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那些和议及影响
两宋的那些和议及影响
序言：
两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与科技的顶峰，但是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汉族帝国中最为弱势的时代。自秦汉以来，中原帝国在于北方的征战中，虽也有弱势时代，但如两宋那样已经习惯性的割地纳贡却是极为罕见的。宋辽之间有宋辽岁币，宋夏之间有岁赐，宋金有岁币，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本质上都是宋朝方面对北方政权的经济纳贡。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每年几十万两匹的岁币就无足轻重。而且宋朝虽然富裕，却也极为贫困缺钱，更关键的是岁币对两宋各方面都有极为严重的影响甚至是扭曲了宋人的心理。
宋辽战争与澶渊之盟开启宋朝岁币先河
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与契丹，使得中原在与契丹作战中无险可守，经常陷入被动状态。后北汉成立，辽国又支持河东北汉与中原长期对抗。后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不甘心河东和幽云成为契丹威胁中原的根据地，对北汉和契丹进行了多次征讨。虽然最终灭了北汉，也收复了幽云南部一些地区，但幽云大部仍在契丹手中。而且雍熙北伐，宋军二十万精锐失败，更是使得宋朝和太宗对经略幽云产生了畏惧心理，而辽国则更加轻视北宋。宋真宗时代，辽国继续奉行南下政策，并一举南下中原重现耶律德光当年灭晋的狂想。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与圣宗大举攻宋。闰九月，辽军会集固安，攻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威虏军、北平寨（今河北完县东北）、保州，均末克。后转攻定州，被阻于唐河。遂移师东向瀛州，并利用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试探议和。十月，辽集兵攻瀛州，十余日不克，伤亡惨重，十一月，转兵攻天雄军（今河北大名东北）不克，南下破德清军（今清奉西北），威逼澶州（今濮阳），袭取通利军（今浚县东北）。大将萧挞凛在澶州察看战地时，中宋军伏弩身亡。辽失主将，士气大挫，军心厌战，且恐宋屯镇、定二州重兵袭击侧后，亟谋妥协。宋以澶州为决战战场，集中兵力与辽军相持。真宗临阵督战，以振军心。
战至时候，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契丹方面尽管他们这次出兵进展顺利，但是战线拉得过长，补给非常困难，再加上孤军挺进宋朝腹地，万一战败，后果不堪设想。萧太后本身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在出兵之前，她已经做好了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见辽军初战失利，加上孤军深入，恐难取胜。于是就听从了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赴入澶州转达了自己罢兵息战的愿望。而北宋方面，虽然将辽军大将萧挞凛射杀，但是战线已经摆在了黄河一线的澶州，虽然赖老将李继隆坚守澶州，但如若辽军绕道攻击他处，如何应对。而宋真宗本身就无有军旅生涯，也希望早日停战议和，故派出殿直曹利用作为使臣去与契丹洽谈议和事宜。
曹利用领命去了辽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瀛、莫二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宋辽在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达成的协议，历史上称之为澶渊之盟。而就协议本身内容而言，约为兄弟之国，后世按资历排辈，还算是平等的，对宋朝没有实际影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尊严受损问题。而开设榷场，也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双方可以互通有无。最关键的是边界问题和军费问题。边界方面，虽然双方答应放弃瀛莫二州，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宋朝对幽云其他地区及辽国后来攻占的易州也必须放弃声索要求，而且此次划界只是划定了河北路的疆界，而河东路不在此内，为日后河东界务纠纷埋下了隐患。军费方面，“助军旅之费”，实际上就是辽国要让宋朝为这次辽军师出无名的南征来买单，而且要以后常态化。虽然用的称呼不是岁币，实际上则就是要宋朝纳贡，是不是纳贡的纳贡。
而具体的数额，双方是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的，大体上来说，这个数字双方都可以接受，但宋朝原计划的底线要比这个高的多。
澶渊之盟大范围来说还勉强，但实际上是宋朝在军事形势并不是太失利的情况下的政治外交失利。虽然双方都有困难，但是困难更大的是辽国。辽军虽然推进到了黄河沿岸，但是河北其他地区尤其是关键的枢纽地带真定、中山、大名府等城，辽国并未占领，而且宋军河北路主力傅潜等部仍然固守要害，辽军有后顾之忧。杨延昭、魏能、田敏等将则率军袭扰辽军后方，辽军如果不退却，极有可能后路被断，陷入进退维谷之地。但是宋真宗却不顾宰相寇准和军方强硬派的主张，执意要议和。当然虽然打下去，不一定能收复幽云，但是向前推进边界线，收复易州桥头堡还是可以做到的。
澶渊之盟的影响
不管形势如何可以假设，也如何可以有利，宋真宗决议议和，而且也愿意接受丧失幽云和事实上的纳贡，澶渊之盟最终达成了。从积极的角度而言，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其次，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再次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但是澶渊之盟日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首先，宋朝事实上放弃了幽云大部和易州地区及五代初期失守的营平、河套等地区的归属权。以后宋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这些地方只有地理上的概念，事实上已经不认为这些地带的人为同胞了。
其次，宋朝承认了辽国与自己同为一朝，约为兄弟之国事实上既如此，也就意味着宋朝某种程度上无法继承汉唐正统，起码是这种继承是不完整的。
再次，虽然无岁币之名，却有岁币之实的所谓“助军旅之费”，相当于宋朝承认了辽军南下的合法化，并主动为之买单，而且答应常态化。无形之中政治上失分，更加重了经济负担。
再之，宋朝对澶渊之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日后几十年间忘却备战，河北禁军与地方军日渐堕落，兵备废弛现象极为严重。
再之，澶渊之盟的达成，使得军方的利益和话语权逐渐丧失。战后不久，老将李继隆去世。十余年后杨延昭、田敏、秦翰等去世。而以后活着的名将如曹玮、马知节、王德用等则被不断的排挤。不知兵的文臣掌握了西府即枢密院的支配权。
再之，澶渊之盟的达成，为日后宋朝在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中开创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打不赢就拿钱换和平，一代又一代的苟安心理在宋朝皇室和民间乃至军方生根发芽，埋下了无法去除的隐患。
澶渊之盟的负面恶劣之影响，大部分都是逐渐发酵的，是长期性的，但岁币问题则是现实发生的，年年发生的。虽然看起来，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对当时已经逐渐进入繁荣期的北宋影响不大，但实际上不是个小数目。十万两白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北宋建立以来，各方面都已经恢复并在发展了，白银的产量也在迅速的增加。太宗至道年间，白银岁课在14.5万两，仁宗嘉佑年间达到41万两多，徽宗时代更是达到了186万两。此外两宋时代白银虽然已经进入了流通领域之中，但日常交易用白银的还极为少见。所以每年给辽十万两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而关键是绢。辽人虽是夷狄，却也是有品质讲究的，他们收岁币主要只收天下织绢的头品：河北绢。那时的河北绢，是中原的特殊财富：质量厚重紧密，属于绸绢里的上等佳品。一匹10两重的河北绢，质地超过12两重的浙江绢，更不要说工艺上的精美程度。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绢在市场上依然比南方最好的蜀绢要贵二、三百文一匹。当然，也有某些记载说“京东绢”才是北宋第一佳品。但在北宋帝王们眼里，京东绢并不好使，宫廷用绢都首取河北，只有不够用的情况下才用京东绢替代。追求奢华的宋徽宗作画用的底材也都是用河北绢。而澶渊之盟时，河北绢尤其难得。五代宋初河北久为战场，辽邦统治者为了打击宋朝民生，刻毒的下令辽兵毁掉河北桑蚕业，特别是纵火焚烧和砍伐桑林。兵之所过，“沿途民之园圃桑柘，必夷伐焚荡”，以致富饶的华北平原“农桑废业，户口减耗”。幸存的桑蚕资源，还得负担几十万宋军的衣料需求，宋廷手上的河北绢真心不多。所以澶渊和议时，对于三十万的岁币数量，朝堂一片哗然，反对声浪极大：“朝论皆以为过”，“议者多言岁赂契丹三十万为过厚”。还是宰相毕士安出来替真宗解围，认为“不如此，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
