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著名画家戴逵十幅经典名画赏析

琴棋书画，古代被称作文房四艺，是文人墨客颇为称许的娱乐活动，古人认为，抚琴、弈棋、写字、作画，或者只是听琴、观棋、赏字、阅画，领会诗情画意，能赏心悦目，陶冶情操，有益于健康和长寿。东晋时期戴逵绘画出现的那些生活用品、山川河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科技水平，结合东晋戴逵绘画年代背景的记载，赏画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题记

东晋时期在艺术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书法艺术方面，楷书真正出现了。绘画艺术的变化虽然不像书法那么显著，但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崇佛思想的上扬，都让本来简略明晰的绘画进一步变得繁复起来。

西晋卫协和张墨在绘画方面有所发展，并且逐步走向成熟。东晋在西晋的基础上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等著名的画家。画家这一身份逐渐地进入了历史书籍的撰写之中，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绘画方面，东晋主要以仕女画为主，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绘画形式在保留前朝的壁画、漆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同时，出现了纸绢卷轴画，这一形式多出自士大夫画家之手，极利于收藏和流传，也成为后世伪作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对古画的鉴定，就是对卷轴形式的纸绢画的鉴定。

这一时期的皇室和私家收藏，已不限于单纯的收集和保管，同时还开展鉴别、评级、著录等一系列活动，拉开了我国早期鉴藏史的帷幕。因此，对古画鉴藏的研究，应该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这里我们分享著名画家戴逵绘画作品。

戴逵(326-396年)，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东晋时期隐士、美术家、雕塑家，金城太守戴绥之子。

戴逵早慧，从小便闻名遐迩，十里八乡都知道老戴家有个少年才俊。他不仅书念得好，写得一手好书法，还画得一手好画，弹得一手好琴；除了琴棋书画之外，他还会很多技艺，玩啥像啥。据说他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偶尔打破了一只鸡蛋，他随手用绢布擦拭，第二天发现绢布硬成了一团，他受此启发，将蛋清掺入白灰反复揉搓成形，做成《郑玄碑》，亲自书写并镌刻了碑文，一时传为美谈。

戴逵小时候师从当时的大学者、大名儒范宣研修儒家经典。戴逵勤奋好学，范老师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能够华丽出世，实践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然而戴逵这孩子喜好游山玩水，习书作画，这让范老师对他的偏科现象很是担忧。范老师和很多人一样对艺术有偏见，认为画画是雕虫小技，于前途无用。针对这一点，戴逵对老师放了大招。有一天，他根据东汉张衡的《南都赋》词义画了一幅《南都赋图》，画面表现了南都之繁华，寓意世间繁华乃是过眼烟云，范老师当即读懂，被其技法与深意所征服，从此成为戴逵画画的铁杆支持者。师徒俩携手在溪山游冶，畅谈人生和理想，范老师越来越喜欢这位学生，索性做主将自己美貌的侄女嫁给了戴逵为妻，把得意门生变成自己的侄女婿。

南渡之后，戴逵跟着其父畅游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对江南的山水景物非常喜欢，经常乐游忘返。建康的瓦棺寺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雅集之所，有一次戴逵被其父带去参加雅集，见到著名画家王蒙，戴逵遵嘱作画，绘《渔父图》，其俊逸潇洒的画风得到了画坛泰斗、骄傲多才的王蒙的大赞，于是画名四播。

魏晋时期的绘画，不客气讲，以戴逵和顾恺之为标杆。戴逵先于顾恺之二十余年出生，在绘画道理上率先闯出了自己的特点。首先他是其时绘画的集大成者，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画人物则能毕肖其态，画山水则可情景交融，飞鸟走兽，各自传神。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记录了戴逵 的《胡人弄猿图》《孙绰高士图》《渔父图》《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狮子图》《三牛图》等十余幅作品。他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后人临摹做成画像砖，陪葬于南京善桥的南朝墓葬。图中八位高士于林间席地而坐，形神各异，非常精彩。从中可窥见戴逵人物画的成就。

戴逵的画风对后世很有影响，小他26岁的顾恺之将他的《七贤图》《临深履薄图》等5幅画收录在其《魏晋胜流画赞》中并加以盛赞，认为戴逵的艺术高度世人“莫能及之”，毫不掩饰对戴逵的崇拜。顾恺之评戴逵为稽兴所作的肖像画说：'稽兴，如其人'，可知戴逵的人像技术非常精妙。

