是与器皿用于祭祀的神或祖先向对应，也可能是与祭祀中应放置的位置对应。所以用于祭祀的陶器上的契刻符号，不能简单地理解成陶工做的记号，很可能是陶器对应的神或祖先的名称符号或者位置符号。经过多次的祭祀，符号与其特定的祭祀内涵固定在一起，就起到了原始文字的作用。总之“文”具备纪事功能，但是单个存在，具有特指功能，但并不具备连读成篇（叙事）的功能。这一点，我在研究石家河的陶器符号的时候指出过，认为这些符号是被祭祀的神或先祖的符号，也可能是陶器在祭祀之时摆放位置的系号。
其实追溯历史，我们不能专门依靠考古，也不能闹出“我不认识的字就不是字”一类的笑话。既然我们无法否定周代的存在，那么周人的记叙我们就应该相信。
以前我们总认为周代或周朝人的文化水平是很低的，因为他们起源自西鄙。但是我说过多次了，周朝人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因为周朝人继承了殷商的文化，也继承了夏后文化。周朝人说他们的祖先在夏后朝当过官，在夏后朝衰微的时候失其官，这应该是事实，否则周文王怎么会有推演八卦的水平呢？在殷商失德的时候，殷商的文化官是带着殷商的文化典籍投奔周人的。周篆来自夏篆，我是找不到怀疑的理由的。
夏后朝的文字实际上我们在夏代古玉上见到过不少。有不少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大，只差“承认”二字。
什么是“禹”呢？《説文解字》说：禹，蟲也。从厹，象形。就是说“禹”是某种虫的象形。对于“禹”，顾颉刚先生经过考证，认为“禹”这个字的字源与龙有一定的关系，但被人夸张成“禹是一条龙”。这种观点在当时受到史学家柳翼谋等人的指误。但就这一点，我是支持顾颉刚先生的。
谈“禹”字，就不得不说“蜀”字，“蜀”也是一条虫。四川有一句话，就做“不出夔门是虫，出了夔门是龙”。联想到黄河之龙门，也有“鲤鱼越过龙门成龙”的说法。
对于大禹与蜀的关系，《史记》说过“禹兴于西羌”，但“兴”与“生”显然不是一回事。汉代学者川人杨雄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唐代顾胤在《扩地志》中说：“石纽山在汶川县西七十三里。”，《三家注史记·夏本纪》：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 似乎大禹出生在四川汶川。按照这个说法，大禹就是蜀人了。所谓西羌，是汉代的说法。西羌是三苗别种，三苗西迁之后才有西羌。大禹的时代没有西羌，只有古夏人。
就我的理解，“禹”和“蜀”实际是一个东西，在巴蜀之地则是“蜀”，出夔门就是“禹”，就是龙。
夏代的龙是个什么样子呢？在二里头就有。如下图：夏代绿松石龙：
我们具体看一下绿松石龙的头部：
这个所谓的龙，实际就是大禹的“禹”的象形图，就是【《説文解字》所说：禹，蟲也。从厹，象形。】。这个龙，就是“禹”。所以对于顾颉刚先生所说的“禹是一条龙”是不能嘲笑的。
绿松石龙的头部让我想起了二里头的兽面铜牌的构图，感觉两者有一致的地方。
下图就是1992年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有数百颗绿松石的兽面铜牌：
禹牌与大禹之禹字
这个铜牌与绿松石龙头是一个造型。所以这个铜牌可能就是“禹”牌，与禹碑一样。这个铜牌上的兽面纹，可能就是大禹的“禹”字。夏后一朝，是篡改“族天下”为“家天下”的始作俑者，从政权的合法性而言，大禹就是夏后政权的基石，所以在夏后时代，大禹的地位比夏启重要得多，是政权合法性的代表。
大禹的权力来自哪里呢？来自“帝赐玄圭”。玄圭就是大禹建立封国的依据。看下面的玄圭，上面的刻图就是一个“禹”字，也就是“禹”龙，大禹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