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乱世，群英争雄。然而，熊熊硝烟不止燃烧在刀光剑影中。万言经济略，三策太平基。三国群雄们围绕经济的智斗，相比金戈铁马的沙场争锋，丝毫不会逊色。那么，在这场事关经济民生心智大赛中，诸位豪杰名士，谁更有经济头脑呢？现代经济学中，土地被视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时代，土地几乎可以和生产、财富直接划等号。土肥而耕利，耕利而粮盛，粮盛而国兴。甚至有人直接用一句话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也就是百姓和土地的关系史。换句话说，于统治者而言，土地相当于试卷上的一道大题，不仅不能跳过，更得想法设法地多拿上几分。恰好，三国时期称霸北方的一代枭雄曹孟德，这道题就答得不错。影视剧中的曹操形象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截图实际上，曹操准备提笔作答时，考场并不平静。东汉末年，政权名存实亡，群雄争霸，且不说到处混战，各路军阀缠斗得难解难分，便是这连年的战乱，就将昔日的国泰民安彻底粉碎。狼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一边是白骨蔽平原，饿殍遍野，另一边是田无常民，劳动力锐减，大片田地生生荒废。民生凋敝，孟德自己也不忍直视，挥笔写下一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哀怜慨叹之外，在前期作战中饱尝军粮匮乏之苦的曹操也意识到，今时今日，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固安之志，要想图谋大业，解决生产问题是当务之急。屯田，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农业集体耕作制度，大致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西汉时期，汉文帝就在晁错的提议下实行了屯田制，后来，武帝征讨匈奴过程中对其发展完善，将军屯发展为民屯。军屯的核心思想是耕战结合，即“带甲之士，随宜开垦”，由军队开垦荒田，开垦者既做战士，亦当“农夫”，民屯的主要承担者则是流民。屯田制并非曹操原创，倒像前人准备好的“参考答案”，不过，据考证，曹魏时期的屯田和汉时并不相同，更侧重为战争服务，在做法上也有改良。话又说回来，“军屯”和“民屯”曹操一样都没落下。东汉建安元年，曹操迎回汉献帝，迁都许县（今属许昌），自此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此时的许县经历战乱，“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成了试行屯田制的第一个试验点。公元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文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既为“良式”，怎能不为？说干就干，公元196年，曹操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募民屯田许下”。在许县开展的这场试点中，既有军屯，也有民屯。不得不说，在军屯的劳力选择上，曹操动了些心思。曹操本身便是因镇压黄巾起义军起家，在此过程中“得贼资业”，夺取了不少钱财、耕牛、农具，被俘虏的黄巾军又大多为农民出身，掌握着大量的农耕经验和生产技术，现兵败被俘，只求活命，图个安稳，如此一来，自然是屯田的最佳人选。事实上，这些兵士成为许县屯田的重要力量。民屯，也在此时开展起来。说来也不复杂，便是招募天下流亡的农民，由政府租给其耕地，借予耕牛，并将他们按照五十人为一屯的方式组织起来，实行军队编制，专门从事生产。这场试验很成功，按《三国志》的记载，直接“得谷百万斛”。而据学者推测，“百万斛”应是从土地上剥削之量，实际上土地的产量可能达到一百六十六万余斛。试点成功，自然要扩大范围，民屯制度逐渐被推广到洛阳、河内、南阳、弘农、上党等地。屯田制的实行和推广并非想象般顺利，遇到不少阻碍，为此，曹操和谋士们着实费了些心力，还创新出不少配套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此之前，农民的交租主要是定额方式，即计牛输谷，也就是根据农民向官方租借耕作的耕牛数量来界定足量的数量。这种方式虽能保证官府收成，但实际上非常机械，特别是遇到天灾，收成不好时，农民苦不堪言。在许县屯田时，枣祗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于是向曹操提出了一种“分田之术”。分田之术，便是按照产量的分成来收租，将定额收取变成动态调整，曹操采纳了他的提议。按分田之术的设计，用官牛屯田耕地的，上交六成收成，自留四成，如果用自家的耕牛，就可以留下一半收成，而且屯田户都不用再负担其他杂税和徭役兵役。用现代眼光看，“五五开”也谈不上“厚道”，但对比其后西晋时期的“八二分”而言，确实帮农户减轻了不少负担。推行分田之术外，曹操还自己发明了一种租税政策，称为“户调”。东汉末年，朝政昏暗，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以袁绍为代表的军阀强取豪夺，百姓负担极重，甚至要承担的苛捐摊派比正税多上三十倍，以至于黄巾军喊着“黄天太平”的口号揭竿而起。