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二十三）奏与启的微妙

第二十三章 奏与启的微妙
（奏启二十三）

上古时，到了唐尧、虞舜年代，帝王与大臣之间，在探讨事务时，还是面对面的口头交谈。到了秦朝和汉代时，王侯或君臣之间，以往当面的对话交谈，变得罕见难得，而是被一种称作“上疏”的奏折所替代。自此之后，一般臣子递交皇帝的书面材料，无论议论政治还是军事情报等，一概称为“奏”。
    那么，何为奏呢？“奏”的本意是“进”，并且特指自下方往上方的递交样式。朝廷之上，被称谓“奏”的君臣交流规制，起始于秦朝。当时，因为秦朝崇尚法家的治国方略，其奏折内容偏重于简单实用，但缺乏文采。例如流传下来的王绾（生卒记载不详在吕不韦与李斯之间曾任秦国丞相）作品《奏勋德》，其言辞质朴，而且叙事明快；而李斯的《奏骊山》，虽是汇报工作进展，却没有一字多余，只有开门见山；从表面上看，整篇文章貌似言简意赅，并没有炫耀辛苦劳顿的邀功请赏，其实所付出的一切功劳业绩、宏大工程和惊人成果，不仅一览无余，并且历历在目。通过这两篇文章，秦朝政法体系的面貌，从形式到内容，尤其呆板、冷酷以至于残暴，并且缺乏温和、仁慈、雅量的本质特征，从中一览无遗。
    进入汉代之后，呈报朝廷内府皇帝的“奏”折，也被称作“上疏”。此时，单论呈报朝廷的文本内容，已然开始偏好儒家的中正典雅，所以于义理上，他们不仅频繁出现了十分优秀作品，而且文辞上，亦多见绚烂华丽的艺术色彩。譬如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他们都具备了情真意切和文辞舒畅的优美特色。由此可见，“奏”这种文体发展到西汉时，不仅被大家完全掌握，并被灵活运用起来。所以，东汉时期的文人雅士，即便在一些庸常偏颇奏折中，还竟然涌现出来了一些妙思嘉言。例如杨秉的《因风灾上疏谏微行》，不仅耿直敢言，甚至近似犯忌不讳；还有陈蕃的《谏封赏内宠疏》，其中诤言铁骨，足以振聋发聩；再者，像张衡的《表求合正三史》《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其匡正史录，足可供比较借鉴；而蔡邕的《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其国事建议，如同指点江山。像这样一些作品，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了深厚渊博、中正儒雅的知识理念。究其根本，还在于当时具备了风清气正、光明磊落的文化氛围，所以才成就他们如此敢作敢为的恢弘作品。
    曹魏时代，文人荟萃，因为奏折而闻名于世者，依然层出不穷。比如高堂隆（复姓高堂名隆字升平三国魏明帝时官至光禄勋）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都堪称恪尽职守、慷慨进言的时代杰作。
    进入晋代，从政治到经济上，都堪称多灾多难，所以司马氏朝廷，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这期间，在文化艺术方面，像刘颂（字子雅西晋惠帝时吏部尚书）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其中畅谈古今故事，言语十分殷切生动；温峤（字太真东晋文人成帝时骠骑将军）的《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他劝诫奢侈的言论，格外务实恳切。所以，他们两者作品，都属于精忠为国并言语诚恳的奏疏典范。
    综合上述，“奏”作为一种文章体例，其根本特征，不仅在于态度鲜明和立场公允，还要诚实笃志和感人肺腑。论其创作的首要难点，其实在于思路能否始终通达，及其辨析是否保持自然流畅。若能理解这些特征，并且真能做的到位，不但要有意志上的坚定不移，还必须做到务实求真，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更要擅长旁征博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融汇古今的去繁就简，并于据经穷理之中，最终达到“上疏”的预期目标和目的。唯有这样的文体作品典范，才有价值和意义。
