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迪||也说历史上的那些“平反” / 四六文摘

也说历史上的那些“平反”

薛迪

何为平反？它往往与历史相牵连，一般来说即是对过去的冤假错案以及不准确或不客观的认识评价做出正确的修改，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和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评价。在中国的自古至今的历史长河中，平反的案例和被平反的人物可以说是层出叠见，但究其分类，大致分为社会性的平反和个体性的平反。这两类性质迥异的平反，不论对错与否，各存在着浓厚的历史渊源与道德渗透，体现出社会文化转型的进度与人们思想见识的飞跃。

社会性的平反，往往出现在王朝更迭与意识形态转型的历史时期。因为新王朝既然推翻了旧政权，必然要设立一套崭新的伦理模式和意识观念，才能在根本上让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合法化，从而突出了自己针对旧政权及其附属的旧文化体制存在着更明显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即便存在，也难以抵御其不纯的主观动机，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文化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例如清代的乾隆皇帝，他在任期间曾为两个大人物平反：一个是大清朝的第一代摄政王多尔衮，一个竟然是曾与后金势不两立的明末书生将帅袁崇焕。多尔衮虽未称帝，但他就职摄政王期间，率领八旗劲旅在一片石大破李自成，为大清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他功高震主，拥兵自重，使其王权凌驾于皇权之上，才导致了死后遭到顺治帝与两黄旗大臣的清算。顺治帝不但将其鞭尸泄愤，还宣布把他的这位叔叔永远开除出爱新觉罗的一脉。冷静思考，多尔衮是功大于过的，如果没有他对皇位的忍痛割爱，就不能与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正蓝旗的军力达成团结，尔后的占领京师、问鼎中原就只是镜花水月了。给多尔衮平反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们了解到乾隆帝在位期间的历史大事，又会发现其平反的动机。就在他掌权的数十年间，反清复明的声音此消彼长，文字狱的施行也随之在乾隆一朝达到了巅峰。面对汉族的抵触与反抗，如若及时为多尔衮平反，正可以巩固满洲贵族内部的团结，缓解两黄旗大臣与两白旗将领之间的矛盾创伤。再说袁崇焕，他是崇祯帝手下赫赫有名的军事统帅，曾多次打败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只是不幸遭到崇祯帝的猜疑，最终被处以凌迟的酷刑。

随着清朝的统治在中国渐趋稳定，袁崇焕在清朝史书上才得以否极泰来。乾隆帝能给这位先祖的仇敌翻案，足见其开明与豁达的一面，大有“十全老人”的风范。但即使为敌人平反，平的也只是他的忠烈，而不是他冤屈的内情。袁崇焕被崇祯帝猜疑，主要是因为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对于这层内幕，乾隆帝则是只字不提，只说什么“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在开明平反的背后，借以攻讦明朝皇帝的昏庸，便将祖爷皇太极的阴损奇招一带而过。同时，乾隆帝一面赞颂袁崇焕和史可法，一面又把为清朝打江山出过大力的汉族将领洪承畴和吴三桂钉在了“贰臣”的耻辱柱上，这无非是对忠君思想的双向渲染，通过对昨天忠于明朝的做法的肯定，鼓励人们今天要对清朝忠心不二。这两起平反案例，外表上都是包容的、开明的，但究其内因，乾隆帝为多尔衮平反，针对的是清朝贵族，以此促进八旗的团结；而为袁崇焕平反，针对的则是广大汉民官僚与汉族百姓，告诫他们要忠诚不二。

历史上的其他案例，其实质和动机大多如此。如南宋权臣韩侂胄为岳飞平反，无非是为他即将发动的开禧北伐制造民族激情，丘吉尔能够打破英国人对克伦威尔一贯的偏见，无非是为自己发动战争、拼命挽回日不落帝国狂澜的“梦想”披上一层民族复兴的外衣。

