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驾车 去伦敦——第十三章 一只蚊子惹的祸

　　小鹏的右臂肿了个大包，硬硬的，红红的，他说很痛。晓凤略懂些医药，负责管理团队的二个药箱，给小鹏一管药膏涂了不见效。晓凤说里边有脓头，要把脓挤出来。脓挤出后确实舒服点，可第二天又肿起来了。晓凤说脓没办法挤干净，需要切个口把脓引出来。小鹏害怕。那个包越来越大，越来越硬，越来越红，碰一下都痛。

　　我问小鹏“怎么会这样？”小鹏说“蚊子叮的。”

　　“俄罗斯的蚊子也太厉害了，会叮成这样。”我好吃惊。

　　“是在内蒙古时被蚊子叮的，以为没事，没想到竟肿成这样。”小鹏有些苦笑。

　　闹了半天是自家蚊子叮咬的，我无语了。

　　小鹏是内蒙古包头市人，在鄂尔多斯市创办强立商贸公司，经营商业设施、办公设备、工业装备、矿山设备等，为了业务需要经常得在北京、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之间跑。他拄着双拐，无论乘坐飞机还是火车都很不方便，驾车成为他最迫切的需求。在残疾人驾车政策未出台之前，小鹏已经学会了驾车，他买了车并且加装了手驾辅助装置，但那时开车心里总不踏实，路上就怕被交警抓住。公安部放宽了对残疾人申领驾照的限制后，小鹏是包头市第一批拿到驾照的残疾人。现在汽车就是他的代步和交通工具，他经常自驾车在几个城市间穿梭。他最能体会，肢体残疾人驾车，不仅仅是一本驾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开车意味着行动方便了，生活圈更大了，世界也更大了。

　　小鹏长得敦实，黝黑的脸上写着倔强与执着，是与命运抗衡的痕迹。他曾连续参加过三年高考，每次都上本科线，但每次都因为残疾而被大学拒之门外。他曾有一份相对稳定的会计工作，但却毅然放弃而选择自己创业，他曾说这是因为有“危机感”，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心中涌动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争取每一次提升自我的机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残疾人也应该是这个精彩世界的主人。

　　与小鹏接触不多，聊天的机会也不多，偶尔说几句话，就不知不觉地涉及人生、理想这样的话题，听他与其他人聊天也是中国政治、世界大局。逢到话能投机的，就有了北京人的侃劲，大概受益于他经常到北京，接触的北京人多了的缘故。他声音低沉，语速不快，似乎每句话都得经过认真思考，说出来的就必是有意义的话，闲谈之类的极少。我以为小鹏是个有思想的人，如果说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只是在过日子，那么小鹏是在过日子的同时也在思考什么是生活。作为一个残疾人，他还思考什么是残疾，什么是残疾人的生活。

　　小鹏说话带着浓郁的北方口音，还极具特性地在每句话的后面都带了个飘逸的“儿”做尾音，这尾音不属于北京也不属于内蒙，是张小鹏独家专用。

　　小鹏手臂上的包，想来是那天他陪李筠躺到大草地上，在尽情地拥抱大自然也享受大自然的拥抱时，惊扰了草原蚊子的美梦，于是狠狠地咬了他一口。据说，草原上的蚊子是黑色的，个大硕壮，来势迅猛，而且下口狠，行动直截了当，小鹏的粗胳膊也经不起这样的攻击。

　　田总的脖子上也有两个红点，他说也是蚊子咬的，好几天了。看小鹏手臂肿成那样，也吓得赶紧涂药。

　　小鹏的手臂已不能开车。在伊尔库茨克，田总和俄罗斯导游巴亚儿陪同他去了医院。几个小时后，小鹏手臂绑着绷带吊在脖子上回来了，正如晓凤说的那样，医生在小鹏的手臂上切了个口引出脓水，还缝了几针。医生交代，小鹏的手臂还要再去医院换药二次。每次换药都是田总陪同，巴亚儿当翻译。第一次换药时我们还住在伊尔库茨克，第二次换药时我们要往距伊尔库茨克70多公里的贝加尔湖边的利斯特维扬卡。田总他们先送我们车队到利斯特维扬卡，再返回送小鹏上医院，换了药再回头找我们，够辛苦的。

　　对于下肢残疾人，手至关重要，手可以补偿脚的障碍，甚至手可以替代脚的作用。人体有很强的代偿性，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调节机能，当身体的某个器官或肢体功能损伤，就会由原器官或肢体的健全部分或其它器官或肢体来代替，补偿它的功能。盲人听觉、触觉特别好，失去双臂的人可以用嘴巴或足趾执笔写字。我右腿无力，长期主要靠左腿负重，左腿就起着以一当两的作用。正因为我的健腿长期超负荷使用，已经导致了膝关节损伤，长期疼痛。这也是我认识的许多残疾朋友类似的遭遇。

　　对代偿肢体的保护非常重要。肢体残疾人都难免摔倒，许多人摔倒时条件反射地用手去支撑，结果手又受伤。小鹏一再告诉大家：咱们摔倒时，千万不要用手去支撑，不能让手受伤，而要学会让身体的其他部位着地，身体着地时可以顺势在地上打个滚以减轻伤害。没想到，恰恰是这位非常注重保护手臂的小鹏伤了手臂，而且是被一只小蚊子伤害的。呜呼，痛哉。

