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谈丨 陈永锵:我,这样来去

婴孩时的陈永锵

一九四八年。广州,一个滂沱雨天。我被手术钳从母体里拨出来。那时,我无名,连气都几乎断了。是医生护士为我捡回了条小命。我,死而复生!这该感谢他们。

因为我在尘世的第一声嚎哭,很响,而又兼“五行缺金”,是故,妈与外公便不谋而合地给尚空着的名位,排入了个响亮的“锵”字。

破破落落的家中,有条由里通外的窄长过道,妈说,我是在这阴森窄巷中,自己扶着墙,摸黑学会站立和迈步的。在往后的日子里,那黑洞洞的影象,一直追随我坎坷的一路。

是什么时候,又为什么画起画来?我已无法在记忆中寻回依据。但儿时嘻戏的那片乐土,却清晰在目。

那时,在这片郊野上生息的“有情众生”都是我的玩伴,我常仰卧躺于其间遐想,但就不会想到数年后,这块地上会冒出座广州美术学院来,更没想到这殿堂会与我有何瓜葛。这曾不经眼的荒丘竟连着我的去来。

一九六二年,我告别了“无师自通”的涂鸦,进了岭南花鸟画家梁占峰先生的门,开始一板一眼地学起花鸟画艺术。

八十年代(左),九十年代(右)与占峰老师合照

一九六四年,初中毕业,我怀着热望投考座落在我儿时乐土上的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结果捡回的,只是一纸《未录取通知书》。偏又逢母亲因病离了职,作为长子,我只好放下书包,分挑父亲肩头上的家庭重担,在珠江三角洲田野上的高压电线杆上我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跋涉。

在四年的电工生涯里,画画不断,但这已不能使我获得最大的喜悦:昔日当画家的梦呓,已换作了当一个好电工的希冀。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上的一阵“横扫”,横扫了无数生命专严。我不能幸免,所有画作和书,都给了那灼人的一炬!

在都市的光天化日下,我目睹着人与人的杀机;我忍听着种种费解的审讯;……偌大的广州,唯一会使我浏涟忘返的,就只有那冷清清的动物园。

一九六八年,时代让我到农村去。当我第一次见到故乡时,已是南海县西樵公社社员了。说不清是喜悦还是悲哀。然而家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恬静、开阔和生机勃勃!乡亲们为我们一家,挪出房屋,并教我在田野上觅食、在劳动中开心!一时间,我感到:农村比城市可亲!

西樵山下的老杨,在云雾茶树的浓荫下,为我敞开他躲过了“横扫”的书柜。于是,普希金、泰戈尔、海涅、斐多菲、卢森堡、海明威……一个个先贤纷纷进入了我的村居生活。一本簿簿的《狱中书简》(卢森堡)荡涤了我许多惆怅,使我获得了顽强而又快乐的生活“秘诀”──与大自然万物对话。


陈永锵与老杨夫妇在刻有永锵题字“家山”的“猪坑三界”合影怀旧

从此,原野上,我身旁的一切生命、包括荆妻稚子双亲兄妹与朋友,都像时刻吹着我这叶小小的征帆,向着人生的大海,顽强挺进!除了画画写诗,我还酷爱在大田上放歌。

一九七三年,我的《鱼跃图》奇迹般地跻入了全国美展,为我将沉沉的画坛之门,撬开了一线。但在我还未知道这“处女作”将给我带来些什么的时候,我已经在怀集县解下了我的行囊,在这“广东的西伯利亚”开始我的异乡谋生──承画家林丰俗的推荐,为山区工艺厂创办一个“国画车间”,我用画来换衣食。

改变陈永锵命运的作品《鱼跃图》

山里穷,时间却阔绰。林丰俗兄与我忧患相扶,在他的“铸梅心馆”中,我们侃《诗经》、《竹枝词》和民谣,也侃人生。他疏理过我杂乱无章的思绪,也用我交去的剪刀裁过我构图上的陋习。


画家林风俗

在怀集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深山老林中听那原始生命们的呐喊!一九七五年,我又回到故乡,又是创办一个“国画车间”!经过山区的两年,我对自己那些画得娴熟的“花鸟画”已经深感乏味!想着该如何“创新”去。

《铁骨柔情看海棠》陈永锵

一九七八年,命运,给了我一个奇特的机遇,使我以毫不值得夸耀的成绩,考取了广州美术学院花鸟画研究生的席位,回到儿时的乐园。诚惶诚恐地过那研究生的日子。尽管这里有恩师的提携,同窗的帮扶,但心深处依然是一种莫名的孤寂。常自问我在这里是不是充数的竽?

一九七九年,负笈京津游学于众大名家之门,遍访了陈叔亮、李可染、李苦蝉、王雪涛、许麟卢、田世光、俞致贞、崔子范、孙其峰、……得到许多难忘的教诲,感慨无限,使更心乱如麻!拜别京华,继而负笈西去。


与林丰俗、方楚雄访京,获得许多人生与艺术的启迪

永乐宫、华山、黄河、古长安、戈壁滩、敦煌、我为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所震撼,仿如触摸到中华民族艺术的脉搏。在那些古老的壁画和古老的石刻前,那些发自其内在的强大美感,使我突然感到:虔诚的劳动,就会有创造!于我来说,这种“顿悟”,就是鸣沙山上的佛光。

