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代政委作证，《三八线》没骗你，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的鱼水深情是真的！
【编者按：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三八线》中，大概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群众也表现出了鱼水深情，这种模式与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与根据地人民表现出来的感情完全相同。所以有人可能会感到疑惑，在国内和老百姓鱼水情深可以理解，出国了还和外国老百姓也鱼水情深，是不是夸大了？其实并没有，解放军在国内战争期间是怎样对待中国人民的，在朝鲜就是怎样对待朝鲜人民群众的。下文摘自开国上将、曾任志愿军代政委李志民的回忆录，作为政工干部，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志愿军与朝鲜人民这种血水交融的感情。】
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给了志愿军以极大的帮助。虽然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之下，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但仍以全力帮助志愿军作战。
我们十九兵团刚入朝的第二天早上，火车司机因要防空，把列车车厢分段隐蔽在山洞里，到了傍晚，火车头开过来准备把载兵团机关的四节车厢再挂上，不料车头一撞击，挂钩尚未挂上，我们四节车厢因被撞震动一下，车厢便顺路轨往下滑动，由于没有车头控制，车厢在惯性作用下，顺着下坡路越滑越快。我令人拉紧制闸也无济于事，车厢象脱缰的野马向前狂奔，随时都有脱轨颠覆的危险……。当无头车厢狂奔十多分钟，驶近定州车站时，突然发现车站的轨道上迎面停放着一辆货车，无头车厢一旦与货车相撞，必定是车毁人亡！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站上一位十三四岁的小扳道工急中生智，迅速冲出车站扳开了道岔，使无头车厢减慢速度，缓缓地拐到另一道铁轨停下，抢救了我们这四节车厢内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命。杨得志、郑维山和我急忙下车向小扳道工致谢。这位朝鲜少年是我入朝后遇上的第一位朝鲜群众，他的机智、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宿营地后，我和杨得志、郑维山还联诗称颂这位可敬的朝鲜少年。
刚入朝时，兵团指挥部驻在笃庄洞，我和杨得志住在一户阿妈妮（大娘）家，她家的男人都上前线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平日，我们兵团领导同志经常抽空同警卫人员一起帮阿妈妮打扫庭院、挑水劈柴，改善伙食时有什么好吃的，也忘不了送一点给她们母女吃，工作之余，有时还通过翻译同阿妈妮谈心，亲如一家。不久，兵团机关转移到了仙女洞。那年除夕，阿妈妮得知我们在仙女洞，特地和小女儿带着打糕、苹果，冒着风雪严寒和敌机空袭的危险，赶了几十里山路来看望我们。亲人重逢，分外亲热。我们留她们在机关过年，与机关、直属队的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联欢，欢庆新年。
许许多多朝鲜阿妈妮和这位笃庄洞的阿妈妮一样，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志愿军。被誉为“志愿军妈妈”的咸在福阿妈妮，曾敲开冰层，在冰冷刺骨的水里给志愿军伤员洗了七百多件染血的衣服。在我军作战中，不仅有朝鲜人民军战友同我们并肩战斗，还有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竭尽全力支前、参战，以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三年间，直接支援我军作战的朝鲜民工即达三十万人以上。在一九五三年夏季进攻战役中，昌道、洗浦、淮阳三个郡就有八千四百多名群众参加支前。大井里担架员方元根因掩护志愿军伤员而牺牲了，他的父亲方兴福赶来，没有先去料理儿子的后事，却先抬起他儿子原先抬的担架说：“我的儿子没有完成任务就牺牲了，我要替他完成任务，替他报仇！”新丰里担架员金福焕为了掩护伤员牺牲了，他的妻子李金来第二天就带着儿子金基浩赶来，参加了担架队。
这种子死父替、夫死妻继，不论男女老少全力支援志愿军的英雄精神，使我们全军指战员都深受感动。
在朝鲜人民的支前大军中，涌现了许多英雄，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更是感人肺腑。有一天，朝鲜支前队员朴在根在抬运志愿军伤员的途中突然遇到敌机扫射，他为了保护伤员，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钢筋铁骨般的身躯，为伤员筑起了血肉的掩体，伤员安然无恙，他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被誉为朝鲜人民的“罗盛教”。沙德里民主青年同盟盟员石吉荣，是一位为了挖野菜慰问志愿军而被敌人炮火打断了一条腿的朝鲜姑娘。在上甘岭战役中，她不顾伤残病痛，不惧敌人猖狂的炮火，在公路上设立一个茶水站，昼夜照顾过往的志愿军伤员，四十天如一日，风雨无阻，一直坚持到战役结束。战后，朝鲜的艺术家将她的事迹编写成电影《山路上未开的鲜花》，一代代地传颂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朝鲜劳动党、政府和金日成同志十分关心志愿军，除大力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支前外，给予志愿军很大的荣誉。朝鲜政府举行的一些庆祝活动和隆重集会，都邀请志愿军参加，并请志愿军首长和英模代表登上主席台或观礼台。在朝鲜停战前的三年间，朝鲜政府授予志愿军英模、功臣二十三万一千一百九十枚勋章、奖章，授予各级干部二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四枚勋章、奖章，并授予彭德怀司令员和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杨育才、杨春增、李家发、许家朋等十二位同志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我在朝鲜战斗、工作的七年中，先后荣获朝鲜政府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三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一九七五年十月，我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时，又荣获一级国旗勋章一枚）。朝鲜劳动党、政府和金日成同志给予志愿军指战员的荣誉，是对大家的很大鼓舞，指战员们都以立“国际功”为荣，决心以实际行动答谢朝鲜人民。
