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密令杀害提篮桥监狱50名政治犯，是如何失败的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黎明前的夜晚，显得分外黑暗。国民党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和屠杀，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几十名革命人士危在旦夕。

于是，地下党组织准备营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的50位同志。

早在1944年初，我党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就开始在提篮桥监狱看守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地下党支部。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49年初已有20多名地下党员。

组织上设想过几套营救方案：

一是准备在敌人企图枪决政治犯时，由地下党把囚车开到青浦游击区；

二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组织力量劫狱；

三是准备绳索固定在监楼的楼顶，选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里应外合，在看守的帮助下，让狱中被关押的同志抓住绳子滑下越狱。

最后经过分析，考虑到提篮桥监狱地处闹市，又与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时刻保持着紧密联系，这些办法都风险太大，最后只能放弃，另辟“蹊径”。

策反典狱长

情况危急，时不我待。这时，组织谋划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策反提篮桥监狱典狱长！

这件事的策划人，是我党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和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正大公司经理，化名吴灿坤。

当时，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叫孔祥霖，江苏仪征人。孔祥霖为人老谋深算，眼看大势所趋，也想为自己留条后路，曾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多次打过辞职报告，是一个可以策反的对象。

1949年年初，吴克坚曾派祁式潜(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媚)，对孔有过几次接触。后来，司法行政部批准了孔祥霖的辞职请求，对孔的策反工作就此中止。

4月25日，履新上任的代理典狱长是王慕曾，同时到来的还有他的妹夫原来行医的赵伯勋、一个女秘书、一个管财务的浙江同乡，还有其他10余人。那时，南京已经解放，国民党不少官员都在找退路，王慕曾为何却“反其道而行之”呢?

王慕曾早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科学校，曾出任过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陕西临潼、沔县、宁强县县长。抗战胜利后，他回乡经商，因生财无道，赋闲在家。

1948年底，他通过时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代理部长赵琛的亲戚关系(赵琛是赵伯勋的堂叔)，意图重新出山，为他在温州、宁波或上海等地的监狱谋一份工作。当时，正好孔祥霖多次送来辞职报告，赵琛就同意了孔的辞职，由王慕曾接任。

综观王慕曾的经历，他虽一直在国民党政界、警界任职，但在官场中靠山不硬，家境也不优越，有5个未成年子女(当时王慕曾的妻室和子女仍在杭州)，还供养一个情妇，有策反成功的可能。

当时，王慕曾迫于形势，也想脚踩“两条船”。他甚至还想加入农工民主党，来“迂回”接近我党，后来因故未获得批准。

吴克坚把具体任务，交给了在上海进行情报策反工作的林享元、祁式潜负责。林亨元又找到了他在福州闽江中学的同学翁正心，由翁以国民党参议员的身份，去提篮桥监狱直接联系王慕曾。

翁正心直接摊牌自己是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希望王慕曾保护并营救政治犯，但没告诉他被关押人的具体姓名。王慕曾表示愿戴罪立功，但他又退了一步，说马上放人很难办到，只有设法拖延时间，尽力争取。

绝密指令

在接触中，王慕曾曾经向翁正心索取过需要营救的同志名单。刚开始时，翁正心吃不透王慕曾的真实意图，因此借故推托。

几天后，王慕曾又来催要名单，并告诉翁正心：5月17日，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已经下达密令，要将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政治犯迅速移押舟山群岛，情况十分紧急！

与此同时，潜伏在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任主任书记官的地下党员王容海，也得到了陈大庆要转移政治犯的绝密令。这说明，王慕曾说的是实话。吴克坚果断指示，把名单交给王慕曾。

5月18日，林享元、祁式潜和翁正心三人，在提篮桥附近的一家绿叶西餐馆与王慕曾见面。他们鼓励王慕曾解除顾虑，顺应潮流，在上海解放前夕，给自己留一条光明的出路。

于是，王慕曾向他们透露了一条绝密消息：警备司令部秘密指示，在押解途中或在舟山群岛上，对政治犯们采取“特别使命”(秘密杀害)。而他正以各种充足的理由拖延着。

同时，王慕曾也直截了当地提出：上海解放后，他和他的情妇、亲信的人身安全必须要有保障。林亨元等当场表态，一定做到。

王慕曾的双保险

5月18日，王慕曾派任监狱卫生课课长的妹夫赵伯勋，到关押政治犯的“和”字监，以检查卫生为名进行摸底，并先对狱中的生活条件做一些改善。

20日，王慕曾又把政治犯从“和”字监，调到条件稍好的感化院，关押在二楼，并在各方面尽量从优对待。

随后，王慕曾和赵伯勋又一起到监房点名。点名的方法也很特别，每叫到一个犯人的名字，就十分温和地叫他站起来仔细打量一番，有的还要问上几句话。这样，王慕曾对需要保护的人就心中有了数。