三十万两匹的数字是不小，不过要是只算经济账的话，总体上宋朝受益巨大。比起打仗的军费开支，岁币实在微不足道。澶渊和议之前，宋朝从江南榨取的财富，大量填到防御辽军的战争中。“捐东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这还不够，皇帝还得从自己的内库里掏钱补贴，一年得好几百万贯。即使这样，压力依然很大，“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戍兵倍增”。 而澶渊之盟后，天下太平，北宋迎来一波经济奇迹。华北平原“旷土尽垦辟，苗稼丰茂，民无差扰，物价甚贱”。宋太宗末年，全国总垦田为312万顷，仅比宋太祖时代上升6%；而真宗天禧五年（1021）垦田数暴涨到525万顷，升幅68%。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来年的中国，到澶渊之盟后，才真正享受到太平红利。有的回贴斤斤计较白银的流失，其实宋朝通过两国贸易，又可以把白银赚了回来。宋人将“缯帛、漆器、粳糯”卖给辽邦，而收取的是“银钱、布、羊马、骆驼”，数量颇丰，“岁获四十余万”。由于辽国的产品需求不能不仰赖对宋进口，宋人依仗强势的制造业“以我不急（之物）易彼之所珍”，因而即使岁币后来加到五十万银绢，依然是“岁相乘除，所失无几”。越到后来，贸易收益越大，到北宋末叶，对辽岁获盈利高达“百有五十万”（《三朝北盟会编》）。所以宋人甚至形容岁币支出不过是“皆出于榷场（交易市场）岁得 之（利）息，取之于虏而予虏，中国初无毫发伤也”。更何况，宋朝的岁币也不是白给的。日后宋廷通过增币为条件，成功挑起辽夏战争，辽国吃了惨败，国力大损，宋朝以年增二十万岁币而换取弱辽数十年，也算有失有得。岁币对于辽，更是一笔割舍不掉的收入。堪称辽国自废武备的压舱石。宋仁宗继位初，天圣二年（1024）年冬，边界上盛传辽兵将要入侵，一时人心惶惶。而雄州知州高继忠却毫不当回事，“契丹岁赖吾金缯，何敢渝盟？！”，意思很清楚：我们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和平，敌人会舍得扔？ 后来果然是一场虚惊。神宗初年，西夏请和，大臣郭申锡很高兴，他认为：“二虏（辽夏）赖岁币甚厚，渝平岂其所利”。至少辽国是被岁币给买垮了，自澶盟之后，辽的武备一代不如一代，直到被女真人的旋风吹进历史的垃圾堆。辽国虽然版图辽阔，但真正有质量的地方除了幽云十六州，就只有渤海地区强点。渤海比起宋朝内陆充其量就是二三流的水平。 契丹平定渤海初期，每年榨到的油水才“细布五万匹，粗布十万匹”，这样的底子，即使到辽代后有所进步，亦极有限。至于幽云十六州地区，真正达到宋朝发达地区水准的，也只有幽州、涿州、蓟州等寥寥几地。且要考虑辽在幽云的统治成本，因为害怕汉人的反抗以及中原的北上，辽需要维持重兵，按照汉法保持一套庞杂而昂贵的官僚机构，这样一来，净收益就有限了，运作得不好甚至会负收益。
虽然经济上三十万两匹不构成什么太大的负担，也确实使得边境得以稳定太平了，但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负面作用依然远远大于正面作用，岁币固然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和平红利，但宋朝迫于内部矛盾，没能抓住和平良机，腾出手来联合吐蕃、回鹘一举解决西北的党项，终致党项崛起，陷北宋新的威胁之中。
宋神宗时代致力于改革，力图富国强兵，复汉唐故土，但最终困于两线作战的压力，向西不能灭夏，打成消耗战，对辽则不得不割地妥协，终宋不能再振。汉有白登之盟而不辱，在于汉朝没有虚度用耻辱换来的七十年和平光阴，富国强军，终报匈奴。宋之不振，唐季以来兵痞凌上之风是其一，太宗毕生困于内斗，没能好好培养一个强力继承人，为他搭建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是其二。澶渊之盟不复白登于汉，惜乎！
宋夏战争爆发与庆历和议及庆历增币
宋辽澶渊之盟后，和平的红利确实来的比较迅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有作用的。在澶渊之盟前的咸平之治时，北宋收入大大超过了唐朝。之后到了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度的各项收入是唐朝的七倍。遇到了天灾的年份，年收入仍然达到唐太宗时期的三倍左右。粮食亩产量从唐代2石提升到3石。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宋朝开始真正进入繁荣富庶时代。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真宗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得意了一阵子。不料王钦若却也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王钦若的话，本来是要贬低寇凖的，但却同时给爱虚荣的赵恒泼了一盆冷水，从此怏怏不乐。王钦若极为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他看出赵恒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于是建议赵恒举行封禅大礼。之后宋真宗先后进行了浩大的东封西祀的活动，花费掉的钱财高达千万贯。但是就在宋真宗满足于和平的同时，新的战争隐患也在酝酿之中，那就是西部党项的威胁。
其实就在澶渊之盟前两年，党项攻陷西部边防重镇及中外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灵州，就已经是西部边防隐患的开端了。澶渊之盟的同年，党项首领李继迁去世，李德明刚即位。曹玮就上书主张趁李德明刚即位，立足未稳，迅速出兵剿除。但是宋真宗不愿开启战端，不采用，最后终在仁宗时代酿成大祸（“继迁擅中国要害地，终身旅拒，使谋臣狼顾而西忧。方其国危子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无以息民。”当是时，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寝其书不用。）
自李德明即位到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开始，这三十多年里，李德明、李元昊父子采取了西攻东守的策略。李德明一方面故作谦卑之态，不断向北宋称臣进贡，换取北宋的大量巨额赏赐，以及北宋对其的放松戒备。另外也向辽国称臣，得到了册封。但是在西部，以灵州和原有定难五州为基地大力向河西走廊扩张。先后击败吐蕃和回鹘，夺取西凉府、甘州、瓜州、沙州等地，打败辽圣宗耶律隆绪，势力范围扩展至玉门关和河西走廊。且专注于经济发展，促进辖区内农业发展。天禧四年（1020年），迁都兴州（今宁夏银川）。天圣六年（1028年），册立长子李元昊为世子。一生辛苦经营，不但保存祖先基业，并且不断扩张势力，为西夏建国奠下了坚稳基础。李德明晚年，就已经欲正式称帝了，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就去世。李德明去世后，李元昊即位。如果说李德明想称帝的话，他的手法是不断的逼迫宋朝承认，步步为营，方法是温水煮青蛙，是沉稳内敛的。而李元昊的表现则极具攻击性和挑战性。李元昊对宋、辽的封爵都不感兴趣。不断的傲慢和挑衅宋朝使节。并废除唐、宋“赐”给党项王族拓跋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号“兀卒”，此外还在服饰、文字上有意摆脱中原影响。很明显这已经是正式向宋朝宣战的信号了。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宁夏银川）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和父母谥号、庙号、墓号。又封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谐西凉府祀神。次年正月，李元昊以臣子的身份，遣使到宋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皇朝的关系及其功劳，说明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李元昊的称帝请求自然遭到了北宋举国上下的朝野反对。宋仁宗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三年之间，双方大小战役无数，但在最关键的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之战中，宋军是接连战败。名臣韩琦、范仲淹也相继被贬值。虽然宋军屡战屡败，也扬言要复仇，但是连番作战失败，使得宋朝已经再度萌生了花钱买和平的意愿。而西夏方面，虽然连战连胜，但也都是惨胜，毕竟比起西夏而言，北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回旋余地大。西夏不仅没能实现饮马关中的野心，自身也损失不小。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北宋与西夏达成协议。