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剑：大元八思巴圣旨金牌

大元八思巴圣旨金牌

龚剑

从契丹人建立辽帝国后，为了保证在广大疆域中行政命令能有效传递，开始推行一种牌符制度，此种制度在元朝被有效继承和放大，并随着蒙古的征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一、草原上的牌符

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916年始建年号，建国号“契丹”，至公元1125年天祚帝失国，共传九帝，国祚二百一十八年。辽国疆域广大，国势最盛时期，东至日本海，西极阿尔泰山，南至河北、山西一线。成为中国北方的大帝国，契丹后改国号为“辽”。耶律大石在天祚帝被俘后，率领部分契丹旧部远征中亚，在新疆、蒙古高原建立了西辽帝国，史称西辽（公元1124—1218年）。辽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许多重要的痕迹，并且影响后世。至今，北亚、东欧的斯拉夫语系对中国的称谓是“kitai”；中亚地区突厥系语言中对中国称谓是“Kathay”，都是“契丹”二字的转音。

符牌是古代皇帝或朝廷传达命令、调动军马的凭证。符牌制度完善于唐，盛行于宋、辽、金、元各朝，相袭沿用，各自发展，成为历朝重要典章制度之一。唐代以前以虎形为兵符，故称虎符。唐朝开始出现鱼符、木契符和传信符牌。唐鱼符功能较为综合，材质上分成金、银、铜三类；金鱼符可出入宫禁，铜鱼符可调动军旅、更易长守；鱼符也成为身分贵贱等级、出入宫禁、防止作伪欺诈的随身佩带之物，并佩以不同质地的鱼袋。木契符是皇帝巡幸、太子监国、遇有军旅之事时使用的；传信符牌是为传达朝廷指令用于邮驿的符牌。《宋史》载：“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宋史》舆服志六）唐朝的银牌符制度成为后世历代牌符制度的起源。唐朝鱼符先有出土实物，唐银牌符则无实物，主要是银质牌符极大可能在后世做为贵金属重新熔炼。

契丹部落时期并无符牌，随着疆域的扩张，除调动自身兵力外，还需调动渤海、奚、汉等部军马，兵员日趋复杂，乃改原以箭为号的旧制，而以刻木为契，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沿袭唐代制定了辽朝的符牌制度。“银牌二百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亲授使者，手紥给驿马若干。驿马阙，取它马代。法，昼夜驰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使回，皇帝亲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辽史》仪卫志三）辽道宗时期出使辽朝的北宋使者王易的《燕北录》记载，他当时见到的“银牌”有三面，“用金镀银成，在内侍左承宣宋璘处收掌，用黑漆匣盛，每日于戎主前呈封一遍。或有紧急事，用此牌挂在项上，走马于南北大王处，抽发兵马，余事即不用”。辽朝后期，天祚帝荒淫无道，经常派遣“银牌天使”到女真属地索要贡物，其中主要的贡品就是海东青，对女真人“责贡尤苛”。

《辽史》中较少记载辽金质牌符，《契丹国志》记载这样一条史料：“会使者以金牌至，遂擒斩耶律明，帝寻亦至，陈王萧孝友等皆坐诛”，《温公日记》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也都记载了上述史料。说明辽朝金牌存在，而且是代行天子事。国内目前出土的辽金牌有两块，1972年河北承德县八家公社深水河村塌木沟老阳坡出土金银牌符各一，现存河北省博物馆藏。金牌为圆角长条形，带圆形穿孔。长21厘米、宽6.2 厘米、厚0.3 厘米。材质为纯金，正面双钩阴线刻契丹文，释为“敕宜速”（图1）。1973年，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大丰区横山屯出土一面金牌，发现时包在一块丝绸和金箔里，完好无损。后来被人切成数块，其中4块已由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图2），文字内容余河北省博物馆藏品一致。

图1 辽代契丹文“敕宜速”金牌

图2 黑龙江 辽代契丹文“敕宜速”金牌

金朝立国后开始金银牌并用。《金史》载“收国二年九月，始制金牌，后又有银牌、木牌之制。盖金牌以授万户，银牌以授猛安，木牌则谋克、蒲辇所佩者也。故国初与空名宣头付军帅，以为功赏。”（《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但金代符牌制度变化频繁，完颜亮弑金熙宗后，尽废其制，金世宗代完颜亮后，又废熙宗和完颜亮制定的符牌制度，重新制定新的制度。从文献上看，金代的符牌制度与前朝不同，使用范围也比较宽泛。在任命或赏赐重要将领、皇帝近侍的封赏、赐封重要降将会使用金牌；银牌主要是用于抚降安民。国内学者对黑龙江省伊春大丰所出的银牌认为是金朝早期之物，并非辽物。

