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无政府主义的先声——关于魏晋南北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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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儿子名叫曹睿，也就是魏明帝。曹睿的知名度并不高，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要用他来开个头。

魏明帝曾经下令办了一个在当时很震动的大案——太和浮华案。“太和”是当时魏明帝的年号，“浮华”是指这一案针对和打击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浮华之风。

当时，在曹魏京城洛阳，有一批“官二代”公子哥儿。他们不但出身显贵，而且才华横溢。这些人来往密切，经常凑到一起“交游清谈”。魏晋时期，人们很看重门第出身。这帮公子哥儿的一举一动，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在“交游清谈”中推崇谁，贬低谁，甚至能影响朝廷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

这就引起了老成持重之辈的不满。一些老派官员给魏明帝上书，说这帮公子哥儿“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毁坏风俗，侵欲滋甚”。魏明帝一看，大为不满，立刻下诏，要求严办。这就是“太和浮华案”。这些公子哥儿中带头的，有十几人，被罢官免职，政治上遭到沉重打击。

这是曹魏王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不过，因为后来魏晋南北朝的大事、特大事实在太多。相比之下，这件事就算不了什么了。

但是，太和浮华案却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大潮流启动的节点。

对“浮华”之风，老成持重之辈之所以特别反感，曹睿之所以严厉打击，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和西汉以来严谨、严肃、规规矩矩的儒家经学不同，“浮华”之风引领了完全不同的社会风气，而这种新风气很可能威胁到朝廷的统治秩序。

这种新风气，就是玄学。太和浮华案是玄学兴起的标志。

玄学，顾名思义，就是比较“玄”。相比正统儒学的秩序井然、刻板严肃，玄学最大的特征就是随性任意、天马行空。儒学讲究师承，老师讲学生学。玄学则崇尚清谈，没有规规矩矩的课堂，而是贵族式的沙龙。儒学讲究上下尊卑、我打你通。玄学则是平等自由，思想交流。

显然，玄学这一套，非常适合贵族公子哥儿的生活方式。大家生活优裕，多才多艺，都是“上等人”，在一起谈论一些高深莫测的话题。说到会心处，心有灵犀，相视一笑。此种“名士”境界，岂是那些大老粗能懂的？

世家大族，西汉后期就有了，到了东汉，兴旺发达起来。到了魏晋，更是盛极一时。非常适合世家大族公子哥儿生活方式的玄学，到魏晋也就迅速流行开来。世家大族的子弟纷纷投身玄学。

到东晋，主要的门阀世家都经历了“由儒入玄”的过程。当时，如果你要是只懂儒家经典，不懂玄学，简直就无法成为世家大族的“圈里人”。别人肯定把你看成土老帽。

儒学是一套非常入世的学问，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因此，儒学包含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表面上看，玄学因为“玄”，所以和佛教类似，是一套“出世”的学问，不问世事，高谈阔论，脱离实际，和儒学正好相反。

实际上，如果深入去看，就会发现，玄学“玄”的表面之下，也有一套和现实高度相关的政治哲学，并对应着特定的政治制度。

西晋有位玄学家郭象，他说，圣明的君主应该“无迹”“无心”。“无迹”就是不采取有形的政策，也没有明确的政策结果；“无心”则是君主漠然无想法，听任社会自然而然的变化。总之应该“无为”，正确的治国方法是“以不治治之”。

也就是说，玄学虽然不反对君主制——毕竟，他们的身份地位都以君主制为基础，但他们反对那种有为、能干的君主，他们想要的是清静无为、淡泊明志、无为而治的君主。

听上去是不是有些耳熟。好像和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无为而治”差不多啊。确实，玄学的源头之一就是道家，但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和道家之间已经有了深刻的不同。

汉初的“黄老之治”，是皇帝主动提出的对自己的要求，是对秦朝那种过分劳民的一种纠正，同时，也是对汉初生产凋敝、亟需恢复生产这种现实情况的充分体察。

当这些条件改变以后，汉朝就不再“无为而治”，而是积极进取了。汉武帝可是历史上少有的有为之君。到了汉宣帝，更是公开指出，汉朝的政治哲学是“霸王道杂之”，根本就不是什么“无为而治”。

