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唐以前中国佛像最主要的策源地（一）
祝重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教授
01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及佛教美术都源于印度。
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公元前656年---公元前485年，公元前五、六世纪，大约与中国孔子同时），是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其母摩耶夫人在回娘家途中蓝毗尼分娩生下释迦摩尼，释迦摩尼幼时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但见到现实社会生老病死种种苦难，对婆罗门教产生不满，于是他舍弃宫廷生活，出家修道。
他最初在王舍城（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之南）附近学习禅定，后到尼连禅河附近树林中独自苦修六年，后又去菩提伽耶毕波罗树下静坐，苦思冥想，达到觉悟。后又去鹿野苑（萨尔纳特）说法，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诸如王舍城、舍卫城等），传教弘法，最后在拘尸那迦城（迦夏城）逝世，被尊为“佛”（佛陀）。释迦摩尼生前主要活动于恒河流域，留下很多圣迹，成为后世佛教徒朝圣巡礼的圣地，中国高僧法显、玄奘就曾去过这些圣地朝圣，并带回佛经、佛像。
印度佛教美术现存最早的作品是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三世纪）时的，有纪念柱、纪念塔，但佛像还没出现，仅以宝座、法轮、菩提树、佛足迹来象征佛。
公元一世纪贵霜王朝（1---3世纪）建立，贵霜两都犍陀罗（首都）和马图拉（冬都）几乎同时出现佛像，犍陀罗佛像是希腊人的面孔、身材、衣饰，长脸薄唇、穿披风袈裟；马图拉佛像是印度人的面孔、身材、衣饰，圆脸厚唇、衣薄透体。这是因为不同的地理、气候、人种、传统文化等因素造成的。
《佛坐像》，十六国时期，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属犍陀罗样式。
两都佛像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同步发展。一世纪犍陀罗影响马图拉，二世纪两都佛像各自展现出自己的风格特点，三世纪马图拉反过来又影响到犍陀罗，完成了印度佛像的印度化改造，并为笈多王朝（4---7世纪）佛教美术黄金时代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佛坐像》，十六国后赵建武四年（336年，4世纪），现藏美国，属后犍陀罗样式，受马图拉影响。
两都佛像分别通过两条路线传入中国，犍陀罗佛像经过新疆、河西走廊，传到长安（西安）、洛阳，走的是西北陆路（丝绸之路）。马图拉佛像经恒河出海，经东南亚，传到中国东南沿海、南朝首都南京、山东半岛，走的是东南海路（后称“瓷器之路”）。这两条路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带一路”。
众所周知，各国各时代的首都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中心，自然也是当时的宗教和艺术中心，汉代首都长安、洛阳是汉代佛教中心，六朝首都南京是六朝佛教美术中心（策源地），影响南朝、北朝、河西走廊，甚至朝鲜、日本。隋唐佛教美术中心又回到长安、洛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美术开始衰落。
本文就谈谈南京是唐以前中国佛像最主要的策源地，也就是说，南京引领中国早期佛教美术发展演变。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故都，后来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一度为都，可称“十朝古都”。
南京早在六千年前就已出现了原始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等），西周时是奴隶主封地，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在此筑城，铸造青铜器。后越灭吴，范蠡也在此筑城。后楚夺越地，手工业、商业大发展。秦始皇南巡路过南京，开通驰道，使南京交通便利。汉时南京金属冶炼技术发达，铜铁器普及。所有这些都为六朝经济、文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朝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东吴孙权时造船业、航海业发达，大海船远达台湾、辽东、高句丽。经济繁荣，物产丰富，本地出产粮食、丝绸、瓷器、纸张等，海外运来香料、珠玑、翡翠、珊瑚、犀角、象牙等，都荟萃南京，可见当时中外交流之盛。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昌盛，六朝南京设有儒学、玄学、文学、史学等学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南朝文学名著大多是在南京写成，诸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昭明太子《文选》、谢赫《古画品录》、法显《佛国记》等等。