社会性的平反必定出自于统治阶级，因为这种平反往往处于驾驭民众和编制舆论的需要。而个人性的平反的发端者大多出自于不同时代的御用文人。他们沉醉于对新时代乐土的憧憬和旧时代地狱的憎恶，加之自己妙笔生花的点缀，过去岁月里一些曾为旧阶级赶到恐慌和威胁的人物在他们的笔下便会重获新生。这类平反一般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个人情感与社会认同的统一，但由于其自身的感性和失真等局限，这些案例一样难以经得起权威的推敲。最典型的个人性平反，当属现代作家郭沫若为曹操的平反。郭沫若在新中国建国后不久便写成了历史剧《蔡文姬》，当中塑造了一个与古典文学截然相反的曹操形象。在古代小说和戏曲当中，曹操的否定因素远远大于他的肯定因素。尤其在元明清三代，被统治者和爱国文人们冠之以篡位者和野心家的恶名。而在郭沫若先生的这部话剧里，曹操一改欺君害民的“白脸”形象，摇身一变化作了一位总揽人才、爱民如子的仁圣之君。为曹操平反，标志着封建社会那一套陈腐不堪的忠君思想与皇族血统论的彻底颠覆，这毫无疑问是历史的进步。但有意思的是，历经一千多年的文艺发展和史书编纂，曹操的本来面目早已被后世异变的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搞得面目全非，既有陈寿、苏东坡、阿鲁威等人的欣赏夸赞，又有习凿齿、罗贯中、蒲松龄等人的批评指责。历史上真正的曹操到底什么样，郭沫若翻的这个案到底从属于曹操的文学形象还是历史形象，这些概念着实非常模糊。客观上讲，这个翻案，其实是很难成立的。

郭沫若纵然才高八斗，他为曹操平反的努力也并未彰显多少成就，而一些平庸学者们所提出的平反就更不足挂齿了。如为荡妇潘金莲、奸臣秦桧的平反，就纯属无稽之谈。为潘金莲平反的呼声渐次转高，自然有女权进步的一面，潘金莲本人的不幸也完全可归咎于封建伦理对女子身心的戕害，但潘金莲毕竟终因泄愤而杀夫的不义之举，便足以推翻“追求自由真爱”的理由。秦桧的平反，是近年来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曲解，认为没有秦桧主张的议和，就没有宋金之间的长久和平，没有社会经济的持续破坏。但熟读历史的人会很轻易地看出这理由的破绽：经济中心的顺利南移，究其原因，完全是金朝政治经济实力的衰退以及战线拉得过长使得骑兵的优势无力发挥，而不得不暂缓对南宋的进攻。而这种依靠屈辱与侥幸打造出的和平，无疑是虚假而脆弱的，忘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谛。试问秦桧的“主和论”如若这般管用，缘何没能阻挡住后来的蒙古铁蹄呢？再如，为三国蜀汉后主刘禅的翻案，也是如此。很多人开始呼吁刘禅并非缺乏政治才干，只是一直受到诸葛亮的钳制而没有执政的机会。但我们依然不能定论他是一代雄才的圣君，他的实际才华根本比不上父亲刘备，更不如亚父诸葛亮，蜀汉帝国亡在他手中也并不意外。因此，刘禅的平反毫无意义，他甚至不能媲美同时代的汉献帝、曹髦、孙休等同样大权旁落的少年天子。

纵观历史上的这些社会性或个体性的平反，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有了平反，自然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言论的活跃，但这些平反要么别有意图，要么歪曲现实。对于统治阶级所属的社会性平反而言，别有意图足以压过合情合理；而对于文人学者们的个体性平反来说，打破常规与大胆尝试总是好的，但一经肆意捏造的手段或沽名钓誉的想法的双重冲击，这些平反写在史书上，也只是一带而过。所以，笔者认为，平反要有，但决不可鼓励，更容不得蔚然成风。因为没有平反，就没有社会文化的突变，而平反过多，则预示着思想文化的良莠不齐，以至于真正具有正能量的思想文化元素不能深入人心，造成社会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