和约规定：西夏向宋称臣并取消帝号，元昊接受宋的封号，称夏国主；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的人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以及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地全部归属宋朝，双方可在自己疆土上自建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宋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要求，于是宋夏正式达成和议，史称“庆历和议”。1045年，大宋应元昊请求，在边境设置贸易市场，恢复了贸易往来。以后几十年间，双方在边境地区经行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庆历和议，对于宋夏双方高层都是可以接受的。于西夏而言，损失的只是名义上的取消了帝号，但无论是西夏内部，还是辽宋两强，事实上都默认了西夏称帝。而具体的实际利益上，西夏每年能得到北宋数万两白银和十多万绢以及几万斤茶叶的经济利益，同时还能通过榷场交换自己急需的物品，所以说还是有益的。而北宋方面，一举消灭西夏当然是好，但已经不可能。通过和议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西夏取消了帝号，重新称臣，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其实宋朝也恐怕就在乎个名义了。而在具体的实际利益的方面，宋朝真的是很大度了，也真的怕是不在乎那几个小钱了。而庆历和议的达成，也使得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中途夭折。北宋土地兼并问题、三冗局面及积贫积弱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反而因为庆历和议的达成，重新得到了恢复并继续恶化，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就在宋夏战争进行中，辽兴宗借北宋内外交困，迫宋增加对辽岁输的金帛的历史事件。在交涉当中，辽国一方面将大军集结幽州一带，随时准备南下，另外一面派遣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与北宋交涉，他们带去了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就以下四个问题对宋朝进行指责。一，周世宗不该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二，宋太宗进攻燕蓟，师出无名；三，李元昊与辽有甥舅之亲，且早已向辽称臣，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四，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在提出各项指责后，还提出应将原辽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对于辽国的外交讹诈，宋朝方面其实是有准备的。而且在辽使来时候也已经提前知晓了辽国方面的条件。但是北宋和宋仁宗方面仍然表现的很被动。宋朝回复辽方的使节是枢密直学士富弼。富弼当时不到四十岁，依然是血气方刚之年，而且为人刚正，对辽国的要求是据理力争，表现的是不错的。但是宋仁宗态度软弱，缺乏坚定、明确的立场，他除了复信外，又带去了妥协退让的口信。后富弼赴辽途中他怀疑国书与口信不一致，发书视察内容，果然不同。又驰还见仁宗，仁宗同意惠换国书。最后交涉的结果是宋朝每年在原有的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的基础上再增加十万两、绢十万匹，这样就达到了二十万两白银和三十万匹绢总计五十万两匹。而且给的名义是“纳”，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仁宗也委曲求全予以应允，而条件是辽朝须约束西夏与宋和谈。因此，在辽、宋和好之后，辽、夏关系恶化，辽、夏之间爆发了战争，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均遭失败。而西夏也愿息兵，仍旧向辽朝称臣进贡。这次宋辽交涉史称庆历增币或重熙增币。
庆历增币及庆历和议的达成，是宋辽、宋夏交往中的又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宋朝继澶渊之盟后又一次的花钱买和平，并且实现了。但是宋朝没有想到的是，或许也是不愿意想到的是，能战方能言和。澶渊之盟、庆历增币及庆历和议能够达成，是在北宋尚有相当的实力及宋辽、宋夏势均力敌或者三方互相牵制下的产物。换言之当时的两方或者是三方实力是大体均衡的，故而可以花钱买到和平，但是如果这种均势的局面被破坏，一方的实力已经具备碾压优势的时候，花钱不仅买不到和平，而且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是抱薪救火，还会是灭顶之灾。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北宋也是两宋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个人而言，宋仁宗是个好人，就皇帝而言是个守成之君。但宋仁宗时代也是宋朝三冗和积贫积弱局面的最终形成及发展时期。宋仁宗时代，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他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如果放在汉唐大一统时代，宋仁宗这样的毛病或许还出不了大问题。可惜放在北宋尤其还是积贫积弱定型的时代，又遇上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只会让国家更弱。
宋仁宗时代，是如今宋朝电视剧题材最多的时代，也是大臣比皇帝都有名气的年代。北宋的有名望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包拯、狄青等都生活在宋仁宗时代，耳熟能详的小说演义的七侠五义、展昭和白玉堂也都以宋仁宗时代为背景。但是就皇帝而言，宋仁宗不是没有识人之明，而是缺乏决断力和勇气。明代大臣谢肇淛就评价道：“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蔡东藩也评价道：“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晚清学者秦笃辉的评价则更是精炼：“仁宗之弊，患在废弛。”
靖康耻耗尽北宋所有财富
宋仁宗时代积弊已深，死后英宗即位。不过英宗在位时间只有四年，根本无力也没有时间做出改变。神宗即位后，王安石为相进行了变法，后来虽然王安石被多次罢相，但变法仍然在进行。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也正赖神宗的坚持，宋朝在神宗时代国势是有所起色，国家财政收入得到了迅速的增加，对西夏作战虽然无法灭亡西夏，却也有所进展，通货膨胀的现象得到了抑制。
宋神宗因常年在保守派和变法派的争斗中竭力坚持，加上对夏作战不顺利，他也不可能根本上变动祖宗之法，使得他心力日益衰竭。在位十八年后最终去世，年仅三十八岁。神宗死后，年仅十岁的赵曙即位，即宋哲宗。哲宗即位因年龄太小，早年事宜全在太皇太后高氏和司马光等守旧大臣的掌握之中，新法尽皆废除。元祐八年（1093年），高氏去世，赵煦开始亲政。赵煦亲政后，下令绍述并实施元丰新法，罢旧党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在军事上重启河湟之役，收取青唐地区，并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哲宗亲政七年内，重新奉行其父和王安石的主张，大力变革，但是哲宗虽然有雄心壮志，但是其太过年轻，缺少父亲的威望，加上新旧两党之间除了政治主张外，还夹杂了太多的利益和党争及地域色彩，变法的成效已经大打折扣。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赵煦病逝，年仅二十五岁。
宋哲宗无子，去世后其弟端王赵佶即位，即宋徽宗。宋徽宗即位之后启用新法，但是宋徽宗重用的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政治形势是一落千丈。从宋神宗以来，虽然经历了元祐更化几年的变革，不过新法却基本一直在实行，但是新法在徽宗时代已经完全走样了。神宗、哲宗时代新法所带来的财富大部分被各种封桩库所封存，主要是用于对西夏作战，以及赈灾等公益事业，还算是用于正途。而徽宗时代，对民间的勒索更甚往昔，使得封桩库的财富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长，但这些财富的用处则主要用于了大兴土木和皇室成员享乐。
宋徽宗时代，北方的辽国已经衰落，女真金国已经开始崛起。已经和辽弭兵修好一百余年的北宋统治集团，为了从辽朝手中夺取燕云十六州之地，于重和元年(1118年)遂遣使从海路赴金，商议联合灭辽事宜。 此后，金宋使臣频繁接触，至宣和二年（1120年），双方商定：金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取辽南京析津府，辽亡后，宋将原给辽之岁币转纳于金国，金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归宋朝。海上之盟签订后，金宋果然合力灭了辽国。但是辽国灭亡以后，宋朝变相失去辽国作为它的屏障，以阻挡金兵南下。
在宋金联合灭辽的过程中，宋军孱弱的战斗力为金国所亲眼目睹，金国也由此产生了灭宋的想法。辽国灭亡后，双方因为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等问题发生冲突，最终金兵果然于辽亡后大举南侵宋朝。 靖康元年（1126），北宋便在朝政败坏，国力和军力不振的情况下，遭强大的金兵攻克其首都汴京及中原一带的领土，酿成靖康之变，次年，徽钦二帝被俘，立国167年的北宋灭亡。