南京也是六朝佛教中心，佛寺林立，晨钟暮鼓，不绝于耳，《南史》上说：“都下佛寺五百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当时南京佛教美术繁荣昌盛，必然引领风气之先。当时南京画坛大师如云，杰作如雨，六朝大家（诸如曹不兴、卫协、戴逵、顾恺之、陆探微、僧佑、张僧繇等）几乎都在南京从艺，从事佛教美术创作，他们就能构成一部六朝美术史，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艺术大师产生影响，一般都在去世以后。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589年隋灭陈，“城邑宫阙，并荡耕垦”，六朝繁华之都，顿时成为一片瓦砾废墟。此后又历经几次南京大屠杀（诸如金兵南下、太平天国、日寇侵华等），南京文化毁灭殆尽，现存古建多为清末重建，六朝文物非常罕见。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六朝佛教美术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只能从古文献的片言只语中去猜想、想象当时佛教美术的艺术风貌。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周秦汉在长安、洛阳，六朝在南京，隋唐宋又回到陕西、河南，元明清在北京（明初定都南京），民国又定都南京，文化中心又回到江南，可见南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02
印度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华（长安），口授浮图经，是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始。
大月氏原在敦煌、祁连山之间游牧，公元前二世纪受匈奴攻击，西迁新疆伊犁河流域，后经费尔干纳盆地（大宛），进入河间地区（索格狄亚那，粟特），建立王庭。不久又攻占大夏（巴克特里亚）。张骞通西域时，公元前128年曾来到这里，从此大月氏与汉朝来往密切。公元一世纪中叶大月氏贵霜部统一各部，建立贵霜帝国（1---3世纪，与东汉同时），定都蓝氏城（犍陀罗，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与阿富汗喀布尔之间）。大月氏辖境中亚，当时当地流行希腊文化，这是因为公元前326年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打到中亚，并在中亚殖民，带来希腊文化，所以贵霜帝国流行希腊文化。
上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大约经过半个多世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一世纪中叶），汉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绕殿飞行，后问群臣，有人回答是佛。汉明帝遂遣使西行求法，去贵霜帝国抄写佛经，描绘佛像。汉使在此遇到二位中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就请二位高僧来华弘法。他们以白马驮经像，回到洛阳，翌年在洛阳建立白马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佛寺，被尊为中国佛教“释源”、“祖庭”，二位印度高僧在寺内译经、传教。
“白马驮经像”，“经”是指佛经，“像”是指佛像，当时可能都是写在和画在丝绸或者纸上，采用卷轴装（长卷，有轴，唐以前图书装订样式），携带方便，适宜长途跋涉。马驮经像，走西北陆路，不宜携带立体佛像。
中国雕塑往往跟着绘画走，画塑不分，雕塑家也是画家，中国佛像也是如此，将平面描绘的佛像，作为样本，使之立体化（一般有正面和两个侧面），作为崇拜偶像，因为佛教是像教。所以中国雕塑史也跟着中国绘画史走，将佛画大师画的佛像作为样本，将其立体化，制作成佛像。而大师画的佛像样本又往往参考中外高僧从国外（海外）带回来的佛像，进行改造、创作，将其中国化、汉化，使之能适合中国百姓来欣赏、礼拜。中国佛像最著名的样本就是“四大样”（曹不兴曹家洋、张僧繇张家样、吴道子吴家样、周昉周家样），中国佛教美术（尤其是中国北方石窟造像）大多是依据这四大样创作的。
贵霜帝国一世纪兴起，二世纪强盛，三世纪衰落，五世纪为嚈哒（白匈奴）所灭。强盛时疆域北自花拉子模，南达文迪雅山，西起咸海，东至葱岭，横跨中亚和印度北部。是当时四大帝国之一（东汉帝国（1---3世纪）、帕提亚（安息）帝国（-3---3世纪）、罗马帝国（大秦）（-1---5世纪）。地处丝绸之路必经之途，商业发达，西与安息、大秦，东与中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贵霜文化深受印度、希腊、伊朗、中国影响。贵霜帝国有两都，首都犍陀罗在西北部，冬都马图拉在东南部，两都相距1000公里左右，交流频繁，互相影响，共同发展，著名的“贝格拉姆（在首都犍陀罗附近，在阿富汗喀布尔）遗宝”中，就有马图拉牙雕，极为精彩。此外还有中国漆器、罗马、埃及产的金银首饰、玻璃器皿、青铜雕塑等，这些都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贵霜帝国倡导佛教大乘派，佛教和佛教美术繁荣昌盛，贵霜美术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开创了佛像，两都几乎同时分别创造了两大佛像，犍陀罗佛像和马图拉佛像。贵霜帝国派遣大批僧人四处弘法，中国最早的佛教、佛像就来源于贵霜帝国。贵霜帝国两大佛像很快就传入中国，犍陀罗佛像通过西北陆路传入西北和中原，马图拉佛像通过东南海路传入东南沿海和山东。三世纪以后贵霜帝国衰落，分裂，内乱，波斯萨珊王朝在西亚兴起，印度笈多王朝（4---7世纪）在印度北部兴起。