南宋奉使金国者也在笔记中记载金朝牌符的使用者和样式：“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非起于虏也。”（《容斋三笔》卷四洪迈）事实上此种牌符制度来自于唐朝的鱼符制度。

二、元朝的符牌

公元13世纪，蒙古势力兴起于漠北草原，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汗国，先后征服了西辽、花剌子模、西夏、金朝、西亚的哈里发诸国、东欧的俄罗斯诸国，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到东欧、西亚；北达北冰洋；南到越南北部的广袤地区，统治着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广大居民。

成吉思汗将大蒙古国的土地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和其后人，长子术赤受封蒙古汗国西方的土地，即今日俄罗斯的咸海、顿河、伏尔加河一带的钦察草原，所以世称“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旭烈兀征服了西亚，摧毁了巴格达、大马士革，1256年，蒙古汗国第三代大汗蒙哥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旭烈兀所建立的国家正式成为“伊儿汗国”或“伊利汗国”；成吉思汗将西辽旧地分封给次子察合台，史称“察合台汗国”；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在争夺大汗位成功后，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公元1271，忽必烈汗公布《建国号诏》，采纳汉人儒士刘秉忠的建议，宣布新王朝为继承历代中原王朝的中华正统王朝，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建立元朝。

蒙元从开始建立政权开始，就系统继承了辽金的牌符制度，频繁的部落战争与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居无常处、四时迁徙的生活方式，致使蒙元的牌符制度极为发达。牌符作为一种特殊的信物，渗透于蒙元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各个方面。蒙元时期的牌符，其种类之多、用途之广、影响之大有别于历朝历代。元史《百官志》中的记载元代诸路万户府和千户所的官员配置虎符和金牌、银牌，“上万户府，管军七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正三品，虎符；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从三品，虎符；副万户一员，正四品，金牌；下千户所，管军三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从五品，金牌；副千户一员，正六品，银牌。”（《元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一上百官七）

蒙元时期牌符的实物，根据公开发表的材料统计，到目前为止有20余枚。蒙元时期的牌符的考古实物，最早发现于19世纪的俄国，从1846年到19世纪末，俄国先后发现了6块蒙元时期的牌符。19世纪初期，中国境内也开始发现了蒙元牌符的实物。迄今为止，国内外共出土发现了14枚蒙元牌符。

蒙元时期牌符从造型上主要分成两类，一种是长牌，其形制明显是继承于辽金风格，较为典型的是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冬宫）藏品（图3），1846年发现于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所以学界称为“米奴辛斯克”牌子，文字为畏兀儿蒙古文。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八思巴文蒙古圣旨金牌”（图4），1961年被原收藏者李献功的父亲在洮儿河索伦大桥下发现，几经波折后，2000年由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包祥教授从科右前旗索伦镇农民李献功手中购得。圣旨金牌文字系八思巴文。长形符牌上端有孔，便于系绳带挂于腰间。起初牌子随各人自由悬挂，到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世祖规定了符牌统一佩带的位置:“命中外军官所佩金银符，以丝色系于肩掖，庶无亵渎。著为令”（《元史》卷九本纪第九世祖六）。这样的佩戴金牌的形式在国内没有资料显示，但是伊尔汗国时期的细密画中则有所体现（图4），与元史所载完全一致。

图3 俄罗斯金帐汗国圣旨银牌

图4 伊尔汗国圣旨金牌的佩戴形制

此类长圆牌国内也有所发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图5.1、5.2）、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图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图7）藏两面金牌、一面银牌都是八思巴文，所刻文字完全相同。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物馆所藏的一面长圆牌是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子琴先生在四川阿坝藏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期间征从塘错尔基寺征集，后交给学校加以保存的。同时在该寺庙征集一虎头圆符。内蒙古大学藏品系民间征集，圆环位置有铭文“张字九十只号”。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系内蒙古清水河考古所出，圆环位置有铭文“丁字字八十号”。

国内几面长圆八思巴牌文字都是采用双钩文錾刻，长圆牌正面有纵向三列字，中间一行为行文起始，第一列：长生；左侧一列为第二：天之气力里；右侧一列为第三：皇帝之名福份有的。反面两列，左侧为第四列：成者谁不；右侧为第五列：信服惩罚死亡。总体翻译为：长生天的气力里，祈愿可汗声名具有福分。谁若不信从，将治罪至死。

图5.1

图5.2

图6 内蒙古大学藏品

图7 内蒙古考古所银牌

另一类发现的蒙古牌符是圆牌，以扎什伦布寺（图8）、甘肃省博物馆（图9）、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品（图10）、大都会博物馆藏品（图11）为代表。此类圆形符牌就是元史中记载名称为“金字圆符”，圆符多以铁制做，少部分为铜制，其文字都为八思巴文。其中扎什伦布寺所藏金字圆符等级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