就在金军大举南下的作战中，北宋官军虽然也不乏忠勇之将，但是北宋徽钦二帝昏庸无能，战和不定，致使河北、河东沦陷，金军兵临汴京城下，大量索取财物。北宋对于作战犒军是抠抠索索，对于给金国财富倒是十分大方。但是索取了巨额的财富，不仅未能满足金国的胃口，反而更刺激了金人的胃口，最后再次南下，直致攻下汴京，俘虏了徽钦二帝和皇室后妃成员以及官僚集团成千上万人，还有无数的百姓去往东北。金军南下灭宋，给中原造成了比永嘉之难都难以比拟的破坏，史称靖康耻。
单就财富而言，海上之盟联合灭辽、赎取幽云及靖康耻这基本上将北宋167年来因经济社会发展所积累的财富全部耗光了。关于损失的具体数字已经无法统计了，姜锡东先生在《宋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中对此有论：“有记载说，金兵共掠走金213800 两，银子7145000 两。可以肯定，北宋政府积蓄的金银被掠夺殆尽。”而实际上这恐怕只是一次性抢劫的数字而已，北宋在金军兵临城下时候交出的远不止这些，而是这些的好几倍也不止。在《宋史.刘豫传》中有载：“得金一百二十余万两、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米九十余万斛、绢二百七十万匹、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第 398 页），这已是绍兴七年，由此可见，还有部分的原北宋政府积蓄的金银被伪齐政权所接收、掠夺。可以肯定的说，靖康耻所损失的财富单就金银布帛的价值而言也差不多相当于晚清马关条约所赔偿的数字了。
宋金战争与绍兴和议及宋金岁币
虽然北宋灭亡了，金国获得了极其庞大的财富，还俘虏了北宋两位皇帝及大量后妃、官僚和臣民，但宋朝并没有亡。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在靖康之变时身在外地募兵勤王，成为徽宗直系后裔中唯一的残存者。在北宋被灭亡后，赵构在众人拥戴下于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称帝，改年号为建炎元年（1127），即宋高宗，而散落在河南、山东、河北及陕西的不少勤王的军队纷纷向赵构开始集结。
金国在灭亡北宋后，继续南下河南其他地方和山东，并进军陕西。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元年（1131年），金军对南宋赵构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赵构在应天府呆了才一年多，就被迫南下江淮逃亡到杭州。后来在杭州又遇到了苗刘兵变，后赖文臣吕颐浩、张浚和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起兵勤王，宋高宗得以复辟。建炎三年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即率臣僚南逃。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随后又逃到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并自明州到定海（今浙江省舟山市），漂泊海上，逃到温州（今属浙江省）。这段时间是赵构一生中最颠沛流离的时光，也是最害怕恐慌的时光，金兵是搜山检海捉赵构。
建炎四年（1130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赵构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省绍兴市）、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等地，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行在。金兵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兵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议和的筹码。他对主和派秦桧予以重用，任为宰相，竭力压制岳飞等主战派的要求。绍兴元年（1131年），赵构升杭州为临安府，定为“行在”(陪都)，实为首都。二年（1132年），高宗迁都杭州，南宋朝廷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自绍兴元年之后，宋金战争的局势已经有所改观。南宋已经不再像北宋时代和宋金战争初期那样一路的兵败如山倒。同时在宋金战争中，岳飞、吴玠等新的将领开始崛起，成为南宋新的支撑，并和老资格的韩世忠、张俊、刘光世齐名。而金军方面，扶持的伪齐政权不得人心，在江淮和京湖战区接连失败。岳飞收复襄阳，不仅巩固了汉水和长江流域，也拿下了一块前进基地。而陕西方面，吴玠在和尚原、仙人关之战中击败金军，巩固了蜀口大门，确保了四川的安全。
绍兴六年（1136），岳飞为率军北伐伪齐，收复今豫西、陕南大片失地。继而宋军又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大败伪齐军，迫使金廷于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废除伪齐政权，将其所占陕西、河南地归还南宋，双方达成和议，暂时停战。
宋金议和后，宋尽撤淮南守备。金太宗完颜晟死后，完颜宗弼晋升都元帅，于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年）五月，撕毁和约，分兵四路大举攻宋。完颜宗弼所率主力军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为宋将刘锜所率八字军击败，退回东京。川陕方面，四川宣抚使胡世将督吴璘、杨政、郭浩和邵隆等部在川陕大举反攻，收复了陇右部分地区和关中部分地区，兵锋直逼关中和河东一带。而中原方向，岳飞乘势反击，屡败金军，收复郑州、陈州（今河南淮阳）等地。并命梁兴等人潜渡黄河，深入金军后方，联络两河义军，形成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东京金军的有利态势。
正当各路宋军准备举兵收复中原之时，赵构为向金朝乞和，强令各路宋军退兵，所复失地又沦金军之手。次年四月，赵构解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之兵权，到临安枢密院任枢密使、枢密副使。次月，秦桧、张俊及其党羽开始阴谋诬陷岳飞。八月九日，岳飞被免去枢密副使一职，被迫回江西庐山赋闲。但高宗及秦桧、张俊的诬陷和迫害却依然在进行，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投入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狱中，此前其长子岳云也已下狱。
而就在高宗、秦桧、张俊等投降派诬陷岳飞的同时，宋金之间的谈判议和也在紧张的进行中。十一月初七，宋金达成和议，主要内容是：
宋向金称臣，金册宋高宗赵构为皇帝。每逢金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须遣使称贺；
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
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
而绍兴和议后才一个多月的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赵构下达命令：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
绍兴和议后，金国归还了宋徽宗的灵柩和放回了宋高宗赵构的母亲韦太后。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绍兴和议是极为不平等的，是宋朝的耻辱。宋辽澶渊之盟虽然宋朝给了辽国不少岁币，边界上虽然被迫放弃收复幽云等地，却也没有让出实控区，而且双方是兄弟之国是平等的。宋夏庆历和议，宋朝也给了岁币，不过名义上是赐予的，也还有个名分是高于西夏一等的。而绍兴和议，南宋要向金称臣，赵构这个皇帝还得金国册封，虽然是个名义和形式，但事实上和心理上对南宋的羞辱是显而易见的。而边界方面，唐邓商秦四州当时都在南宋的实际控制下，却不得不割让。而且川陕方向重要的关口和尚原在胡世将、吴璘等百般劝阻下依然被高宗、秦桧所割让。而岁币方面，南宋拥有的只是原北宋约三分之二的国土，富庶的河北、河南及陕西河东都已成为金国地盘，在残缺的版图上，南宋要搜刮银绢总计五十万两匹，实在是不小的数目。而且这次的名义已经不是岁币了，是岁贡，是真正的进贡了。
而绍兴和议更重要的是在和议之后，赵构、秦桧将宋金战争中撅起来的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重臣也都被罢免、杀害。岳飞只是最出名的一个，而其余被迫害的仍然有许多。文臣方面，素来与秦桧不和的重臣赵鼎、李光、胡铨都被贬值，发配到偏远地带。而主张抗金和加强防务的四川两任统帅胡世将、郑刚中也因与秦桧不和一个在绍兴和议时去世，一个被折磨致死。而军人方面则更为严重，韩世忠在岳飞被迫害前就已经被秦桧、张俊诬陷，赖岳飞保全及赵构信任，韩世忠最后得以安享晚年。而张俊虽然伙同秦桧诬陷韩世忠且杀害岳飞，但最终也被罢兵权，罢职还乡。杨沂中因为是高宗的贴身扈从将领，深受赵构信任故得以幸免，但也是意志被消磨。在商虢一带素有威名的名将邵隆也在几年后暴卒。而岳飞所部残存的猛将牛皋也被秦桧杀害，被迫在迫害岳飞中持中立沉默态度的岳飞的副帅王贵后来也被调往福建终老。而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岳飞的京湖军则在秦桧、张俊的庸将田师中的迫害打压下成为了战斗力最弱的一支军队。顺昌大捷的名将刘錡在三大将被罢兵权时候，尽管岳飞请求不要罢刘锜的兵权，但刘锜仍被罢军权，改任为荆南府（今湖北江陵）知府，后任闲置。这样，绍兴和议结束后的几年内，中兴将领中手握兵权的只剩下川陕方向的吴璘了。吴璘因为偏居川陕蜀口方向，天高皇帝远，加上四川情况特殊，吴璘才得以继续掌握兵权。