    另外，在呈报朝廷的“奏”里面，还有一部分是用于针对错误或罪行的检举揭发，究其本意是为了达到公正执法和清明理政的理想目标。事实上，姬周时代的“太仆”一职，就是专门负责监督和检举有可能出现谬误的官员。到了秦朝的“御史大夫”，不但要掌控法令准则，还要随时监察、揭露各种错误，并且给予纠偏理政。至于汉代的“御史中丞”，不单是总管弹劾罪责，还要督查追究。所以，无论是谁，一旦处于这样一种即需要明察秋毫还要随时擒拿搏击的位置上，不但需要磨砺眼光气度，还要拥有能够笔端风起，以至于简牍凝霜的语言操控能力。翻看那一时期孔光（公元前65-公元5年字子夏曲阜人西汉后期大臣孔子14世孙）弹劾董贤的奏本，所列举罪行，不仅事实清楚，并且历历在目；路粹（字文蔚汉末文人）针对孔融的罪名指控，完全就是诬告，纯属嫁祸于人。由此可见，同样是弹劾性奏本，在儒家名士与奸佞小人之间，却有天壤之别。所以，西晋的傅咸（公元239-294年字長虞北地泥陽人傅玄之子曾任太子洗馬尚書右丞御史中丞等），其性格耿直迥劲，所运用弹劾文笔，也极其深刻而不留情面；东晋的刘隗（公元273-333年字大连彭城人起家秘书郎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虽然个性严峻而不畏强权，但其弹劾奏折，却显得迂阔粗浅。比较二者之间差距，根本还是内在志向和诚挚程度的不同。在他们之后的“奏”类文章，基本都是相互比对参照，只是伴随具体情况，互相有所更新、补充和发展。但是，如果把他们这一类文章与古代作品比较起来，无论格式还是内容，其实变化程度不大。
    针对弹劾性奏本，如何看待其中时常存在的中伤、诬陷或谋害的现象呢？毋庸置疑，当初制造铠甲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但是，最早制造弓箭目标，却是为了杀伤生命。所以，从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上，用于检举控告的弹劾性奏本，势必需要写得深刻、尖锐和严峻，这也是其责任本分之所在。毋庸讳言，如同《诗经·小雅·巷伯》所言：“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大意是：把不守本分的人投食豺狼虎豹吧）；而《礼记·曲礼上》里则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大意：鹦鹉即便会说话还是飞鸟，猩猩再会说话仍是畜生，现在的人如果没有礼貌，即便会说话也不过是衣冠禽兽罢了。）；再如《墨子·非儒下》中，便用“羝羊”“贲豕”来讽刺固执己见的儒家；而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像“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话语，赫然在上。既然在《诗经》《礼记》或儒家或墨家的经书论典中间，尚且有如此口无遮掩的话语，那么在用于检举揭发的奏折里，即便出现牴牾之语，也势必难免。所以说，凡世间存在于文人篇籍之中的相互贬低、吹毛求疵、刻薄刺骨的字词话语，尤其是那些假借于此，用以展现自我善骂之风采德行者，其实已经失去了中正姿态，更谈不上典雅风范了。因此，即便像弹劾性奏本，原本旨在求全责备的文本体裁，如果能够敞开礼仪大门，事先即高悬规矩方圆的标准利剑，并且标示清楚应有的路径、程序和规则后，若再出现逾距僭越或超越红线者，即便不打断腿骨，也要砍掉脚趾。如果能够规定严苛如此，又何必爆粗口，或含沙射影，反而刺激和助长了藏污纳垢的不良文风呢？亘古以来，事关撰写文章，之所以标榜“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大意是；树立典范，统一规则，明确主题纲要。）究其实质，就是在“义理”上，要遵循“经典古籍”，而在“文辞”上，务必恪守“雅正风范”。如果将这种文学理念落实在弹劾性奏文上，就是即要有法家一般的严谨刻板，又要有儒家一样的文采修饰；若再进一步要求，就是在不畏强权基础上，像墨家那样执着信念，敢于蔑视一切歪门邪道和阴谋诡计，并始终坚持直白简练、达理明说的胆识、气度和眼界。这样才是专门掌管弹劾奏章的宫廷官员，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
    那么，何为启呢？“启”的本意是“开”，即打开、敞开、释放出来。《尚书·说命上》记载：“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大致意思：敞开你的心扉，温暖我的胸怀，如同药到病除。）这里面“启”就是“打开”的意思。在整个汉代，因为汉景帝名讳“启”字，所以官府中没有“启”这种文本体例。到了曹魏时期，宫廷中一些来往信札，开始称为“启闻”，而且在一些奏本最后，还会附言“谨启”。晋代以来，“启”作为文本的名称，不仅特别盛行，还兼有“表”“奏”的功用。特别是用于论说国家大事方面，“启”就像是“奏”的枝条；若是应用于谦让谢恩之需，则“启”俨然成了“表”的主干。所以说，“启”作为一种文体，不但需要宽严适度和简洁明快，而且兼有拒绝浮夸的内涵，这即是其特色，也是基本要点所在。另外，在呈报朝廷的奏折中，还有一种有着特别规定，即必须要保持中肯和言论明确的文本格式，被称作“谠言”。
