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自由对说唱歌手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吗？

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事。

在昨晚的金曲奖颁奖礼上，来自颜社的Leo王夺得“最佳国语男歌手奖”，他在领奖时说，身为创作者，他一直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创作自由是最重要的事。

Leo王一连用了五个“最重要”，可见创作自由在他心里的重要性已至无以复加的位置。

Leo王此言一出，有人扯到了正攵治上，说他是台犭虫，有人说他在隐射内陆，暗讽内陆没创作自由，总之，他的得奖感言视频已经在微博被河蟹了。

Leo王得奖后，很多人问“这谁啊”，作为说唱歌手，Leo王的名气的确远低于跟他竞争“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李荣浩。去年年初我在北京有幸采访过他，如果你不知道Leo王是谁，可点击右侧链接了解一下如果你懂醇厚和自由，那你会懂颜社。

台湾的创作环境相较内陆更宽松，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便是例证。

小人刚参加完今年《中国新说唱》体育馆海选，他的代表作《凶手不只一个》就被网易云下架了，我问他想对此说什么，“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想说的，我很用心地去生产这首歌，自己也很相信这首歌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认为它的生命不会因为下架而消失 。”

热狗最近发行了新专辑《废物》，对比该专辑台版和内陆版，会发现二者有所不同。首先，台版有《就让子弹飞》，而内陆版删掉了这首探讨“台湾死刑存废问题”的歌曲；其次是歌词的改动，以《吉娃娃》为例，原版的“我这就是这么厌世”改成了“我就是这么偏执”，“我早就已经死了，我在躲死神”改成了“我早就已经死了，我是活死人”（所以如你所见，新说唱里“活死人”改成了“Woken Day”），“讨厌的东西太多，只好讨厌世界”改成了“讨厌的东西太多，只好讨厌视线”，“每天来点负能量”改成了“每天来点酷能量”。

在《中国新说唱》里，歌词的改动也很明显，以功夫胖VS杨和苏为例，功夫胖的原版歌词“在网上演Thug Life”改成了“在网上演士大夫”，“我的歌在hater心里下了冰雹”改成了“我的新歌在他们心里下了冰雹”。去年功夫胖的歌词改动也很多，去年被淘汰后，功夫胖在微博上表示：“如果把我的文字绑上了‘安全带’并且在大量歌词删节的情况下演出，就像剪掉刺的玫瑰失去了所有锋芒。”

杨和苏也是被要求大幅修改，“我就是拿破仑二世”改成了“我就是发火地burst”，改成了“属于我的国度，叫我华盛顿Hip-Hop的国父”改成了“属于我的夺目，将我化身成 Hip-Hop的火炉”，“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旧的世界也该落幕了”改成了“新的事态已经来临了，旧的直接也该落幕了”。

Leo王说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我不认为创作自由等同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自由当然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创作应该是有底线的，给听众以正确引导的，此谓创作的责任。但是，如果创作过于束手束脚，创作者过于畏首畏尾，那么作品必定大大折扣。说唱可以有创作限制，但吊诡的是，说唱歌手们始终不清楚到底哪些字眼不能提，以至于作品审不过或是莫名其妙地就被下架了。

官方是时候出一本《音乐创作敏感词大全了》。

所以，内陆的说唱歌手应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妥协。

杨和苏说，他们这一代是中文说唱过渡期的产物，要学会妥协。

杨和苏相信，二十年后的说唱歌手不用再妥协，最终实现创作自由。

回到标题，创作自由对说唱歌手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吗？我的答案是，心里可以这么去想，但在行动上需谨慎，因为对于多数说唱歌手来说，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事。

至于杨和苏所憧憬的二十年后的创作自由，除了妥协，还应该再加两个字。

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