宋金战争再爆发和隆兴和议
绍兴和议给宋金双方维持的和平是有限的，南宋方面，赵构是希望这是永久和平。绍兴和议后，秦桧继续专权长达十三年，排斥异己，粉饰太平，权倾朝野。高宗与秦桧在对武将的猜忌和对金国妥协上是一致的，不过二人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有矛盾的。早在秦桧刚执政的时代，就有提出了若天下无事，则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说法。立即朝野大哗，弹劾秦桧的奏章雪片般飞向赵构的案头，就连在和、战中摇摆的赵构后来也不禁叹息道：“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秦桧一直主张对金国是近乎完全投降的，赵构虽然害怕金国，不过他毕竟身为皇帝，不能太露骨，他虽然已经事实上放弃了收复，但绝不能说出来。他谋求的是偏安局面，不能影响自己的皇位和权力。高宗对武将是猜忌，但除了对岳飞是痛下杀手外，对韩世忠、张俊这些对他有救命之恩的武将，只要他们交出兵权，他还是比较放心的。而对于其他的刘錡、吴璘、杨沂中也还是比较放心的。此外，秦桧长期专擅朝政，外又有金国支持，使得高宗赵构也不得不对秦桧加以防范。让自己信任的杨沂中长期掌管禁军，就是一种防范。据说赵构随身还一直靴中藏刀，随身是防范的。秦桧病重后，赵构立即免去秦桧之子秦熺的职务，从此得以安心。
对比宋朝方面继续内斗和自废武功而言，金国方面是不这样想的。绍兴十九年（1149），金国年仅二十七岁的完颜亮弑君而篡位称帝，改元天德。其为人残暴狂傲，淫恶不堪，杀人无数。然而，在此同时，完颜亮也励精图治，鼓励农业，整顿吏政，厉行革新，完善财制，并大力推广汉化，迁都燕京，极度加强中央集权，成就《续降制书》，进一步巩固奠定了金国本身的正统性和在北方的统治。同时完颜亮也希望在其有生之年荡平南宋。到绍兴三十年时，金国方面南下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赵构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但南宋方面也不得不开始进行准备。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完颜亮兵分四路大举攻宋，命西蜀道兵马都统徒单合喜率西路军进攻川陕；汉南道兵马都统刘萼率中路军进攻荆襄；浙东道水军都统苏保衡率水军由海路迂回临安；自率主力东路军由寿春进攻淮南。明显可以看出，完颜亮的主攻地段放在了江淮方向上。而南宋的部署方面，川陕方向因为吴璘这位老将的存在，吴璘成为当之无愧的川陕主帅，江淮方向是临安的屏障，以老将刘錡指挥江淮战事，邵宏渊、李显忠等新一代将领皆在江淮，三衙精锐也大部放在了江淮战场。而中路京湖方向，实际上是南宋最薄弱的方向。原本岳飞时代，京湖军是战斗力最强的，但绍兴和议后二十年里，京湖军早在秦桧等人迫害下员额大减，战斗力下降的极为严重。因此，南宋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几乎全额调到了京湖。对于这一部署，南宋实际上是有误的，但也是自知京湖军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京湖军了。虞允文就反对将马军司全额调动到京湖战区，认为可以放在居中一带的位置，视战况或东或西进行驰援。其实此战中，完颜亮若非佯攻荆襄，而是真正地全力经略荆襄，像日后蒙古那样主攻襄阳、鄂州，置南宋于死地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飞虽然被宋高宗、秦桧害死，然岳飞和岳家军当年虎踞荆襄的声威，事实上又一次挽救了南宋的命运。
战争初期，金兵进展顺利。汉南道刘萼部攻取宋归化军、蒋州、信阳军。别部徒单贞领兵二万人，大败宋建康都统王权于盱眙，进取扬州。前锋军连败宋军，攻占和州（今安徽和县）。他到和州指挥作战。宋军来战，兵部尚书耶律元宜击退宋军，斩首数万，宋军退保江南。正在这时，完颜亮之从弟完颜雍，乘他南征和中原空虚而在东京（辽阳）称帝。南征将士也有从前线逃回去拥立完颜雍。十一月二日，完颜雍登位的消息传到前线，军心动摇，加之有三路水军被宋军击败，至此己军无斗志。
但完颜亮的性格而言，绝不肯在败时无功而返，因此他决定先取南宋或至少胜利渡过长江，捞回个"面子"后，再北上与完颜雍抗衡。于是金军自和州渡江攻宋，宋将虞允文大败金朝水师于采石矶，战船全被宋军烧毁。金军伤亡惨重，海陵被迫移驻瓜州渡。完颜雍称帝和采石之战的溃败，使完颜亮觉得更没面子了，他仍无退意。十一月二十七日(乙未)金军部分将士发动兵变，完颜亮被杀后，宋军乘势反击，在江淮和京湖方向收复海州、泗州、宿州、唐州、邓州等10余州。
而川陕方向，吴璘以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招讨使统一指挥四川所有驻军，历经苦战，从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到次年七月，宋军攻占巩州，南宋在川陕方向收复秦、陇、环、熙、河、兰、会、洮、巩、积石军、镇戎军和德顺军等十二州军，陇右全部光复！这个辉煌胜利在南宋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为巩固这个胜利，吴璘征得虞允文同意后，取消了原来出兵关中的计划，要从四川抽调“官军及弓箭手、忠义人两万余人以分戍秦陇、德顺之险要”，计划凭借陇山之险，确保陇右地区。
而作为南宋的最高统治者的赵构，对这次战争依然是一如既往地矛盾和畏惧。战争开始时尤其是金军渡江时，赵构身怕临安不报，想解散百官，再度到海上躲避。后因宰相陈康伯等人反对而放弃，后来完颜亮身死，赵构是高兴的，还前进到建康府，发表了一番豪言壮志，要众臣众将努力来日到汴京痛饮。但随着战事僵持，不久又回到了临安。而且这时的赵构已经做了36年的皇帝，对政事产生了倦怠，与陈康伯等重臣商议后，在绍兴三十二年七月禅让于养子赵昚，即宋孝宗。
宋孝宗是希望有作为的，但他虽然想有作为，但朝中赵构尚在，威权依旧，而且赵构确实对他有恩，他无法做出太悖逆太上皇的举动，另外满朝大臣中，无有真正的统帅之才。而战事方面，首先是川陕方向因为孝宗误听恩师史浩之言，在陇兴元年（1163）三月令吴璘撤军。吴璘被迫从德顺仓促撤军，历经一年多苦战收复的陇右十二州军再度沦陷，精锐损伤大半。待孝宗听虞允文劝诫方知错误重新令吴璘便宜行事时候，已经为时晚矣。而在江淮方向，孝宗启用张浚，以邵宏渊、李显忠为将主持北伐，虽然宋军相继攻克灵壁（今安徽灵璧）、虹县（今安徽泗县）等州县，但后来在符离（今安徽宿州符离），被金军击败，战事再度不利。隆兴二年（1164年）秋冬，金国完颜雍为逼迫南宋同意议和，再次全线进攻，川陕方向南宋是有惊无险，被吴璘击退。而江淮方向，金军渡淮攻宋，再度陈兵长江，宋孝宗在内外压力下被迫与金议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隆兴二年十二月，宋金双方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主要内容是：
（1）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叔、侄关系；
（2）维持绍兴和议规定的疆界；
（3）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称“岁币”，岁币为每年银绢各二十万两匹，比绍兴和议时每年少五万两匹。
（4）宋割海州、泗州、商州、秦州、唐州、邓州等地予金；
（5）金不再追回由金逃入宋的人员。
隆兴和议比起绍兴和议是有所改善的。首先是南宋对金不再称臣，皇帝不用再由金国册封。屈辱相对是减低了一些，不过双方的辈分仍然是宋比金低，而且在接受金国皇帝的国书礼节上依然如故。日后虽然宋朝屡屡力争，仍然无法改变。其次在边界划分上，依然按照绍兴和议时候的划分，战争中南宋收复的州郡全部又得割让给金国。再次是岁币方面，这个确实是少了一些，而且名称由岁贡改为岁币，不过这种些许让步原来就在金国底线内。再之是关于逃宋人员，对于在金国统治下生活的人逃回南宋，史浩称为归正人。在这次和议的交涉中，孝宗坚持不能遣返逃宋人员，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此次战争中，辛弃疾就是从山东南下江淮的归正人。
开禧北伐与嘉定和议及后续
隆兴和议后，孝宗深知北伐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孝宗任内一直谋求恢复，但正如后世评论的那样，高宗时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时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高宗时，宗泽、韩世忠、岳飞、吴玠、邵隆、胡世将皆为将帅之才，有锐意进取之心。然高宗只求偏安，而无恢复之志。孝宗时虽有恢复之志，但文武大臣无一人可当大用。隆兴北伐执意启用张浚，高宗就说张浚志大才疏。而隆兴和议后几年内，陈康伯、吴璘、杨沂中、张浚、李显忠这些仅存的元老宿将也相继去世。孝宗更是难觅恢复之人。而孝宗中后期所最信任的两位宰相陈俊卿、虞允文虽然都有志于恢复，但二人不和，而淳熙元年（1174）虞允文去世后，孝宗事实上就放弃了在自己有生之年的恢复事业，希望后代能替他完成。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对孝宗恩重又制约的高宗赵构以八十一岁高龄寿终正寝。孝宗悲痛欲绝，渐渐萌发了退意。十六年二月初二正式禅让于皇太子赵惇，即宋光宗。光宗小时候是个好孩子，但有精神分裂症，加上皇后李凤娘的强势跋扈更是让孝宗这个太上皇在几年里是伤透了心。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初二，孝宗患病。六月初九（6月28日），赵昚在重华殿逝世，终年六十八岁。而百官对光宗任内的不孝之举是极为不满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宗室出身的枢密使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联手请高宗的皇后即吴太后出面（韩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曾孙，吴太后的外甥），宣布光宗退位，由皇太子赵扩即位，即宋宁宗。
