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时是否带有琵琶？“怀抱琵琶”的形象又是如何产生的？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笔下，王昭君的形象是手抱琵琶，骑在马上，一副凄婉哀怨的愁容，再加上天似穹庐的苍茫景色，重重关山的断肠路途，不时发出的几声琵琶之音，将昭君出塞的场面描写得天惨云悲、黯然伤神。但是，两干多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弄清：昭君出塞时是否带有琵琶？这种“怀抱琵琶”的形象是如何产生的？
古书上关于昭君抱琵琶出塞和亲的记载，始见于晋，而盛于唐，元、明续有演变；最初见于诗、赋，继而则杂剧、图画、雕塑均有出现。西晋石崇《明君辞・序》说：
“昔（细君）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尔也。其所造曲，多哀怨之声。”
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昭君出塞刻上了怀抱琵琶过关山的形象了。杜甫诗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到明代，杂剧《昭君出塞》剧本前面附有两幅画像，一幅为昭君辞别汉元帝准备启程和亲，另一幅为昭君出塞行程图，图中的王昭君形象就是：骑着白马，身穿花绣皮袍，衣领鬃鬣披肩，头戴狐皮帽，昭君身后有一侍女，也身穿皮袍、皮领披肩，乘马，手抱琵琶，紧随昭君。昭君出塞时怀抱琵琶的传说，自晋至明清，愈来愈盛，这一形象竟然成了昭君特有的形象了。直到现在，画家笔下的《昭君出塞图》，王昭君骑在马上，怀抱一面现代式样的琵琶。
美妙的传说，绝伦的技艺，活龙活现的人物形象，昭君出塞抱有琵琶的故事已深入人心了。历史的真相又如何呢？似乎很少有人去探究。
大概从晋代开始，昭君出塞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但人们对昭君的形象似乎没有过多的注意。西晋的石崇根据西汉细君公主远嫁乌孙之时有“马上琵琶”一段故事，他推测昭君出塞远嫁匈奴大概也是如此，但这还是一种猜测。后代文人不加分析地援引此作为证据，出现昭君出塞抱琵琶的大量诗词、戏剧与绘画。
隋代的音乐家虞世南又根据《明君辞》作了一篇《琵琶赋》，肯定昭君抱琵琶出塞真有其事，由于作者是音乐专家，因而他的观点比石崇的推测给后人的影响更大。不仅一般文人迷他，甚至连唐太宗也被他吸引，写了一首《咏琵琶》诗：
“半月无双形，金花有四时。摧藏千里态，掩抑几重悲，促节萦红袖，清香满翠帷。驶弹风响急，缓曲钏声迟。空余关陇恨，因此代相思。”
因为唐太宗也认为昭君怀抱琵琶实有其事，所以，在隋唐人的诗词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王昭君变成了鼎鼎大名的琵琶器乐演奏家，以至于元朝善弹琵琶的伶人与乐师竟被誉为“王昭君”！
明清以至今天，人们一提起王昭君，就想起了遥遥关山、茫茫草原、马上美女、怀中琵琶、怨音声声、行路戚戚的形象与场景来。昭君出塞怀抱琵琶的形象可以说为众多的人们所深信不疑，并且在继续向更多的人展现它的存在。
但现在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相沿几千年来的昭君出塞怀抱琵琶是不真实的，石崇所说昭君抱琵琶不过是一种想象，史实也毫无根据，后代人连篇累牍地渲染的“昭君怀抱琵琶出塞”形象，纯粹以讹传讹。
早在明代，陈耀文在其所辑音乐史资料《天中记》卷43里曾提到这个问题。现在有人认为昭君出塞怀抱琵琶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昭君出塞抱琵琶的传说。是乌孙公主远嫁时，令乐工马上奏琵琶的一种附会，晋时只有乌孙公主远嫁时有用琵琶随行的传说，而昭君抱琵琶的传说却没有。如晋代傅玄《琵琶赋》序言：
“《世本》不载作者，故老云：汉送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马上作之。”
宋代苏轼的《听琵琶》诗中也作了区分：
“梦回只记归舟字，赋罢双垂紫锦绦，何异乌孙送公主，碧天无际雁声高。”
有人还指出，从现有的音乐史资料看，西汉时并没有琵琶，琵琶的出现，最早可能在晋朝。《文献通考》记载：
“晋阮成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冢者，得琵琶，以瓦为之。”
这从实物资料可以证明晋时确已有琵琶，至于晋以前则找不到这样有力的证据。不过，纵然西汉时已有琵琶，也不能证明昭君出塞时必定抱有琵琶。