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颁布《收田租令》，“发文”痛怼袁绍：“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 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丝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也就是每年每亩交纳粟四升，据估算，这差不多占年产量的4%，此外每户每年交纳绢二匹、绵二斤，此外便不用负担其他杂税。这实实在在地帮百姓减了负。对内安抚百姓，对外曹操也没闲着。在当时，热衷控制劳力和兼并土地的土地豪绅是屯田推广的最大阻力。曹操也不示弱，大笔一挥颁布“禁豪强兼并”法令。关中被平定后，流民们都想回乡，但苦于无田可耕，当地豪强见状抢先下手，招募流民为部民，继续给自己卖苦力，任司空椽属的卫凯眼见此景不敢耽搁，立马写信给荀彧，荀彧迅速上报曹操，曹操一看，这不行，赶忙派遣专人前往，维持秩序，管理农业。曹操还逐渐规范屯田的管理体系，设立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卫等职，到了后期，形成了从中央的大司农到最基层的屯司马的一套机构系统。“屯田能力”也成为曹操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贡献突出的夏侯惇、任峻都被大大封赏。解决了“人”事，曹操也没忘记“天”时，为了生产大兴水利。据统计，在其主政期间，曾主持开挖六条运河，由镇北将军刘靖负责的水事工程，在河北“凡所润含四、五百里, 所灌田万有余顷。”不过，天灾难防，建安二十二年的冬天，百姓受灾，死亡甚多，曹操忧心不已，特下《赡给灾民令》，详细要求予以不同条件的灾民不同程度的赈济，鼓励民心，以助屯田。屯田被搞得红红火火，到了后期产量显著提高，以至“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不仅早先的“百里绝而无民”再也不见，军粮问题更是迎刃而解。事实上，屯田收入成了曹魏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也化作曹操称霸北方的重要基石。所谓“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自是亦能寻得一二根由。如果说曹孟德的智慧扎根在土地上，那诸葛孔明搞好经济的妙思就更为活泛了。世人皆知诸葛长于军事，但其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早前“躬耕于南阳”，诸葛亮对农业的重视自不必提，时常劝民务农、殖谷，发展水利、开发资源也不在话下，然而蜀地丰饶繁盛的背后，诸葛亮费的心力不止于此。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诸葛亮更是将对“装备”的重视发展到了极致。诸葛亮极为重视工商制造，设立司金中郎将和司盐校尉等官职，专职管理督办蜀地工商业。他要求还相当严苛，尤其摒弃“雕文刻镂”类的无用之器，希望件件所造之物都能有功于军务，有利于农事。孔明并非空言，反而真正参与了制造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军工兵器的制作，诸葛亮参与的就包括刀、斧、匕首、恺甲、矛、剑、铁蒺藜、竹枪、铁枪、 连弩、冲车等数十种。兵器强韧，别的也不能落后。为了督促农战，诸葛亮又参与制作了木牛流马、石琴、石鼓、石人、桐鼓等。其中的“木牛流马”，正是让诸葛孔明被尊为古代发明家的重要之作。《三国志》中的多处记载证明了“木牛流马”的存在。据考证，其大致出现的时间在建兴九年和十二年。《辞源》中对“木牛流马”词条的界定非常笼统，将其定义为古时的运输工具，作用是运粮。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的确是为了运送军粮，可惜的是，这样的神奇工具并没有实物保存，所以关于“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形何状，古往今来，众说纷纭。现代人们仿制复原的“木牛”“流马”更是五花八门，连究竟运输靠的是“腿”还是“轮”也暂无定论。现代发明爱好者复原的木牛（图源央视科教频道《我爱发明》节目截图）现代发明爱好者复原的木牛（图源央视科教频道《我爱发明》节目截图）《诸葛亮传》中记载着木牛流马的大致形状和制作方法，节选如下：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 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助，刻者有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软，摄者为牛鞅轴…… 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祝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有学者据此和其他史料推断，木牛流马是具有特殊外形和性能的独轮车，大约能承载四五百斤重的粮食，可以帮助减轻人力负担。其中，木牛大致的组成上包含牛头、牛背、牛舌、牛腹等。而“一脚四足”可能是指一个直径大约有二尺的车轮和四个支柱。“牛背”便是装载粮食之处，中间是车轮架，两边分置木板。值得一提的是牛舌、牛鞅和牛鞅轴。据考证，牛鞅是牛头下的绳索，牛舌是牛头下用绳索悬挂的木头，而绳索悬挂在牛鞅轴上，车行进时，木头正常晃荡，而需要停车时，绳索伸长，木头拖地，置于轮前，能够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这一套设计，实际上便构成了完整的刹车系统。对于山路崎岖的蜀中的运粮问题，自然是大有助益。