宋宁宗即位后，以赵汝愚和韩侂胄为相，但二人都有拥立之功，不过却也矛盾颇深。庆元元年（1195），韩侂胄取代赵汝愚为相，开启了专权时代。在韩侂胄集团的策划下，下令禁止道学，定理学为伪学，罢斥朱熹等理学家，对当时的许多知名人士进行清洗，禁止朱熹等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史称“庆元党禁”。同时韩侂胄为了实现自己的更大的野心和树立更高的威望，也开始积极部署安排北伐事宜。
就客观而言和平心而论，禁止理学和北伐是正确的，也是得民心的。孝宗时代就对理学比较反感，认为理学有可取的一面，却也使人丧失进取心和事功思想，相当程度上是不利于统治和发展的，曾经严厉惩治的。韩侂胄搞庆元党禁不是不能，但是打击范围太广，而且实际上已经是打着禁止理学的旗号进行政治斗争。而在北伐部署安排上，韩侂胄太过操切。宋宁宗时期，在与金的关系上，又逐渐趋于紧张。宋宁宗因为不满金朝蛮横要求按旧时的礼仪行事，对自己受屈辱的地位感到不满，因此他也支持韩侂胄对金朝采取强硬的措施。开禧元年（1205年）四月，宋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改谥“谬丑”，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主和派，使主战派得到了鼓舞，很得民心。还重新启用了辛弃疾、陆游等一批主张对金用兵的大臣。
北伐是得民心的，但必须准备充分。而韩侂胄明显等不及，而且过于相信金国内乱的夸大情报，执意在开禧二年（1206年）便贸然发动北伐。宋军纷纷出击，山东京东招抚使郭倪派兵攻宿州（今安徽宿州），建康府都统制李爽率部攻寿州，江陵府（今属湖北）副都统制皇甫斌攻唐州，江州都统制王大节攻蔡州。然金军方面早有准备，故上述宋军进攻皆以失败告终，只有镇江副都统制毕再遇连战皆捷，但也无法转变败局。金军乘胜分路南下。而另外一个重要战场即川陕方向，身任四川宣抚副使的吴曦（四川宣抚使吴璘之孙，定江军节度使吴挺之子）在接连进攻失败后叛宋降金，割让关外四郡，金封吴曦为蜀王。面临这种不利局势，韩侂胄只好向金朝求和，但因金人提出要斩韩侂胄等人而未果。开禧三年（1207年），吴曦之叛被平定，淮南形势也渐平稳，金大将仆散揆又病死军中，形势开始有所转变。但宋廷内主和派和反韩集团开始阴谋活动，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杨次山等勾结，杀死韩侂胄，将韩侂胄首级送归金国。宋、金罢兵议和。
经过双方的谈判，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订立嘉定和议。主要内容是：
其一，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
其二，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其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金放弃新占领的大散关、濠州等地），但是要以三百万贯钱赎回淮、陕两地。
嘉定和议同样是极为屈辱的，虽然没有称臣岁贡这样的字样，不过原来叔侄之国变为伯侄之国无疑是又降低了辈分，对宋进行了矮化侮辱。岁币增加这是原来就可想而知的事。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最屈辱的莫过于杀韩侂胄后要用其首级作为和谈的前提，无疑是对南宋上下的一番莫大羞辱。韩侂胄擅启战端，固然有罪，死于政变也是其时运不济，但史弥远等函首安边的做法则让南宋朝野极为不满。对此，大臣王介提出抗议道：“韩侂胄头不足惜，但国体足惜！”许多太学生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相比之下，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还令人尊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予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这个评价是公道的。
嘉定和议后的开始几年，宋金按照协议办。南宋每年也如期交纳岁币。但是随着蒙古势力的崛起，金国在与蒙古的作战中遭到了一系列的惨败，南宋朝野对如何处理与金国的关系再度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派主张拒绝支付岁币，将此用于军费支出，严守边备伺机而动。而另一派认为金国是抵御蒙古南下的屏障，应该支付岁币。宋宁宗和执政的史弥远集团在面对中原大变局前，难以决策出一个长期有效的办法。而金国方面，在面对蒙古时无力还击，却希望失之于北取之于南，自嘉定五年南宋拒绝岁币支付后，金国就开始不断的南下。双方在江淮、京湖、川陕三大方向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而嘉定七年金国南迁汴京后，更是大规模地南下。京湖方向赖赵方、孟宗政（孟珙之父）等人的坚持，金国在枣阳、襄阳一带接连受挫，而江淮方向，受制于金国山东李全的牵制，也难有进展。川陕方向，金国虽然没有拿下川陕蜀口地区，但也将蜀口许多边防堡寨予以摧毁，而南宋制帅安丙联合西夏也多次对金国发动秦巩之役，但因为用人和联合的问题，最终失败。
嘉定十七年（1224）金哀宗即位后，开始改变内外政策，与南宋逐渐修好，事实上放弃南下政策，以来关河防线固守河南地区。而南宋鉴于金国亡国之局已定，为了自身的存亡，也逐渐抛弃了蒙古大举攻金以后闭守观望的对北政策，不仅坚决抗击金军南下，而且公开招纳有相当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并与蒙古交往以减轻金军对自己的压力。绍定六年（1233）后，南宋鉴于金国即将灭亡，史弥远和京湖制帅史嵩之决议出兵与蒙古共同灭金。由江海、江万载、孟珙等率军两万出兵蔡州，与蒙古共同灭金。端平元年（1234）正月，蔡州城陷，金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军中，金朝覆亡。孟珙把金哀宗的尸体一分为二，一半归宋，一半归蒙古，并分了金帝的仪仗器械和玉玺等宝物。南宋也借灭金之战收复在灭亡金国的过程中收复了寿、泗、宿、毫四州及涟水一军，加上消灭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军、二十县之地，两淮全境收复。京西又得唐、邓、息三州十一县，京东得邳州二县，也算有所得。
两宋为何屡屡和议
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与辽夏金蒙（元）大小战事无数，却也屡屡和议了。大的和议有宋辽澶渊之盟、庆历增币；宋夏庆历和议；宋金绍兴、隆兴、嘉定和议。如果说打了败仗，那么凭借和议与岁币获得喘息之机，无可厚非。强汉盛唐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强的，也是靠着积累和发展而逐渐走向强大的。所以说和议甚至是给些金帛并没有什么错，军政领域本来就是该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无奈的是两宋的和议经常是在局势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下或者宋朝还有些优势的情况下就要和议，而且在和议的谈判与讨价还价中，总是让步过多。而对方在逐渐的和战当中也逐渐摸索出来了，战场上得不到的往往可以在和谈中而得到。比如宋金每次作战，海泗唐邓商秦等州郡以及和尚原等关隘南宋几乎每次都能收复，而和谈时候却次次都被放弃。两宋其实也可以像东晋南北朝那样与北方强敌武装休战的，但两宋的骨气总是要更加的软弱。东晋南朝没有北方故土，也还在江淮荆襄侨置州郡以彰显正统，明目张胆地招降纳叛，而两宋尤其是南宋则既不敢侨置州郡，也很少敢招降纳叛。而造成两宋屡屡妥协退让地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两宋守内虚外的国策所决定的。宋朝在太祖、太宗时代总体上“不勤远略”，却也还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但守内虚外的国策已经有了苗头和显现，自真宗开始尤其是澶渊之盟后，守内虚外的国策正式成形，仁宗时代彻底定型。虽然神宗、哲宗力图有所改观，但成效不大。徽宗时代遭到了灭顶之灾。到了南宋，守内虚外又加上偏安一隅的思想，这就决定了两宋是不敢也不愿积极进攻神宗是积极防御的。
其次是对军人的防范过于严密。两宋时代鉴于唐末五代军人藩镇割据的教训，故而对军人的防范是极为严密的，太祖、太宗时代开始实施，只因战事频仍加上他们或者军人出身或者与军人关系密切，尚且还在一定范围内，而自真宗开始，随着元老宿将的凋亡，文臣逐渐掌握了朝堂上枢密院的兵权以及地方上的统兵指挥大权。纵观北宋真宗后的对外作战，大部分都是文臣带兵，军人副之。王安石变法后和南宋时代虽有所改观，但军人受制于文臣的趋势是始终没有根本性改变的。