由此看来，昭君出塞时是否抱有琵琶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双方都带有猜测推论性质，但有一个突破口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王昭君时代有无琵琶了？这样，就从昭君出塞是否抱琵琶的历史悬案中引出另一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疑案：琵琶输入中国的时间与路线。
琵琶，是马上弹奏乐器，最初写作批把，后又写作枇杷，晋代以后才改成琵琶。刘熙《释名》说：
“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由此可见，琵琶原是外来乐器。
琵琶这类乐器是印度和波斯共有的，古梵语中的Btarbbu（拨弦）的音译和琵琶相近，在公元前后，古希腊语的Baryton是一种琵琶类弦乐器，同类乐器在古波斯语中叫Barbot、晋代傅玄的《琵琶赋序》中指出，传说乌孙公主远嫁时，传习的乐器中有琵琶，“以方语目云，故云琵琶，取易传于外国也。”
琵琶是外国传入中国的，那么又是何时传来的？尚无确论。有的认为在晋代才有琵琶的实物证据，有的认为张骞通西域后即已传入，有的认为西汉嫁乌孙公主时便学会了弹奏琵琶。
乌孙公主带去的“琵琶”是什么？据有人研究，并不是西方传来的琵琶，而是中国原产的乐器“秦汉子”。既然如此，王昭君时琵琶有无可能印度、波斯传来的呢？也是未能解决的问题。
音乐史专家研究了中国琵琶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古代的琵琶有三种：秦琵琶、阮咸和曲项琵琶，前两种是中国传统乐器，特点是琴柄较长、琴身较小，两面蒙皮，直柄，乌孙公主远嫁时带去的就是这类乐器真正从外国传来的琵琶是“曲项琵琶”，何时传入的呢？有人指出，约在公元350年左右，即晋代。这种琵琶为曲项、半梨形音箱，有四弦、五弦两种，演奏时不是竖抱而是横抱，用拨子弹奏，隋唐时改为手弹；到了宋代，琵琶一词成为曲项琵琶的专名，与今天的含义相同。
通过对琵琶发展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王昭君出塞时可能根本未抱琵琶，即使抱有“琵琶”，也不是今天含义上的“琵琶”，她所弹的琵琶应该是阮咸，不是曲项琵琶。但后代人在追忆昭君出塞时给她安上的琵琶显然是依据后代琵琶式样的曲项琵琶，直到今天，有的《昭君出塞图》上，画的王昭君骑在马上，怀抱一面现代式样的琵琶，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
既然王昭君出塞时怀抱琵琶值得怀疑，为什么古代文人总是以琵琶伴随昭君出塞形象呢？可能因为琵琶之调主悲，乐音萧瑟，容易引起离人的愁思和激起别人的同情，或许容易使他们强加于昭君容貌上的那种“眉蹙春山情无奈”的神态互相掩映和配合。宋代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诗中说得很明白：
“身行不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磋。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官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玉手坐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至于为什么后人所加给昭君怀中所抱的琵琶形象已不是“秦汉子”而是曲项琵琶，则很可能因为从外国传来的曲项琵琶自隋唐以后就成了中国乐器中的一大主流，人们以后人的想像来追忆历史的童话，从而编造出一段美丽动人的马上弹琵琶的传说来。
那么，昭君出塞时到底带的什么乐器呢？
在古代文人的一些诗词中，昭君出塞时携带的乐器就有笳、笛、箜篌、琵琶、琴等，这些乐器中，除笛、琴与匈奴的关系史无可考外，箜篌、笳都有线索可寻。《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西汉元帝时，曾赠给呼韩邪单于稽侯珊一些笠篌、竽、瑟，而笳则是匈奴人中流行的乐器，这样，将箜篌、胡笳与昭君出塞联系起来倒有可能。不过，这也是一种依据历史背景而作出的推测。
昭君出塞是否怀抱琵琶了呢？这桩历史公案似乎已清却又疑团重重。但是昭君出塞完成了她的使命，避免了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战争，为国家赢得了和平，她的出塞是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