东汉明帝时（一世纪中叶）从贵霜帝国带回来的佛像应为首都犍陀罗的佛像，是经西北陆路用马驮回来的。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当时印度佛像刚刚创造出来（一世纪），很快就传到了东汉首都洛阳，传播速度之快出乎我们的想象。《后汉纪》上说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也信佛，还得到汉明帝首肯鼓励，并传示各地推广。刘英所供奉的佛像当是从首都洛阳传来的犍陀罗佛像。
大约100年后，到了东汉恒帝时（147---167年，二世纪中叶），中国佛教情况依然如故，仍然是以首都洛阳为中心，仍然是在宫廷贵族、上层社会少数人中流传，例如汉桓帝在宫中铸老子、浮屠（佛）金像，设华盖座位，以郊天音乐奉事。这时佛教与黄老、神仙并行祠祀。
东汉来华弘法的高僧很多，主要有安世高、安玄（安息人）、支娄迦谶、支曜（月氏人）、竺佛朔（印度人）、康孟祥（康居人，在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等，多为西域（中亚）人，也是经西北陆路来到首都洛阳，他们带来的佛像也是犍陀罗佛像。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种宗教都发展起来，佛教也从皇宫贵族走向平民百姓。佛教在民间流传的典型事例是笮融奉佛。据《后汉书·陶谦传》、《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上说，笮融（？---195年，二世纪）是丹阳（安徽宣城）人，汉末大乱时，他率众数百，投奔同乡徐州牧陶谦（132---194年），陶谦令他督管广陵、下邳、彭城三郡（江苏扬州、徐州一带，即苏北）运粮，他信奉佛教，就挪用公款，兴建佛寺，“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即楼阁式佛塔），可容二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佛教已经独立发展，苏北已经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并波及鲁南。苏北汉末佛教中心现存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摩崖造像，整个造像依据山石自然形势雕凿，手法与陕西兴平西汉霍去病墓前石雕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霍去病墓石雕为圆雕，孔望山石雕倾向于平面浮雕，类似山东东汉画像石，有佛涅槃、舍身饲虎、立佛、坐佛、供养人等佛教题材。此外还有道教题材、世俗生活等。摩崖画像附近还有圆雕蟾蜍、圆雕大象，圆雕大象略大于真实大象，造型生动，风格古朴，原为恒帝、灵帝时（二世纪）道教东海庙中的供奉物，反映当时佛、道并行，整个看上去，完全是汉代艺术风格。
鲁南东汉画像石中也有一些佛像，也是中国最早的佛像。例如山东藤县出土东汉晚期（二三世纪之际）的画像石，上有六牙象，当为印度佛教中的六牙象。再如山东沂南东汉晚期（三世纪）画像石墓，其中八角柱上就有坐佛、立佛等。这些都说明鲁南与苏北一样，东汉晚期都有佛教流行。
苏北鲁南频临黄海，正是东南海路的终点，而东南海路的起点应是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冬都马图拉，因此苏北鲁南佛像应为马图拉佛像，是经东南海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和山东半岛的。东南海路古已有之，早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一二世纪）就已畅通，使者往来，珍宝互通。上述孔望山造像中有大象、老虎，应为印度象、印度虎，这在马图拉及其附近雕塑中常见，而中亚犍陀罗雕塑中却不多见，这也说明是来自印度马图拉和恒河流域。
《佛立像》，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5世纪），现藏日本东京博物馆，属后犍陀罗样式，受马图拉影响。
东汉佛教还应提到广西牟子，他是汉末苍梧（广西梧州）人，原为儒者，也读神仙家之书，186年汉灵帝死，天下大乱，他南逃交趾（越南北部、中部），在交趾接受佛教。后回家乡，官方多次召请，辞不就。他认为乱世不显己，不为官。他致意佛教，兼研《老子》，世人非难他，他作《理惑论》答辩，用《老子》、儒家经书论证佛教，认为佛、道、儒观点一致，以此弘扬佛教。他崇奉的佛经、佛像，来自越南北部，越南佛教来自印度（恒河流域）。越南佛教东汉时传到两广。三国时（三世纪）康僧会住在交趾，后去东吴首都南京，将越南佛教经、像带到南京，影响深远，这是后话。