陈永锵于敦煌写生

一九八一年。为了毕业创作,同时也为了一种悬念,我又回到久别的鼎湖山。这里的密林象故乡象怀集的原野一样,有着我的许多故人──大自然中奋力生存的芸芸众生。

对着这些“有情众生”作画,与其说是在“写生”,莫如说是感情交流和接受美的生命的教化。入静中,心头会响起生命的交响、壮严圣洁的无伴奏合唱──一种天籁地籁的和鸣!这时刻,时间不是金钱,画画得如何也无关要紧,收获的是自由的身心。

鼎湖山带回的“写生”画作,客观地标志着我的画风开始向鲜明的个人风格靠近。而这些以原野植物为主要素材的、具体的,肯定的勾勒和经多次调整的“积色”“积墨”,以及丰满、整体的构图等多种构成因素的出现,完全并非出于刻意的设计,同时并非出于放任自流的纯下意识空想。

我对这批在忘情而又冷静中画下的画的反思中认为,上述构成因素的出现均与我的人生经历、艺术阅历和审美偏爱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因而我可以信任一些同行对我这批习作的肯定同时,我也决定,就这样由衷的画下去。我坚信,执着生命的专严,往自己的心深处走,才不会重复别人的路。

《西樵山花》陈永锵

一九八二年。成了刚诞生的广州画院画家。然而家还在故园。我依然生活在乡村。这段日子里,我试图沿用我在鼎湖山偶尔发见的画风,去画故乡的风物;试图表现我对生命的由衷赞叹。

《我们的船头向着海》陈永锵

我不想仅在画中吹一曲悠扬的牧笛,更奢望着在笔下扬起沉雄的生命交响。《土地》、《南风》、《网春》、《冬原》、《南瓜》等一批《乡土风》的作品。便成了我这希冀的留痕、妄想的见证。

《村居旧忆》陈永锵

一九八五年,广州画院办了我的首次画展。其反响,远出我预料。美术史论家陈少丰教授说这画展是他近年来唯一被感动的一个!画家林墉说我“脱胎换骨”!女画家阳云则认为陈永锵找回了自己,还了他的本质,……一位观众留言本上写道:“在这个本无意步入画展中,找到了心中的海!”一位新加坡人要求将整个画展搬到新加坡去。

然而,与我举办这次个展的同时,命运又来开我的玩笑!我被广州画院的同仁推荐当个“基建办主任”去盖画院的大楼去。可奈何?信赖使我悲壮地吞下饯行酒,又告别了家乡。

日间跑门路,夜里啃图纸,将心身投了进去。画画的时间少得可怜!当一纸建筑合同临近签署,卑劣的“误会”来蹂躏我的人格,这当然要拍案而起、挂印而去,唱起《归去来兮》做起“深居养道”的美梦。去忙我的接踵而来的画展,去做我该做的,永远做不完的事。


《莲池清影》陈永锵

一九八八年。或许是因为祖父曾倾家荡产为家乡筑堤围,或许是因为我曾在水中救过他人的命、为临终的老少理发更衣……多少积了点“阴德”,厄运中竟会趋吉避凶。

这年碰上广州画院首脑的换届,我居然给戏剧性地在民主选举中举上了往日敬而远之的院长高台!推不得,只好劝自己“潇洒走一回”,心却不无恐惧。“摆平”、“扯皮”、上法庭、下工地、“拉关系”“讨赞助”……左右逢迎、营营役役、甘苦自知。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下了一夜的滂沱雨,在广州画院十周年暨大楼落成的庆典开始时,竟赏脸停下!面对三百余嘉宾朋友的冒雨光临,我长歌当哭!或许有人看我是“得意忘形”,而我心头涌动的是无言感激!


《山歌隽永》陈永锵

我读过历史,深谙功成身退的价值。本想交出一座大楼,要回一个画家。然而生活于我太厚爱,让我头上的“乌纱”加了层!但我明白,我这个不无妇人之仁的人,成不了刘邦。

我不祈求在美术史上垂名,也无心逐浪新潮。我没有兴趣做竞技场上的狂热观众,自然更不会充当搏杀的角斗士。我信任生命的潜能,信任生态的秩序、信任真诚、信任劳动,相信世上有善良的永恒。


《世间难了事了在五弦中》陈永锵

人间的一切都可以成为美好的对象,我偏爱的是那种引发我思想活动的一类。我喜欢思想,因为思想是我自由幸福的快乐根源。然而我并不刻意要我的画成为思想的载体,我的画能做的,恐怕仅仅是我思想过程的部分留痕。

当然,在我画中出现的一切,包括取材和技巧的运用,能流露或折射出我的审美偏爱,但这完全不是我为了刻意表现我的思想或解释我的思想而作的匠心安排。至于热心的读者,是否会依据我画中的艺术现象,再组合出我的“思想”来,那纯属于欣赏者的事,是欣赏者的专利。


《路向春天》陈永锵

我一直无法淡忘霍去病墓前石马所给我的内心震撼!永远感激,在我孤独地站在大戈壁沙漠上时,骆驼刺给予我的:生命的呼应!

苏东坡说:“唯江上之清风与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遏,放怀自得”。一九六九年我的黎葛民老师以这一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苏子的这一见解,为我的村居画室命名“放怀楼”。二十多年来,我正是抱着这澹薄情怀,在风雨的荆途上去来。

《清夜无尘》陈永锵

放怀楼主认定:经过风雨洗礼的良知,会使他在这种良知的引道下向风雨安祥走去,无须为明天的自己作挖空心思的精密设计。

我,是这样的来去。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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