早年师从名儒范宣，博学多才，善于鼓琴，工于绘画人物和山水。终身不仕，坚拒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召命和王徽之雪夜拜访。

孝武帝司马曜即位，累次征辟，全部不就。太元二十一年，去世。著有《戴逵集》9卷，今已散佚。

人物画的一种。以道教、佛教（释教是佛教在中国的“别称”）为内容的绘画。魏晋、南北朝以来，宗教画极盛，名家辈出，所作以壁画为多。对中国美术有影响的业内大咖。他是南渡的北方士族，比顾恺之早生二十六年，他以自己的才华和人品为艺术家争得了上流社会的认可。

戴逵在艺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雕刻。

东晋时期，佛教文化得到极大发展，佛教艺术亦在全国迅速推广，特别是佛教造像艺术一经引入，便在四面八方迅速传开。戴逵本来就对佛经有深入研究，深刻懂得佛经要意，对佛经故事亦了如指掌，故所刻佛像形神兼备。

晋孝武帝中叶，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后，观者无不称妙。可戴逵左看右看，总觉得这尊像的神态过于死板，而情感表现得不够充分，缺乏一种对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他逐一向众人请教，但大家都说恭维话，不提具体修改意见。戴逵想，看来人们怕我面子过不去，不愿说真话。于是他就躲到屏风之后，把参观者对于佛像的各种议论记录下来，如有的说：这佛像上额太窄；有的说：这尊佛的两眼太小；还有的说，这尊佛的耳朵应下垂，以显现出大度风范的样子……诸如此类，戴逵都一一记在心里，反复琢磨，然后反复修改，前后经过了三年时间，终于刻制成一尊符合佛经教义、体现民族风格、深受观众赞叹的完美佛像。唐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自泥洹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溶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精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机思通赡，巧凝造化，乃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持菩萨……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戴逵此像一出，世人争相仿效，并把外来佛像的形体修改定格为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的公认形象，这可以说是戴逵对佛教在中国传播所作的一大贡献。

戴逵名声日盛，请他造像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作品遍布全国。戴逵雕塑的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送来玉佛像，共称'瓦官寺三绝'。

戴逵的才艺和名声，让他自然而然成为了当时的大明星，很多王公贵族都渴望能与他有点交集子。有人仗着官高权重，一不小心就把清高的大才子当成了小鲜肉，其时官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就是这么做的。武陵王听人说大才子戴安道弹琴鼓瑟有清韵，很是好奇，派人去请他来自己的府上演奏一番，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和虚荣心，遭拒后又派戴逵的朋友戴着厚礼去请，戴逵没给司马晞一丁点面子，当着朋友的面把琴摔碎，说自己不愿做王门伶人。让这位司马晞成了历史上的笑谈。

戴逵的才华和人品也惊动了朝廷，孝武帝时，朝廷多次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等官职延请他就任，他屡辞不就。戴逵虽然不爱做官，但也并非任情放任之流，相反，他深谙儒家、道家之道，强调自身修养，不重形式，不慕虚名，从始至终，深为人敬。所著《戴逵集》9卷，惜已散佚。

而对于志同道合之人，戴逵却青眼有加。宰相、名士、文豪谢安也想见识一下戴逵这位文艺青年，趁着戴逵从剡县到京师的时机，谢安亲自去看他，二人见面后谈琴说画，好不快活，直聊到红日西沉，谢安对戴逵的修养和情操都非常赏识，戴逵凭着自己的见识与雅量，成功圈粉了大学者谢安。

戴逵最爱山水，他拒绝各种诱惑，一生隐逸不仕，在自然山水间怡情养性，以毕生精诚致力创作，在绘画和雕刻艺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斯人岂可无友，戴逵到剡州之后，更与高僧名士交游甚密，书圣王羲之曾邀戴逵和许询住金庭，留下许家坂、戴公山的名胜。嵊州的逵溪、戴村，新昌的雪溪等地名都与戴逵相关。其时与郗超、刘炎、谢玄、谢安、王徽之等人往来不绝。他亲赴石城专为听高僧支遁讲经。在这个高逼格的朋友圈里，戴逵人格魅力爆棚，深受诸友敬爱，还留下了王徽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的佳话。

信仰的流布，如果都能借助于艺术和美的形式，将事半而功倍。戴逵的贡献，不仅在于艺术上的智慧和巧思，而且在于他能巧妙地采纳众人的意见，并将这些好的想法融汇在一尊雕塑之中。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正是由于戴逵善于兼容并蓄才呈现出博大精深的华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