再次是奢靡影响了尚武之风。两宋积贫积弱三冗现象极为严重，但是皇室和官僚集团的待遇却十分不错，奢靡之风非常严重，而军人高级将领也非常的富有。太祖对禁军高级将领杯酒释兵权时就鼓励军人放弃兵权，多置良田美宅安心享受。这无形之中使得军将缺乏进取心，再加上朝野对军人的防范，又会使军人在军政领域难有作为，也只能自甘堕落，贪图享受和奢华。
再之是沉迷于繁华盛世。宋朝确实是中国古代文教经济科技的大发展时代，也是巅峰的时代。再加上制度上的一些极端强化与限制，使得宋朝上自皇帝皇室，再到官僚军队，下到普通民间百姓十分的害怕战争，没有了牺牲精神。渐渐养成了畏敌如虎自甘堕落的心态和宁愿舍弃一些财富保持现实的苟安心理。
再之是惰性的一次次增加。宋朝靠和议与岁币实现了一次和平，而和平带来的享受与红利使人迷失与沉醉，也就增加了惰性。而到了下一次战争到来的时候，自然会手足无措，被迫再次和议与增加岁币，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和议与岁币无形之中就成了一种慢性自杀的饮鸩止渴的毒药，越往后越严重。
以上原因中前三点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其余次之。除了以上原因外，也有一些其他的细节原因，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宋朝经济发达，光看财政收入，宋朝确实是非常高的，但是宋朝官员多、兵多，皇室花销和官署开销及平时的养兵费用就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南宋时代官署的开销一年就起码需要一千二百万贯，吴玠一军六万人的一年花费就是起码两千万贯左右。由此可见两宋的花费有多大，也由此可以知道二三十万两的岁币及二三十万匹的绢看起来不多，实际上是不少的。而且辽夏金在所要时候也是会挑货的，这样下来一年的花费根本不是纸面上的数字那么多。此外，宋朝不抑兼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太祖不抑兼并，但是太祖、太宗时代，战乱尚在尾声和刚结束不久，故而土地兼并还不太严重才是刚刚开始，而真宗、仁宗时代土地兼并真正的大发展，而且宋朝的土地兼并往往是跨地区的土地兼并，正所谓“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这些大地主往往就是大官僚，或者与大官僚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些人每年光收租就能收获起码上百万斛的粮食，但他们又有特权，不用交税，长此以往，对国家财政会有着极为严重的影响。对此，宋朝也不是不知道其危害，也发布了多次的限田令，但都无法实行或者没多久就被迫停止。故而宋朝只能加大对普通百姓和对商业的掠夺，宋朝商业发达，但又何尝不是在农业方面挖不出税收所致。
附一些数据：
1137 年，金国废伪齐刘豫政权，接管了伪齐府库的大量财富。“豫之废也，有马四万二千，汴京有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有绢二百七十五匹，有金一百二十万，有银六千万两，有粮九十万石，方州不在此数”。关于金从伪齐政权掠夺的财富数字，《宋史》和《三朝北盟会编》有不同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卷 181 绍兴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午条记载：金得刘豫马四万余匹，钱九千八百七十万缗，绢二百七十万匹，金一百二十万两，银六千万两，粮九十万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307 页）。另据《宋史》卷 475《刘豫传》载：“得金一百二十余万两、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米九十余万斛、绢二百七十万匹、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801 页）。
1141年，宋金之间达成“绍兴和议”。根据协议，宋“所有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绍兴十二年（1142）开始，宋每年向金国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21年间宋朝共向金国输纳银 525 万两。隆兴二年（1164），宋金签订“隆兴和议”， 之前的“岁贡”改称“岁币”，银、绢各减五万，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从隆兴二年到开禧元年(1205)，42 年间宋朝向金国输纳银 840 万两。嘉定元年（1208），宋金双方重定和约“嘉定和议”，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交纳“犒军钱”三百万贯。从嘉定元年到四年(1211)，四年间宋朝又向金国输纳银 120 万两。据此统计，南宋以岁币或岁贡的形式向金朝共纳银 1485 万两。另外，据周密《齐东野语》所载，时逢节日、皇帝生日，南宋还会派遣使臣祝贺，每次礼物有金器 1000 两、银器 10000 两、彩绸 1000匹、龙脑、香、茶等，还有私觌香、茶、药物、果子、币帛、杂物等等。
北宋朝廷钱物主要来源于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新法所得，这些赋入多是通过政府运营而非强制增加赋税，赋入的多少取决于运营状况，这就决定了其收入数额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而南宋朝廷钱物则主要来源于官田的出卖以及特殊商品专卖性收入，这些收入虽然与政府出卖官田及特殊商品的数量有关，但从长期来看出数量是相对稳定的，特别是专卖商品，在人口数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对这些特殊商品的消费数量是相对固定的，而且随着南宋人口的增加，特殊商品的消费数量亦会随之增加，这使得南宋朝廷钱物的征收额相对稳定。
关于南宋左藏封桩库的规模。淳熙六年（1179），提领封桩库阎苍舒奏报当时左藏封桩库所管现钱有五百三十余万贯，且“年深有断烂之数”。至淳熙十年（1183），封桩库所管现钱增至三千余万缗。淳熙十三年（1186）时，左藏封桩库所储80万两、银186万余两，另有籴米钱、度牒钱等，此外，封桩下库有现钱五、六百万缗。淳熙初年至淳熙中期是封桩库钱物数量稳步增长时期，也是封桩库状况最佳时期，当时每岁所入“约四百六十四万缗，所出之钱不及二万”。绍熙元年（1190）十月，封桩库申：“金，元管七十九万九千二百四两，秤盘亏四千一百七十三两；银，元管一百八十六万八千七百二十九两，秤盘亏六千三百四十五两。”除去因官员贪污导致亏损之数，当时封桩库实管金795031两，银1862384两。除官员的侵贪外，当时支用也大幅增加。史曰：“初，孝宗以户部经费之余财于三省置封桩库以待军用，至绍熙移用始频。”当时“节钺遥刺轻滥，内廷好赐无节，燕饮亵溺，版曹州县迫急，商农愁叹，„„无名之赋久议而未蠲，疆场之备不修，缓急必误事”。针对这样的状况，绍熙二年（1191），兼侍讲的倪思上书说：“往岁所入，约四百六十四万缗，所出之钱不及二万，非痛加撙节，则封桩自此无储。”“遂定议犒军岁以四十万缗为额，由是费用有节”。按此计算，当时每年所入少于为464万缗，除去犒军之费40万缗，约每岁所入在400万缗左右。绍熙以后，不仅封桩规模日缩，而且其支用却有增无减。开禧元年（1205）三月二十六日，臣僚言：“臣闻孝宗创立封桩库，非以自奉，亦非以供杂费，盖亦远遵艺祖景福内库之遗意，专以为军旅之备也。今封桩之数，比孝庙朝所储之数不甚相远，然向者孝庙创之于本无之中，今岂不能增之于既有之后耶？乃者，临安及浙漕兑借，皆未免支拨封桩，至如救火军兵支犒数目不多，亦于此乎取之。若此之类，窃虑可惜。”臣僚针对当时封桩库支用无节制的情况，建议封桩库分为上、下两库，上库钱物一毫不支，以备缓急；而对犒军及修军器之类的支用，止于下库支遣。得到了宋廷的采纳。开禧北伐，巨大的军费支出，封桩库的支用进一步增加，“开禧丙寅兵兴，费倍摄封桩库”。庆元之后，支用更为甚大，“每封桩库取拨钱辄数十万缗，银亦数万两，黄金亦数千两”，大量的封桩钱物被调拨入内廷，以充奉神、事亲之费。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左右，在临安设置丰储仓。丰储仓的粮食来源之一是民众所纳的二税税粮，林应炎在《丰储仓记》中说：“国家中兴，仿汉籴三辅以给中都，列置诸仓于城内外，岁受诸郡粟。”“丰储仓：景定初，贾似道行公田法，以此收其租入。”除部分来源于岁粮外，丰储仓更多的则是采用置场收籴的办法。关于丰储仓贮积粮食的数量，李心传（1166-1243）记载：“韩尚书仲通在版曹，乃请别储粟百万斛于临安以备水旱，号丰储。其后又储二百万斛于镇江及建康，然颇有借兑者。三十年夏，诏补还之。”丰储仓最初设置时，于临安储粮100万斛，而后在镇江及建康置仓，储粮200万斛，共计300万斛。宋孝宗时，扩建丰储仓，粮食储量有所增加。淳熙十五年（1188），周必大奉命调查粮食贮积数量，他在回复朝廷的奏章中说：“臣恭奉宸旨，付下行在丰储仓、镇江诸仓等处旧桩积米数文字四件，今已揭贴开具讫。所有内外诸处申到今年见在米数二件，总计六百七十九万余石，同元文字缴进。伏乞睿照。在内计八十七万一千二百余石，在外计五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余石，通计六百七十九万余石。”另据李心传记载：“今关外亦积粮一百万斛有奇，然行在岁费粮四百五十万斛余，四川一百五十万斛余，建康、镇江皆七十万斛余。今中都但积三月之粮，关外积粮亦不能支一岁。古者三十年必有九年之蓄，自乙酉休兵至今近四十年矣。”乙酉休兵即乾道元年（1165）宋金订立的乾道之盟，“至今近四十年矣”，可见李心传记载的粮食储量应为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的数目。当时行在粮食仅能应付三个月的支用，即大约有113万斛，另加关外积粮 100 万斛，共计213万斛，不及淳熙十五年（1188）所积之粮的三分之一。粮食储量大幅减少，其原因在于：其一，粮食的支用却大幅增长；其二，丰储仓的粮食来源于和籴，而和籴所用本钱一般为楮币。南宋中后期，纸币发行量大幅增加，导致纸币购买力下降。如林应炎在《丰储仓记》中称：“仓（丰储仓）自绍兴间置，乾道以丰储名更，嘉定尝一修治。初置仓时，议储百万斛，备水旱，佐军粮。自顷和籴法行，岁增造楮为籴本，楮日轻，籴之入日少，计城内外廥积仅足支三月，斯仓呺然大耳。”至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因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并将公田所纳田租送丰储仓贮存，使得丰储仓粮食储量有一个短暂的增长期，“景定壬戌（1262），......年为屡丰，租入益裕”。但因公田法所取得实效不大，且南宋后期战事不断，军需粮食支用逐年增加，“租入益裕”之数应不会太大。（唐朝之前1斛=60kg，宋朝开始，1斛=30kg。唐朝之前，斛为民间对石的俗称，1斛=1石，1石=10斗=120斤。宋朝开始，改为斛 = 5斗，而1石 = 2斛。）