　　小鹏的手臂绑着绷带，医生交待一周内都不要用力，最好就吊在脖子上。除去医院换药外，晓凤每天晚上都帮助小鹏清理伤口卫生，重新绑好绷带，直到小鹏的手臂完全康复。这期间小鹏不能开车了，5号车由雪虹驾驶，坚持数日，非常的不容易。大家都很关心小鹏的手臂，祝愿小鹏早日康复！

　　自驾车队行进中，前后车辆的联系都靠对讲机。我们车队的对讲机有二种，一是车载对讲机，直接安装在车内；一种是无线电对讲机，通过超短波调频实现通话，需要每天充电，可以离开车子使用。车队中跃林是这方面的专家，负责对讲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对讲机在车队行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指挥车队还可以调节气氛。

　　归纳起来，对讲机在车队中的作用有三：

　　一是进入一个城市或离开一个城市时，因为车多、红绿灯多、转弯多，头车需要通过对讲机指挥车队，告诉车队要前进的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转，前方道路情况，有否红绿灯等等。这时尾车要及时做出呼叫回应，告诉头车尾车已听到指令，车队已全部通过转弯，几号车遇到红灯了，车队全部通过红灯等等。如果车队拉得太长，尾车要告诉头车，头车就要放慢速度或停下等待。一般情况下，除头车、尾车外，其他车台都不说话，以免影响对讲效果，但遇到红灯则是例外。“吃红灯”就是大家很喜欢用的语言，如5号车被红灯卡住了，就报告：5号车“吃红灯”。通过红灯了，也要报告：尾车已通过红灯。我们的头车是旅行社的导游，尾车是6号车春荣，后来东娅坐到6号车，尾车的回应也经常由东娅担任，做得非常好。但在一些特殊路段，曾经有几次由跃林做头车，春荣为尾车，两人通过对讲机一前一后地指挥车队，他们经验丰富，配合默契，发出的指令准确，语言紧凑热烈，偶尔还会夹带几句俏皮话，语音语速都恰到好处，听着很令人振奋，也很享受。

　　二是车队在公路上行驶，前后车需要通过对讲机互相照应。比如需要超车，前面的车就可以告诉后面的车是不是有对头车，有对头车开来就提醒后面的车不要超车，没有对头车时就告诉后面的车适时超车。反之，后面有其他的车要超车，后面的车就告诉前面的车，有超车的，要给让路。前方有障碍，前方有警察，前方有测速等等，也通过对讲机告诉后面的车，后面的车通过了，也要报告：3号车通过障碍。尾车通过警察。尾车通过测速。后面的车有人需要上厕所，需要换人等等，也是通过对讲机告诉头车，请头车放慢速度或停车等待。对讲机的使用范围一般在1-2公里，车队行进过程中即使拉开一定距离，前后车也还是可以呼唤得到。丽珠是前后车相互关照中做得最好的，她总是及时提醒前面有对头车，后面有车要超车，需要“唱歌”了等等。

　　三是娱乐。自驾出行，图的就是开心，所以在车队正常行进的时候，大家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电波尽情聊天。东娅每天都通过电台给大家报告一下行程，唱唱歌，说说笑，我们称之为东娅广播电台。东娅广播电台每天开播，丽珠是最佳参与者，我们经常享受她们两人通过电台说唱，给大家带来轻松与欢乐。丽珠用粤语唱的“公海里”——恭贺你，雪虹说的笑话“同志们辛苦了”，跃林的迷语“一个裸体男人坐在石头上”等等，都是东娅广播电台的经典节目。

　　与东娅的认识应当是在哈尔滨，后来又有几次相遇。东娅的头发总是剪得短短的，身材比较壮实，说话声音低沉沙哑，大大咧咧的，不留神还以为是个男性公民。曾经她特意搂着我拍照，说要让你老公看了吃醋。东娅说“我从小性格就像男孩，是大院里的孩子头，经常跟人打架，小有名气。”听她说时，仿佛就看到她率领一群兄弟，挥动拐杖当武器，打得其他孩子满地跑，相当的威猛。现在的东娅每次出行也依然是率一拨兄弟——包括姐妹，当然不再是为了打架，东娅有种大将风度，似乎随时手一挥“兄弟们，给我上！”兄弟们就蜂拥而上。

　　有一年在厦门游览鼓浪屿登日光岩，同行残疾朋友中东娅的残疾程度和体重都是最重的，她拄着双拐一级一级地把自己百来斤的身体提上高台阶，但她并没有表现出沉重和艰辛，而是不时地用她的湖北腔说些逗乐的话，鼓励自己也安慰我们。大将是怎么炼出来的？不可或缺这种精神。

　　此次自驾伦敦，刚开始总听到有人叫“王总”。“王总”是谁？我听得糊里糊涂的。后来才明白了，“王总”就是王东娅，湖北省亚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首汽租赁里还有她的一个维修点。按说自驾伦敦必须是会开车有驾照的参加，没想到东娅是中国肢协轮椅·汽车俱乐部委员，还是汽车维修公司总经理，却不会驾车。15000公里的长途旅行，不开车我感觉更累，可她说和大家在一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