    那么，何为谠呢？“谠”的本意就是直言，即不偏不斜的言论。《尚书·洪范》上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大致意思：王道只有公平公正才可能公开畅通无阻。）所以，凡标识为“谠言”的奏本，旨在提醒主笔者，其必须保持中正而不能歪曲事实。《汉书·叙传第七十上》记载，汉成帝曾对班伯说：“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大意：我很久没见到班伯，今天又听到直言了。）这里“谠言”就是“直言明说”的意思。
    汉朝时期，还设置过一个名为“八仪”专门精通音乐的部门和官员。关于他们的职责，类似“闻乐知政”的实践者。针对天文、地理以及人间一切可能预示吉凶变化的征兆，他们都会秘密呈报皇帝，而且像这样一种奏本，都是被密封在黑色袋子里，称作“封事”。另据《史记·晁错传》记载，当年晁错跟随济南伏生学习《尚书》后，专门给皇帝汇报此事，并称为上“便宜”。随后，凡奏本称为“便宜”者，如同“封事”一样，都属于隐秘性奏启。《周易·蹇卦·象六二》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大意：作为大臣战战兢兢而举步维艰，不都是为了自己啊。）所以，从来为臣之道，根本在于正直敢言。另外，《礼记·中庸》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大意：忠诚道德的人存在，政治才可能清明。）因此，作为通达宫廷的奏启文本，其最根本讲究的应该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吧。
    总而言之：有司清白必正直，整饬风纪须监察。奏启笔锋如干将，墨色凝重似断肠；刮骨袪毒易活命，谗言害人断生路。出谋划策阴阳事，从来胜任有几人。

【注解】
1、《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丞相王绾奏议的记载：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2、秦朝李斯《上书言治骊山陵》：“臣所将隶徒七十三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
3、东汉杨秉《因风灾上疏谏微行》：“臣闻瑞由德至，灾应事生。传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是以孔子迅雷风烈，必有变动。《诗》云：'敬天之威，不敢驱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诗》称'自郊徂宫’，《易》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绂玺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备纳言，又以薄学，充在讲劝，特蒙哀识，见照日月，恩重命轻，义使士死，敢惮摧折，略陈其愚。”
4、陈蕃的《谏封赏内宠疏》摘选：“令天下之论，皆谓狱由怨起，爵以贿成。夫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陛下宜采求得失，择从忠善，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使褒责诛赏，各有所归，岂不幸甚。”
5、刘颂《除淮南相在郡上疏》之摘选：“臣闻不惮危悔之患，而愿献所见者，尽忠之臣也；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臣以期运，幸遇无讳之朝。虽尝抗疏陈辞，泛论政体，犹未悉所见，指言得失，徒荷恩宠，不异凡流。臣窃自愧，不尽忠规，无以上报，谨列所见如左。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若万一足采，则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则国之福也。愿陛下缺半日之间，垂省臣言……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籓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见于《晋书·列传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