器虽已利，但要国运昌隆，还少不了殷实财富的加持。诸葛亮尤其注意到了这点，狠狠下了一番功夫。发展盐铁，就是其中重要一环。益州的冶铁业一直发展盛好，不过东汉末年，盐铁开放私营，成了豪强们搜刮民脂民膏的利剑。刘备入主益州后，诸葛亮协助其恢复盐铁官营，一招就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打击了豪强。重拳出击，统一管理下，冶铁业大为发展，光是史料记载中的蜀地冶铁基地就有铁溪河、鱼通、仁寿铁山、蒲亭县铁山等。“以盐立国”也是一记妙招。现存四川博物馆的“东汉制盐画像砖”就记录着当时蜀人制盐的盛景。蜀人自古善于制盐。《蜀王本纪》中就有关于蜀地盐井的记载。蜀汉时期，刘备和诸葛亮非常重视盐井生产，设立专人管理，诸葛亮更是亲力亲为。据记载，长宁县宝屏山有“诸葛盐井十四处”，苏轼还曾写过《诸葛盐井》一诗。重视以外，诸葛亮曾亲自视察并改进制盐技术。临邛（今邛崃）的“火井盐”便是一例。所谓火井，其实是指天然气。张华《博物志》有文：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执盆盖井上煮盐，得盐。据推测，诸葛亮改良的制盐方法便是将井的大口改为小口，从而聚拢火力，再将铁盆放在井上，用火煮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后世李兴在《祭诸葛丞相文》中也明确将“千井”作为诸葛亮众多功绩之一。《国家宝藏》的节目中还根据史料设计过一个桥段——诸葛亮主动将火井制盐法教授于民，只希望降低盐价，还富于民。现代综艺中对诸葛亮“火井制盐”法的演绎《国家宝藏》节目截图发展了盐铁，诸葛亮又把眼光投向了另一个特色产业——织锦。蜀锦华美精致，受到时人追捧，而织锦之法又唯有蜀人掌握，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其间的宝贵“商机”，正所谓“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一方面，他大力提倡养蚕种桑，扩大蜀锦的生产规模，还派人传授夷人织锦的方法，帮助改进生产技术，还设置锦官，专门组织和管理蜀锦生产调拨之事。大批优质蜀锦被生产出来，吸引各国竞相购买。据记载，孙吴、曹魏都多次派人入蜀购买蜀锦，甚至孙吴政府所藏蜀锦几乎都来自蜀国。蜀锦由此成为重要的“物资”，穿梭于诸国间，“尽揽”财富，成为了蜀国非常重要的财政来源。后世之人提及诸葛孔明，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有八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晋人袁淮如是作评：“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诸葛亮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已然不凡。但还有一人，得到诸葛亮的盛赞，称“运筹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这里的子初，指的是蜀国名士刘巴。刘巴，字子初，荆州零陵人。刘巴身在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曾身居要职。刘巴入仕蜀地的经历颇具戏剧性，刘巴其人聪慧，才名远播，刘备也曾多次尝试结交刘巴，将其招为幕僚，可惜刘巴当时心里一直渴望追随的主公是曹操，对刘备那是一个“避而远之”。后来刘巴辅佐刘璋，刘璋准备迎刘备进来，也是刘巴进言阻止，称“入必为害”。倒也是命中注定，刘璋没有听从刘巴的建议，成都被刘备攻占。刘备此时还没放弃招揽刘巴，甚至下令若有人伤害刘巴，“诛其三族”。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巴最终还是成了刘备的谋士。虽然两人有点“单方面情愿”的味道，但刘巴辅佐刘备，倒是半点儿没有遮掩自己的才干，刘备也给足了刘巴展示自我的舞台。故事就发生在刘备入主益州之后。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与刘璋的战争彻底破坏了益州的经济，刘备更是损失惨重。要说也是刘备自找的，攻打刘璋时便和将士们约定“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此言一出，城破之后，将士们竞相跑到府库争夺财物，刘备也履行诺言，不加干涉。问题是，这样一来，国库还能剩下几个钱？果然，很快军需不足，还没坐稳城池的刘备就遇上了“财政危机”。如何是好？关键时刻，刘巴在诸葛亮的举荐下接了这个烫手山芋，言“易耳”，随后甩出了三“招”——“但当铸直百钱，平储物贾，令吏为官市”。按现在的思维来理解，这分别对应着三条政策。其中关键一条就是“铸值百钱”，也就是发行大面额的货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为搞“通货膨胀”。据载，蜀汉新铸大面值货币有直百钱、直百五铢钱和传形五铢钱三种，直通“值”，也就是币值，这些钱币相较传统的五铢钱来说，币值几乎增加了数十倍。据考证，直五百株直径大约26-28毫米，重8-9.5克，现代考古还曾在四川威远发掘出一千多枚蜀汉货币，而其中直百五铢钱和传形五铢钱几乎占到一半，足以证实当时有大量大面值的货币在市场流通。通胀能刺激经济不假，但物价飞涨的副作用蜀汉能承受得住吗？这不，刘巴的第二招派上了用场。“平储物贾”便是统一全国物价，平抑物价上涨。最后则是派遣专人掌管官市，实行公卖制度，也就是政府专卖。不得不说，虽然大币值的货币一直被制造出来，但蜀汉并没有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再加上“盐铁官营”之类的举措，物价倒真是实现了“平抑”。