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你想不想“静静”？
文 | 三无青年
近几天，随着《离婚冷静期实施条款》出炉，这个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上了一次热搜榜的话题，在年末再度引爆了网络。
《离婚冷静期实施条款》是这么规定的：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夫妻，需要经过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五个步骤。届满离婚冷静期后的30日之内，双方需要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离婚证，逾期不领则视为撤回离婚申请。
当然，也还存在诉讼离婚的情况。不过抱歉，除了诸如重婚、遗弃、吸毒、严重家庭暴力这类触犯法律的极端情况——并且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之外。基本上，别想着第一次就能给你判离婚，第一次不判，然后就是禁诉期，又得等半年。
虽然民间将此条款冠以“史上最扯淡的规定”，但仔细一翻日历，就剩下大半个月的时间，到2021年1月1日，这个“扯淡的规定”就要正式实行了。社会就是社会，可容不得你们跟他讨价还价。
这一回，我们可真没法安心吃瓜了。因为婚姻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人生大事，跟婚姻相关的法律条款，也真说不准哪一天可能就要落在自己的头上。
造成离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结婚。
这虽然只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不过倒确实很形象地说明了婚姻的问题：因为两情相悦，所以结婚；那么如果感情破裂了，当然离婚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了。从68岁的黄花大闺女马氏嫌弃姜太公太穷离他而去开始，中国从古到今有过“离婚史”的名人就不在少数。而离婚制度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的社会体制下，离婚的性质和特点也有所差异。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基本实行“专权离婚制度”。其特点是丈夫享有离婚的特权，而妻子则不能主动提出离婚。
《汉谟拉比法典》
比如现存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有明文规定：当妻子有不生育、挥霍财产、与他人通奸等情形时，丈夫便可以离弃她。另外，如果有债务，丈夫可以出卖妻子抵债。
而在古代中国，也存在象征专权离婚的“七出”条例，出自《大戴礼记·本命篇》：“妇有七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去，无子（为其绝世也）去，淫（为其乱族也）去，妒（为其乱家也）去 ，有恶疾（为其不可共粢盛也）去，多言（为其离亲也）去，盗窃（为其反义也）去。”
《大戴礼记》
意思是说，当妻子出现不孝顺公婆、不生育儿子、与人通奸、嫉妒丈夫的妾、患有恶性传染病、多嘴多舌、擅自挪用财产这七种情形之一时，丈夫就可以直接“休妻”，与其离婚。而妻子只能从一而终，不能提出离婚。
除了“休妻”外，古代还有还“义绝”、“和离”与“呈诉离婚”三种离婚制度。对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离异现象作了规定。敦煌出土过一份唐代的离婚协议《放妻书》，就是夫妻由于感情不和，因此协议离婚、和平分手，“一别两宽，各自欢喜”的“和离”范例。
《放妻书》
另外，古代还有“三不去”的说法：“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穷穷也）不去；尝更三年丧（不忘恩也）不去；前贫后富贵（不背德也）不去。”意为：如果妻子已经无娘家可以回；或给公婆服满三年丧；或曾与丈夫共同经历过苦日子后来富贵，则丈夫不能休妻。算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性的权益。
到了近现代，多数地区婚姻的基本形式仍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哑嫁”，很多夫妻在结婚之前甚至压根连面都没见过。这种情况下被包办的婚姻，毫无感情基础可言。对上眼还好说，但更多的是婚后不久就发现对方身上有很多自己无法忍受的毛病，从而使得夫妻关系日渐淡薄，最终发展至婚姻破裂。因此民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离婚率一直是居高不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侵华不断。但另一方面，西方也有一些进步的思想传入了中国。不同思想的碰撞也在社会上带来了一些新风，尤其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对男性依赖的减弱，出现了一批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同时也影响到大众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变化，并渐渐出现了“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的先进意识。当时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会刊载离婚启事。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
民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之一蒋介石，也曾经为了“离婚案”苦不堪言过。从1922年开始，政治上饱受各路政敌打击的蒋介石为了获取江浙财阀在经济上的支持，开始“撩妹”，追求民国著名实业家宋耀如的小女儿宋美龄。但当时蒋介石已有一妻两妾，除了在奉化老家的原配毛福梅外，还有在上海的两名侧室陈洁如和姚怡诚。宋美龄自然不乐意接受蒋介石这样一个比自己年长10岁的有妇之夫，更何况她当时已经与国民政府南京市长刘纪文有了婚约。最终在孔祥熙的夫人、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多方斡旋下，宋美龄向蒋介石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和其他女人断绝关系；二是要改信基督教；三是结婚后她不生育子女。只有答应这些条件，才能结婚。