而到了魏晋时期，要求君主淡泊明志的，不是君主本人，而是世家大族。这就很可疑了。说白了就是，看起来飘逸潇洒的玄学，实际上代表了世家大族一种强烈的政治主张，那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放纵”。

东汉以来一路做大的世家大族，到了魏晋时期，已经形成足以和皇权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在这种实力对比下，世家大族就有了相应的政治诉求。世家大族要的，就是不受皇权制约、任性而为的权力和空间。他们要高官厚禄，要成为人上人，但又不想成为皇帝和朝廷的“驯服工具”，终日辛辛苦苦地操劳政事。他们要更自由、更随意的生活。

从玄学的这种政治诉求中，可以看出一种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知识点，那就是：对那些类似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小政府乃至无政府的主张，我们不能只看到其中限制政府权力的一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面：政府权力被限制以后，谁的权力就能肆意扩展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魏晋玄学成为后世无政府主义的先声。虽然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无政府主张，但他们二者的精神内核是高度相似甚至一致的。

比如，他们都推崇“自然”。魏晋玄学强调自然，认为“名教出于自然”，人的本性最宝贵，人类社会越接近自然状态，越美好越完善。

无政府主义者也推崇“自然法”。认为成文法实际上是自然法的具象化，而自然法永远高于人定法。人定法如果和自然法冲突，一定是人定法有错误。而且，既然法律本质上来自于“自然法”，那么，政府当然就是多余的。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因为政府只会造出那些违背自然法的人定法。

再有，他们二者都主张限制、约束政府的权力，政府最好清静无为无欲无求。魏晋玄学是用“软限制”，也就是鼓吹君主“以不治治之”，渲染山林自然之美，最好君主天天游山玩水不问政事才好。

无政府主义者干脆主张取消政府。他们相信，没有政府这个终极暴力，所有冲突也就自然消失了。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就会实现和谐、稳定和发展。

而魏晋玄学和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一致之处，他们也一致地都没有明确说出来，就是：只有限制乃至剥夺政府的权力，其他的人，才能得到这个权力。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要的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放纵”。世家大族得势时，他们都很讨厌强力有为的君主。最好是找个小孩儿当皇帝，孩儿他妈也要性格柔弱、任人摆布才好。

无政府主义者公开要求取消政府，但他们绝不要求同时取消所有超越个体的人类组织。这样，当政府这种组织消失以后，其他层级的人类组织，比如财阀、学阀乃至黑社会才能“实现自由”。其他那些分散的个体，就成为这些“阀”们的供养者。

就算不能取消政府，也要小政府才好。政府太强势太能干，你让财阀黑社会吃什么？这些组织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相对分散个体的优势，不就没有了吗？

除此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一致性。那就是，他们虽然主张限制、取消政府的权力，但他们并不想全面代替政府去做治理国家之事，承担起国家全面的责任。那可太麻烦太无趣了。

魏晋时期那些热衷于玄学的门阀士族，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做日常治理国家的种种政务。他们占据了各种资源，但却不履行相应的职责。“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国家大小事务，一概不懂。

南朝齐武帝曾经轻蔑地说这些世家大族：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侯景之乱中，很多平时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世家人物，却“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促者，往往而然”。

正是世家大族整体治国能力的急剧下降，导致南朝国家长期萎靡不振。南北朝之间的差距，由此越来越大。最终，北朝南下，消灭了南朝，结束了南北对峙，重新统一了中国。南朝的失败，充分证明了世家大族治国能力的低下。他们不让皇帝多管事，他们自己也逍遥自在不管事。国家就是这么败坏下去的。

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样轻视、无视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在他们设计的政治方案中，国家权力最小化甚至消失之后，并无其他人来治理国家。各种“阀”一方面得到充分自由，可以尽量攫取各种利益；同时，“阀”们对国家、对社会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对国家，他们没有什么是必须做的。他们永远都要“自由选择”。

可以想象，这种国家——如果还能叫国家的话，必然像南朝那样衰弱下去，最终被国内或国外的某个强人轻松拿走。所谓限制国家权力，实际上就是放纵那些“阀”的权力，而代价，则是整个国家的受损乃至消亡。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之所以发人深省，就在于在通过其剧烈的变迁，能看出很多人类社会深层的规律。这些规律，在太平盛世往往不明显。但是，不明显不等于不存在。读史可以明智，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