在宋代边患不断、自然灾害频发，这些突发性因素给宋代财政支出增加了诸多不可预测性因素，需要贮备一定数量的钱物作为财政储备。虽然宋初设置的内藏库发挥着一定的公共财政储备的职能，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皇帝私财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做到“倾其所有”以应计司之急，这就需要设立一个完全为公共财政服务的储备体系，这也是朝廷封桩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朝廷封桩将大量钱物频繁地用于供给军需、犒赏将士、赈恤灾伤、佐助计司经费等，发挥着其应对灾伤、战争等突发情况的财政应急作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宋代财政支出水平上升的惯性、减少了短期内大幅增加赋税情况的出现，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延长宋祚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功效。但朝廷封桩的存在同时给宋代财政运行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一、朝廷封桩一些赋入来源与市场关系紧密，造成朝廷钱物来源的不稳定；二、封桩规模的过大，挤占了大量正常经费，造成户部等计司部门经费的不足、加剧了地方财政的窘困；三、朝廷封桩出现使得中央财权被进一步分割，中央财政条块状的管理模式及朝廷封桩严密的监管制度，又造成财政管理机构之间彼此信息沟通及各机构间“告借之与索道，有同市道”，给宋代财政运转带来诸多不便。上述的不利影响以及南宋时期朝廷钱物被频繁地调入内藏库及用于“奉亲”等非公共性财政支出，这些成为诸多宋代士大夫们对朝廷封桩诟病的原因。
宋太祖时在景福殿设立的储存财物宝货的仓库，经历了一百余年到宋神宗时期未动用，宋神宗将之分为32个库，亲自提诗为之命名。而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之一，就是为宋神宗在皇宫中又增加了20个库的积蓄。神宗以来，元丰库、元祐库、崇宁库、大观东库、大观西库、宣和库就其时间先后顺序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元丰库、元祐库是第一个阶段，崇宁库、大观东库、大观西库、宣和库是第二个阶段；就朝代划分来看，神宗、哲宗朝是第一个阶段，徽宗朝是第二个阶段。六个年号库分别属于前后两个阶段，前后两个阶段诸年号库在功能上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元丰库代表诸年号库的第一个阶段，元丰库基本上体现了其最终设置的初衷，即储备财库的作用，在对外战争、治理黄河、救灾等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观东库、大观西库、宣和库代表诸年号库的第二个阶段，相较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诸年号库所发挥的作用多数时候仅是供应皇帝消费、娱乐，从库藏的物品到具体的支用均没有体现储备财库的作用，而且从其无对外支用来看体现了彻底的奢靡性、贪婪性，可以说元丰库多少还与神宗、哲宗保持一些距离、可与皇权做一些切割的话，大观东库、大观西库、宣和库则是完全供宋徽宗消费、娱乐的财库，同皇帝绝无切割的可能，所以就其性质判断来看，元丰库、元祐库、崇宁库、大观东库、大观西库、宣和库是王安石变法之后内藏库再一次扩张的产物，经过这次扩张内藏库的贮藏财赋在徽宗朝达到了顶峰。然而随着内藏库贮藏财赋在徽宗朝达到顶峰，大量的贮藏钱物仅仅是贮存，随着宋金战争的全面爆发，内藏库的贮藏钱物被洗掠一空。两宋之交，内臧库的财物流失已经无法计算，但确定无疑是极为庞大的，而且大部分被金人掠夺而走。姜锡东在《宋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中论述：“在两宋及其以前，金银的主要职能是贮藏和国际货币，被人们用来积蓄财富和国际（或地区）间的财富转移、兑换结算。正因为如此，女真人对北宋金银的空前洗劫，对南宋社会经济的影响才显得特别深远。......金银被洗劫，北宋 160 余年的国家积蓄几乎被金朝囊括一空。”金军的南下先后有两次，宋金之间的议和先后也有几次，徽宗、钦宗之际有议和，钦宗时也有议和，不成功的议和本身也造成了内藏库财赋的流失。其实在靖康末年金人已基本上掌握了内藏库储藏钱物的情况，这也为之后金军的掠夺创造了条件。姜锡东先生在《宋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中对此有论：“有记载说，金兵共掠走金213800两，银子7145000两。可以肯定，北宋政府积蓄的金银被掠夺殆尽。”在《宋史．刘豫传》中有载：“得金一百二十余万两、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米九十余万斛、绢二百七十万匹、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第 398 页），这已是绍兴七年，由此可见，还有部分的北宋政府积蓄的金银被伪齐政权所接收、掠夺。
绍兴和议，宋向金交纳岁币自绍兴十二年开始，一直到绍兴三十一年为止，共计20年。隆兴和议，宋向金交纳岁币自隆兴二年开始，一直到开禧二年为止，共计43年。嘉定和议，宋向金交纳岁币自嘉定元年开始，到嘉定五年为止，共计5年，自此南宋停止对金交纳岁币。南宋向金输送岁币共68年，累计达银15100000两、绢15100000匹。当然这只是表面的计算数字，在实际交割岁币的过程中，又有诸多额外支出。每次贴耗银2400余两，例增添银200余两，达2600余两；岁币交割并非一次、一日便交纳，需要近两月的时间。金人交币使往往从秤尺上作文章，向宋交割使臣取索作难。交割完成，支付金人交币使等的费用有银1300余两，金35两、木棉36匹、白布62匹、酒340石共折银620两。此外，本色酒2600瓶，茶果杂物等费用、宋方交割岁币往来人员的饭食及过淮安泊棚屋厨厕等费用、搬运银绢及运回拣退银绢等人力费用还不在上述之列。以上额外费用并由淮东漕司应办。每年岁币交割，需额外支出银4520余两，其他如本色酒2600瓶、饭食、人力等费尚未统计入内。除去刘仲延和石抹元毅分别担任交币使的两年不肯收受宋私馈外，其他年份基本上维持在4520两左右，共计约银303520两的额外支出。以是观之，南宋向金共交纳岁币共68年，总计达银15403520两、绢15100000匹。此外，据统计，南宋与金交聘，共遣贺生辰使六十五次，贺正旦使六十四次；泛使四十一次，其中遣吊祭使三次。故国家层面的礼物馈送，宋朝共给予金朝礼物金二十万七千八百两、银二百一十万四千两、匹物二十万五千匹、名贵香料三百八十合。
南宋时候，左藏库将全国各地交纳的物品，加以铨择，按要求给予金朝岁币，如绢二十万匹，其中“红绢十二万匹，匹重十两。浙绢八万匹，匹重九两”，银亦当每锭按固定重量作为岁币给予金朝，并非随意给予。南宋向金国贡奉的岁币除部分被用于犒赏军队外，大部分年头的岁币当流入了金朝国库。金朝国库又分内藏库和左、右藏库，至于岁币是流入了内藏库之金银库还是左藏库，不得而知。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旧例银每铤五十两”，金代银铤大致规格为50两，这也与考古出土的金代银铤实物基本吻合。如是计之，明昌二年时国库中有银达27600000两，岁币银应当在其中占有一定比重。岁币银与国库银之间的差额应该从金朝银的所得渠道来认识，除了岁币银外，还有对辽、北宋战争中掠取，本国银矿的开采，南宋等国所赠国信礼物，边境贸易的顺差几个方面。岁币进入金朝国库，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并非它的最终归属，而是被打散，重新开始了再分配的过程。岁币对于金朝经济、军事无疑有推动作用。金朝大将完颜兀术病重时曾说：“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岁币对于南宋来说是一种负担，而对于金朝而言则是一笔额外的经费，既可以用以赏赐有功将士、大臣，又可以用之积蓄经费，还可以用于赈济灾民与减免灾区赋税等具体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