我们经常以上述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志愿军广大指战员，要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爱护和尊重朝鲜的党、政、军、民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广大指战员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做到了借物送还，损坏赔偿，自己动手砍柴取水，尽量减少群众的负担。冬季行军，战士负重达三四十公斤，到达宿营地已很疲劳，但仍尽量不住民房，经常在山坡上或雪地里露营；在借住民房时，帮助房东打柴、担水、割草、喂牛、推磨、起粪、打扫庭院，还帮助驻地群众治病；临走时进行检查，并向群众告别道谢。在行军路上，互相监督，注意勿踏毁庄稼，勿损坏群众果树；交通要道上，设立岗哨，维护纪律。还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中、朝两国文字写好（或印好），贴在墙上、路边，以便群众监督。有的连队在房东的箱柜上贴上“原封不动”的封条，做到秋毫不犯；有的连队多次宿营在苹果园里，抬头便是挂满枝头的苹果，却没有一个人去摘。朝鲜人民从我军这些行动中看出志愿军真正是他们的好同志、好朋友，虽然语言不通，但思想感情很快就融合在一起。
由于我军仓促出国，有些部队教育还不够深入，加之部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作战条件又很艰苦困难等原因，部队的群众纪律也曾发生过一些问题。
如入朝初期，个别连队司务长曾私自使用人民币向驻地朝鲜群众买东西，虽然群众用人民币可以在我们部队服务社或到我边境地区买东西，但我认为这是对朝鲜政府不尊重的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严厉批评，并通报各军严令禁止。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往开城途中，看到部队在砍树木当柴火烧，有的把成材的树木也劈了，非常生气。在这个军的干部大会上批评说：“虽然今年冬季的柴火需要解决，工事需要构筑，树是不可能不砍的，但必须有计划地砍，不可不论大小、好坏，见树就砍，一扫而光。”我又说：“明年春天，我们号召全军展开一个植树运动，在我军驻地的公路旁和荒山上，都尽可能地栽起树来。”我调任志愿军领导职务后，为巩固和加强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的团结，对于有关的重大问题，除向上级报告外，总是及时向金日成同志报告请示。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还特地请金日成同志前来同大家见面，并向会议作报告，介绍了朝鲜停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建设计划，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
停战后，朝鲜人民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在受敌人破坏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有一次，他们计划在平壤建造一座砖瓦厂，以解决建材的困难，但因缺少砌大烟囱的技术工人，金日成同志请志愿军给予支援。我同杨得志等几个志愿军首长研究后，立即派出工兵营奔上工地，很快便把烟囱砌好。我们还要求团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要同朝鲜当地党政机关建立经常的联系，并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我也曾多次到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建设的工地视察，并亲自参加劳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两国军队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一次人民军反击敌人时，有三人负伤，我军卫生员何文福立即爬过敌炮封锁的山脊进行抢救。我军和人民军的电线被敌炮打断时，双方电话员只要发现，不管是何方的线路，也不管敌人炮火多么猛烈，都抢先拉线。平时，我军给人民军赠送副食品、日用品、文娱器材，人民军也给我们送蔬菜、烟叶。遇到对方部队行军路过自己驻地时，便腾房子、烧开水，亲切慰问。每逢中、朝纪念节日，都要互相祝贺、献礼、联欢，互派文工团、艺术团进行慰演出。为了不断巩固和加深这种战斗友谊，我们要求部队要虚心学习人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正规化的制度，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先进的经验。我们对人民军派驻我军各部队的代表及联络员一向十分尊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每次战役、战斗结束后，都主动为并肩作战的人民军部队请功、贺功，宣扬他们的战绩和英雄事迹，以教育我军指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