1927年6月，蒋介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他自知理亏，于是一方面请娘舅出马大打感情牌，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胡萝卜加大棒地软硬兼施，最终迫使毛福梅违心地接受了协议约定：毛福梅离婚不离家，以蒋介石姐姐的身份继续主持老家的家务事；且后半生的一切开支由蒋介石承担。才终于把离婚的事落实下来。蒋介石又在报纸上以《蒋中正启事》为题公示：“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启蒙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在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孙，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宣布同时与陈洁如和姚怡诚结束婚姻关系，也算是给了宋美龄一个交代。
张学良和于凤至
1915年，14岁的张学良与18岁的于凤至因他们的父亲张作霖和于文斗的交情，正式结婚。然而两人性格相差甚远，于凤至为了张学良的付出无微不至几近到了不计后果的程度。但张学良却是个放浪公子哥的形象。1927年，张学良结识了15岁的“赵四小姐”赵一荻，两人随即进展神速。此后从东北帅府到溪口监狱，从台湾到美国，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姻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终于没能“善终”。据称宋美龄曾一脸严肃地告诉张学良：他不能同时拥有两位夫人，如果要和赵四小姐在一起，就必须和于凤至断绝关系。1964年7月4日，已经67岁的于凤至和63岁的张学良正式离婚。同日，张学良就和赵一荻举办了婚礼。
张学良和赵一荻
所以离婚确实是件麻烦事，即使是蒋介石、张学良这样的枭雄，在处理婚姻问题上，也免不了被整得焦头烂额。
世界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离婚案件，大概是都铎王朝第二任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1527年，亨利八世要求教宗克莱门特七世废除他与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关系，理由是后者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男性继承人。而亨利八世当时也已经找到了新欢——年轻貌美的安妮·博林。教宗连续六年拒绝批准这个婚姻无效的申请，但亨利八世心意已决，1531年，他将凯瑟琳王后驱逐出宫廷，让安妮堂而皇之地搬进了王后的房间。次年就秘密结婚，并于1533年1月25日在伦敦正式举办婚礼。6月1日，安妮正式加冕为英格兰王后。但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此婚姻无效，亨利八世终于与罗马撕破了脸，宣布自己成为新教会——英国教会的领袖。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结构。
亨利八世
然而安妮的王后生活也没有持续多久，亨利八世与前王后凯瑟琳离婚的理由就是后者没有为他生下儿子，而安妮也没能做到这一点。近10年的时间里，她只生下了一个女儿，之后的连续三个孩子都流产或夭折，这也使得亨利八世开始渐渐对她厌倦甚至反感。加冕王后的第三年，安妮被以叛国罪、通奸罪和乱伦罪关进伦敦塔，不久就被判处死刑，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处决的英格兰王后。
安妮·博林
看来，离婚不仅仅关系到分家产和争夺孩子抚养权这些破事，翻脸不认人到从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都算是好的。能不闹到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你死我活的境地，真不错了。
“离婚冷静期”，似乎真的很有存在的必要？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已经连续17年上涨。“闪婚”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之后的“闪离”也早已司空见惯。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19年结婚登记927.3万对，离婚登记为470.1万对，离婚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2019年全国各省市离婚率
在今年年初疫情期间，有很多夫妻由于长时间待在家里而产生了诸多生活矛盾，导致各地民政局出现“扎堆”离婚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了“离婚预约一号难求”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画面。
离婚率的上涨，很明显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样的情况下，出现这个“30天的冷静期”，对维持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些积极的正面作用。看来也并非全是“扯淡”。
大众所普遍担心的问题是：如果婚姻的一方存在暴力、虐待、遗弃这一类行为，严重威胁到另一方的人身安全，离婚已是刻不容缓时，难道也还要“冷静30天”？那样怕不是“冷却期”过了，人估计也已经凉透了。不久前就有血淋淋的现成例子：四川金川县女子拉姆，与前夫唐某本已经离婚，但被对方以孩子的生命安全要挟复婚。复婚后，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得到修复。拉姆于是再度起诉了离婚。结果第二次离婚3个月后，她遭到唐某泼汽油焚烧，于2020年9月30日重伤去世。
拉姆
这样的情况下，离婚冷静期会在很大程度上把离婚程序复杂化，增加了离婚的成本，给在婚姻中处于弱势的人带来巨大的隐患。因此，如何保护婚姻弱势一方的权益，就是这个“离婚冷静期”所带来的最大争议所在。如果这个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冷静多久，都无济于事。
既然“离婚冷静期”的出现提高了离婚的门槛，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婚姻的复杂性，平衡保护双方的正当权益。只有这样，才符合法律“公平、公正、公开”的信条，也能让执法时更有人情味一些。
无论如何，明年开始，这个“离婚冷静期”就要正式实施。既然大局已定，那对待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时，就更应该慎之又慎。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必须冷静下来、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
与其抱怨，不如面对现实，好好利用即将来临的“离婚冷静期”，试图修复出现裂痕的感情，未始不是婚姻的一条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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