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生命外别无财富
像这样的情形，如今城市上班族都并不陌生，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不断被打断和切成零碎的许多片段，不知不觉中渐渐感到莫名烦躁，听到手机响就心惊肉跳，更不必说进行连续深入的思考了。
这个现代场景典型地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矛盾：人类发明技术本来是为了便利，但最终自己的生活却被技术无情地改变甚至主宰了。
早在数十年前，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就本着一种对时代变迁和文化的深刻把握，在其名著《技术与文明》中道出了现代人那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以电话为代表的即时交流常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和琐碎的特性，“有了电话以后，个人的精力和注意力不再由自己控制，有时要受某个陌生人自私的打扰或支配”。
电话的这一特性是所有这类电子技术的共性和原型，这就像《魔鬼词典》里说的，电话发明之后，想要把一些讨厌鬼拒之千里之外再也不可能了。这种实时通信造成时间的断断续续和经常被打扰，人们接受的外界信息异常频繁和强烈，甚至会大大超过他们的处理能力，这使得人的内心越来越弱，只能被动应对。
这些话在现在听起来依然令人无限感慨吧？那其实是他1934年写下的，却至今仍极具洞见，似乎没受到时间冲刷的影响。这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迟了数十年，但又或许，它并不是来得太迟，而是不能更早了——芒福德在书中对技术与文明的那种思考，中国人近年来才逐渐能够体会，如果此书早二三十年引进，恐怕国人尚且难以深切地理解。
简言之，那是一种对工业文明的反省。虽然人类发明了机器，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进步，但在芒福德看来，这并不仅仅是文明进步那么简单，倒不如说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并不仅仅只是技术而已，它实际上也深深地改变、甚至强制了人类自己。
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与其说是人让机器为自己服务，不如说是人要去适应机器的、或抽象的逻辑。这种机器文明的序幕是一种机械的时间概念，时间被精确地测定到秒，而人的生活步调至此要受时钟滴答作响的节奏控制了。
从此以后，“浪费时间”成了一种最可恨的罪过，而人们被那种抽象的时间节奏驱遣着去做永不停息的劳作。机械化的第一步就与生命活动背道而驰：严格的时间节奏代替了生命节律，枯燥的常规程序和严格的管理代替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合作精神。
在这种狂飙突进、追求数量的机器文明中，人们狂热地追求着巨大的规模，以至于“机器自17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一种宗教，而作为宗教是无需证明其有用与否的”，这种理念的最好体现，就是一种顽强乐观的“进步”信念，认为人类可以无限地自我改善。
对机器和大工业生产的憧憬使人们相信：有生命力的机器比无生命力的有机体更好。于是人们无情地开发矿藏，用机器那种巨大的力量来榨取大自然，对动植物乃至人的生命力的戕害，在当时是在所不惜的。
这段历史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之一，就是采矿这个曾被视为不人道的职业，在工业时代却成为主导性的产业，采矿业的方法和理念逐渐成为西方发展工业的主导模式，并为早期资本主义奠定了剥削的基本模式。
对黄金、煤铁、石油等矿藏的开采狂潮一直伴随着现代国家，最典型的是淘金热，其流行模式和态度扩散到了整个社会，诸如不计后果、快速致富、落后者完蛋等等——这其实不难想象，我们在股票投机和房地产开发等现象背后看到的也是同样的一套观念。
不仅如此，机器还带来了一种秩序意志和权力意志。“机器在人体最受摧残的环境中大放光彩：在寺院、在矿区、在战场。”这不仅因为机器经常被用于暴力强制和军事斗争，更因为机器的一种终极特征就在于：它给人强加了一种集体努力的必要性，以及一种由时间支配的内在纪律性。这样，人类依靠机器摆脱了自然界的控制，却又接受了相应的社会控制。
这种控制已经非常之深，以至于一个抱怨很忙的城市白领，当他真的有时间可支配时往往不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说，一旦离开现代工业奠定的体系，人们常会处于一种精神失调的状态。从这一角度来说，一个现代人其实生活得远不及古人自由。
渐渐地，人们意识到，这种对机器体系的被动依赖，“实际上是放弃生活的一种表现”。有机体和生命的概念逐渐复苏，因为现代人如今知道，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也只不过是生命有机体的拙劣模仿——所以才有了所谓“仿生学”，这个学科的提法就已经暗示了对机器权威的否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动这一新浪潮的力量，最初正是来自一度被机器和进步的霸权所扼制和扭曲的那些传统观念，它们往往是对中世纪价值观的一种重申。正如逐渐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也开始重拾传统文化一样，所有人都意识到：抗议机器体系的背后，是对人本身重要性的重新肯定，一如约翰·拉斯金的格言所说的，“除生命之外别无财富。”
确实正如芒福德所言，工业文明主要是一种外物文明，它在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过于强大、以至于压迫人内心的外部力量。但反抗一个机器统治的阴暗未来（这在科幻片中最常看到），并不意味着应当完全弃绝机器，退回到中世纪去，因为那只是逃离现实而不是走向可能的未来。
应该说，一个更好的未来是可能的，假如我们将生命放到更中心的位置，并使机器变成一个更温和谦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