四川东汉崖墓中也有佛像，例如乐山麻濠崖墓门楣上就有浮雕坐佛。再如彭山崖墓出土的摇钱树，底座上浮雕一佛二菩萨，是二世纪后半作品，佛像肉髻，后有头光，一手施无畏印，一手握衣裾，袈裟呈∪字形衣纹。四川佛教美术自成体系，乐山、彭山都在成都南面，在川滇缅印通往成都的古道上，很有可能通过川滇缅印古道，直接吸收印度恒河流域马图拉佛教美术。
综上所述，中国佛像东汉时（1---3世纪）诞生，是印度通过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两条路线传入的，中国西北流行犍陀罗佛像，东南沿海流行马图拉佛像。
03
三国时期（220---265年，三世纪）正值贵霜帝国后期，马图拉佛像大发展，不仅影响了犍陀罗（1---3世纪）和后犍陀罗（4---7世纪），而且还影响到中国，从此以后中国佛像主要受马图拉佛像影响，一直到北齐、北周引进印度笈多佛像。
马图拉在印度北方邦，在德里与阿格拉之间，地处连接印度中部和西北部的交通要道上，自古以来商业发达，文化交流广泛。马图拉也是佛教圣地，一直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心，马图拉艺术向西影响犍陀罗，向东影响鹿野苑。马图拉艺术可分三期：
1，古风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公元一世纪），始于孔雀王朝阿育王佛教美术，例如马图拉巴尔卡姆出土的药叉（夜叉，男女精灵）立像，作于公元前三世纪，现藏马图拉博物馆，整个雕像粗壮质朴，孔武有力，衣薄透体，体积感强。与马图拉东南方的山奇（桑奇）、巴卢特（巴尔胡特）艺术风格相近，属于印度本土风格，是印度美术最宝贵的传统，深远地影响了印度以后的所有美术。
2，贵霜时期（1---3世纪），贵霜初期犹存古风，彪悍粗犷，衣薄透体，同时又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向古典主义过渡，属于过渡风格。二世纪不断进行印度化改造，丰满圆润，充满生命力，逐渐形成马图拉风格。后期（三世纪）影响犍陀罗和中国东南沿海。
3，笈多时期（4---7世纪），笈多时的马图拉可称“后马图拉”，或马图拉后期，是完全印度化的佛像，是印度美术的古典主义，是黄金时代，影响深远。中国高僧法显(东晋)和玄奘（初唐）都曾到过马图拉，很有可能在此抄经画像，带回经、像。（参见拙作《东方壁画史纲》，文物出版社2005年出版）
笈多王朝萨尔纳特“裸体”佛像
三国，尤其是魏国和吴国，统治者都信佛，大力提倡，积极支持，首都都是当时佛教和佛教艺术中心。
魏国继承东汉，仍建都洛阳，文化也继承东汉遗风，佛教也继承东汉，佛像仍是犍陀罗佛像，不过此时犍陀罗佛像已受马图拉影响。这时来魏都洛阳弘法的外国高僧有昙柯迦罗（中印度人）、昙谛（安息，波斯人）、康僧铠（康居人，在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帛延（龟兹人）、安发贤（安息人）等，他们都是经西北陆路来到洛阳，带来犍陀罗佛像。《魏书·释老志》上说，魏明帝信佛，大起浮屠。著名诗人曹植喜读佛经，创作佛教音乐，这些都推动了佛教艺术发展。
吴国雄踞江南，建都南京，佛教主要由东南海路传入。吴主孙权崇信佛教，对来华高僧（例如康僧会、支谦）非常崇敬，非常信任，委以重任，言听计从。对东吴佛教影响最大的就是康僧会。康僧会（？---280年，三世纪）祖居康居（在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世居天竺（印度），父亲经商，移居交趾（越南北部、中部），十几岁父母双亡，在交趾出家，247年到东吴首都南京，如前所述，他将越南佛教经、像带到南京，影响深远。此外他还带来舍利，吴主孙权为他建筑建初寺，这是江南佛寺之始。后孙权孙子孙皓继位，毁佛，经康僧会劝说，又皈依佛门。
康僧会引进马图拉佛像，并将其传授给他的学生曹不兴。三国时最伟大的画家就是东吴曹不兴，他是吴兴（浙江湖州）人，师从于印度高僧康僧会，学的就是康僧会带来的印度马图拉佛像，衣薄透体，如同出水，衣纹呈∪字形，富有韵律感，装饰性很强，很有特色，令人耳目一新，于是乎竞相模仿，蔚然成风，被称为“曹衣出水”，作为东吴新样，直接影响魏、蜀两国，后又影响到南方六朝，而南方六朝作为汉人正统，又广泛影响北方胡人，很快就取代了北方（尤其是西北）流行的希腊人面孔的犍陀罗佛像，以至于被称为“曹家洋”，与后来张僧繇、吴道子、周昉并称“四大样”。
笈多王朝马图拉“湿衣”佛像
曹不兴堪称中国佛画的祖师爷，其徒子徒孙（曹不兴的学生是卫协，卫协的学生是顾恺之，顾恺之的学生是陆探微）都是当时一流大师，一脉相承，延绵三百多年（3---5世纪），可谓影响深远。（参见拙作《质疑“曹衣出水”》，《丝路艺术》第三期）
蜀国地处西南，建都成都，四川东汉时就有佛教流传，这时继续流行，经、像或来自魏国（犍陀罗佛像，受马图拉影响），或来自东吴（马图拉佛像），或来自川滇缅印古道（马图拉佛像）。
非常遗憾的是现存三国佛像绝少，目前只能看到东吴铜镜，其上浮雕佛、菩萨、飞天，衣纹富有韵律感，当为印度马图拉佛像，就属“曹家洋”。东吴陶罐上也有贴塑佛像，浮雕类似铜镜，也属“曹家洋”。
从此以后，南京成为中国唐以前的佛教中心（赵补初语），也是中国佛教艺术中心，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变化的策源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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