但是，王慕曾对地下党的承诺还心有疑虑，于是，他搞了个“双保险”。

23日，王慕曾把50人中的主要成员王中一（上海地下党工委委员）、虞天石（镇海县委书记）、王明远等，请到他的办公室拉家常，了解有关情况。

王慕曾说：“不打不相识，想不到我们在监狱里成了朋友。现在，我是堂堂的典狱长，你们几位都是在押的，甚至是危在夕的犯人。但是，也许几天以后乾坤颠倒，我们之间的身份将有一个巨大变化，希望你们不要忘记短短几天的危难之交，不要遗忘监狱里的特殊缘分。将来你们出头后，也让我有口饭吃。”

同时，王慕曾还要他们留下出狱后的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今后保持联系。

24、25日，就在上海解放前夜，王慕曾再次把王中一、虞天石等人请到办公室，又做了再一次表白，甚至还要王中一为他出具书面证明。

武装护监

24日黎明，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动总攻。由于社会部对王慕曾的策反行动，监狱地下党并不清楚，二者分属两个系统，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和联络关系。因此，为了防止敌人加害被囚禁的政治犯，监狱地下党根据“警委”的部署，开展武装护监斗争。

24日早晨，监狱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英盛，把看守中的20多名地下党员和若干外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对他们作了分工布置。

上午8时，赵英盛首先派地下党员翟云龙控制电话间。电话间有一台电话总机，是监狱对外联系的窗口。从当天起，为保证信息畅通，防止告密，电话只允许打入，没有赵英盛的批准，一律不准打出。为此，翟云龙等人坚守电话间三天三夜。

赵英盛又派人掌握了各监房的钥匙，去枪库拿出枪支分发给护监人员。当日，监狱大门紧闭，禁止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护监人员左臂缠上红布条，佩枪在狱内各自岗位上武装巡逻警戒。

对于地下党支部的这些活动，王慕曾没干涉。这时，关押政治犯的各监室已不上锁，他们可以在整幢监楼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甚至到楼顶眺望上海战局，盼望黎明。

25日，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林享元亲自打电话给王慕曾，要他赶快释放政治犯。王慕曾却说：“外面还有枪声，放出去恐怕不安全。”

林享元不放心，提出叫王中一来接电话。王中一告诉林亨元：“现在没有问题，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已恢复自由。但现在不能出去，恐怕中流弹反而不安全。”

王慕曾也在边上表示，要林享元尽管放心，一定会保护好这些人员的安全。

奔向光明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28日上午，上海军管会法院接管处第三组监狱接管组，进驻提篮桥监狱，正式宣布接管。

29日上午，提篮桥监狱召开了“慰问与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组织上带来全国工人慰问金300银元，分发每人6块。

大会结束后，吃了午饭，又做了理发、修脸、洗漱等出狱准备工作。下午2时，45名地下党员（另5人是农工民主党党员）举着用自己的被单和席子制作的、上面写着“跟共产党走”的横幅和旗帜，列队步行走出监狱大门。然后，在一片欢呼声和口号声中，他们与欢迎代表、亲友，分乘七辆大客车到市区游行，至静安寺结束。

两天后，农工民主党的五位同志第二批出狱，监狱当天也组织了慰问和欢送大会。

数天以后，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陈毅听取汇报后强调：“这些同志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牢的，现在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不能这样无声无息、默默无闻，而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对这件事要好好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

于是，出狱的大部分同志又重新在提篮桥监狱集合，上海各界人士代表在监狱大门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当时，正值苏联电影代表访问上海，他们现场拍摄了这些历史场景。后来，这些珍贵的内容，被编入新中国第一部历史纪录片《解放了的新中国》中。

另一方面，组织言而有信，王慕曾解放后被上海政法机关留用，安排在上海市人民法院担任公设辩护人(律师)，并在上海市中心的泰兴路为其分配了设施很好的住房，一家人衣食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