虽然刘巴的这三招在当世饱受争议，也让刘备有“搜刮民财”之嫌疑，但是，“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愣是帮刘备平安度过了棘手的财政危机。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刘巴担任尚书，后又成为尚书令。后来，刘巴为官清廉，为人谨慎，可惜的是，刘备称王后第二年，也就是章武二年，刘巴逝世，金融鬼才自此退出历史舞台。言及此处，曹操、诸葛亮、刘巴在经济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各出奇招，各领风骚。其背后或许可寻出些“章法”，此章此法，甚至可能无关经济。章法其一，便是思想之荟萃。三人妙思，固然离不开本身的聪慧才干，然其背后，默然映射着诸多学说的融汇与传继。曹操治世，身后者众。光是土地和农业发展的破题之法，就离不开东汉末年众多名士。荀悦、仲长统、司马朗、毛玠等人等曾为此深思，有人言“力堪农事，乃听受之”，有人谏“兴农桑以养民生”…… 正是在诸多谏言中，曹操决定“奉天子以命不臣，修耕植，蓄军资”。诸葛亮之法亦非无根之木。诸葛亮非常推崇管仲之学，有学者曾专门考证过诸葛亮兴蜀之道与管仲思想的联系与承继。事实上，《管子》一书中集纳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其中不少在诸葛亮的延续和演绎中，焕发出新的光彩。比方说，《管子》彰显着浓厚的农本思想，《牧民》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不断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五辅》篇中的“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则是在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幼官》《小问》等篇中多次提及工具的重要性，要求“毋乏耕织之器”等，这些都在诸葛亮治蜀过程中得到了体现。而《管子》中提倡的“商战”，则在诸葛亮的吸纳中被演绎为一场“以蜀锦聚资”的漂亮商贸战。章法其二，在于“合”“协”，即戮力同心、彼此配合。且不论曹孟德多次纳谏，这才有了枣祗所思的“分田之术”的登台可能，就说刘巴的金融举措，背后也是一场妥妥的配合战。一方面，诸葛亮的举荐、刘备的信任为其搭好了舞台，另一方面，人为搞通货膨胀，即遍有平抑物价之举，风险还是存在，更不必说怎么确保百姓对官府的信任，接受并使用这些大额货币。有研究发现，现存史料上并未记载益州曾发生过物价飞涨或经济崩溃的情况，而这和诸葛亮的“蜀锦战”有着一定关联。诸葛亮并没有单纯依靠战时的经济政策来维护统治，而是将目光放长远，积极发展生产和活跃工商业，尤其是蜀锦外销的方式，为蜀人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进一步刺激了货币流通。众多招式缭乱人眼的背后，或许亦投射着天下分分合合、群雄争斗的多面图景。逐鹿中原，一统天下，或许远不是金戈铁马、攻城略地这么简单。参考资料：
［1］《三国志裴松之注·蜀书·刘巴传》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4］《博物志》
［5］张雷.曹操经济政策述评[J].许昌学院学报,1985(04):59-65.
［6］解学东.诸葛亮的经济思想[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6):35-38.
［7］孙金刚,孙晓平.枭雄曹操经济政策述略[J].兰台世界,2014(21):40-41.
［8］樊羁光.曹操的经济改革思想[J].改革与理论,1998(06):30-31.
［9］葛文杰,朱仰华.论曹魏屯田兴起的原因[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8(02):33-38.
［10］石亚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经济思想——以曹操、诸葛亮、袁准为例[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27(02):70-72+92.
［11］苗晋军.曹操许下屯田的背景、作用及影响[J].平原大学学报,2007(06):33-35.
［12］李富侠. 论诸葛亮对《管子》经济思想的继承[A]. 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管子哲学经济思想与当代经济问题——安徽省管子研究会2012年年会暨全国第七届管子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C].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安徽省管子研究会,2012:7.
［13］陈金凤.诸葛亮军事经济思想与战略论析[J].社会科学辑刊,2004(02):101-105.
［14］杨广恩.诸葛亮为什么推崇名士刘巴?[J].高中生之友,2018(Z2):86-87.
［15］陈从周,陆敬严.木牛流马辩疑[J].同济大学学报,1988(03):301-316.
［16］诸葛亮的直百帝国：一场吊打全世界的货币战争（千古名将英雄梦）
［17］刘备为军需铸直百钱(组图)（苏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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