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与罗素何以结缘？
1911年暑假末,维特根斯坦已为自己设想的哲学著作拟定了方案;他前往耶拿找弗雷格讨论这个方案——大概是想弄清是否值得写下去,或者是否应该继续搞他的航空学研究。
赫尔米勒·维特根斯坦知道弗雷格是个老人,很担心这次访问,她害怕弗雷格缺乏处理这种局面的耐心,或不能同情地了解这次见面对她弟弟的重大意义。
结果——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朋友——弗雷格“轻松摆平”了他的方案;这或许是这本他设想的著作销声匿迹的一个原因。不过弗雷格还是给予充分的鼓励,建议维特根斯坦到剑桥跟随伯特兰·罗素学习。
这建议的好处超出了弗雷格的想像;它不只引出了维特根斯坦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还对罗素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正当维特根斯坦需要一位良师之时,罗素也恰好需要一位爱徒。
1911年多少是罗素生命里的一条分水岭。上一年,他在付出十年筋疲力尽的劳作后写完了《数学原理》。“我的智力再也没从这损耗里完全恢复,”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道,“从此我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的能力确实比以前差了。”
写完《数学原理》后,罗素的生活在个人方面和哲学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11年春天他爱上了自由党下院议员菲利普·莫瑞尔的贵族妻子奥特琳·莫瑞尔,两人展开了一段持续到1916年的关系。激情最盛时他每天给奥特琳写信多达三封。
这些信几乎逐日记录了维特根斯坦带给罗素的感受——他后来也讲过维特根斯坦的轶事,但对好故事的热衷常常胜过了对准确性的考虑,所以这份记录对于其中的某些故事是有益的校正。
部分因为奥特琳的影响,部分因为《数学原理》的写作对他能力的削弱效果,罗素的哲学工作开始变化了。《数学原理》之后他的第一本著作是《哲学问题》,即他的“廉价小说”，这本书是他的许多通俗作品中的第一本,也首次显现出他清晰地表述艰深思想的卓越天赋。
同时他取得了三一学院的数理逻辑讲师职位。教学工作,他在写一本普及自己思想的书——还有《数学原理》耗尽了他的力气——这些事合起来令他相信,从此以后,在发展《数学原理》中的思想这件事上,他的主要任务在于鼓励别人从他停下的地方继续前行。1911年末他写信给奥特琳:“我曾认为留待我做的技术性的哲学真的非常重要。”但现在:
总的说来我对哲学有点不自在;留待我做的哲学(我指技术性的哲学)看上去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真觉得廉价小说是更值得写的……我确实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使我的想法易懂。
这段时期里,奥特琳的影响最清楚地体现于罗素写一本论宗教的书的计划,书名定为《牢狱》;尚在完成《哲学问题》时他就开始着手此书了,但1912年的某个时候他放弃了这个计划。
书名取自《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世界是一所牢狱,丹麦是一间最坏的牢房”;此书的中心思想是,“冥想的宗教”可提供逃出困住人类生命的牢狱的办法。罗素的“冥想的宗教”指的不是对上帝或不朽的信仰——即便醉心于极虔诚的奥特琳,他也不能相信那种事。他指的是一种与宇宙的神秘结合,在那种结合里,我们的有限自我得到克服,我们与无限合而为一。因为,照他对奥特琳的说法(口气确切得可疑),“你叫做上帝的东西正是我叫做无限的东西。”
可以合理地把这个计划视为罗素想调和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奥特琳的虔诚信仰的一次努力。在一封写给奥特琳的信中,他描述了她的爱对他的解放效果,这封信又一次提到了此书的核心想法:
……现在已没有我的牢狱。我伸展出去,触到星辰,穿越时间,到达每一个你的爱为我照亮了世界的地方。
因此,1911年维特根斯坦遇到的罗素,远非他后来成为的那个尖锐的理性主义者和信仰的冒犯者。他是个正被浪漫抓住的男人,比从前和以后都更能欣赏人性中非理性和情绪化的一面——甚至到了接纳一种超验神秘主义的程度。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此时已认定自己对技术性哲学的贡献到此为止了,正在寻觅某个具备青春、活力和能力的人来发展开创的事业。
有迹象表明,维特根斯坦起初倾向于不理睬弗雷格的建议,继续在曼彻斯特工作。因此我们看到,秋季学期开学时他仍被列为工程学系的研究生,他的奖学金又延了一年。可能是这样:在自己的论证被弗雷格驳倒之后,他决心克服自己对数学哲学的执念,坚持从事工程师的职业。
10月18日——米迦勒节学期开始两周后——他突然出现在三一学院罗素的屋子里介绍自己时,显然事先没跟罗素联系过。
罗素正和C.K.奥格登(后来是《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译者)一起喝茶,这时:
……一个陌生的德国人出现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拒绝说德语。结果他是这么个人:曾在夏洛腾堡学工程,但在那期间自己对数学哲学产生了热情,现在来剑桥是想听听我怎么说。
立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介绍自己时的两处省略。第一处是他没有提及是弗雷格建议他来找罗素的。第二处是,他没告诉罗素他曾在曼彻斯特学习工程(真正说来,以身份而论他仍旧在学)。这些省略虽然很奇怪,但也许只是说明了维特根斯坦的极度紧张;如果罗素的印象是他几乎不会说英语,那他肯定是真的很不在状态了。
从我们了解的随后几周的事来看,维特根斯坦的意图似乎不只是听罗素的课而已,他还要在罗素面前表现自己,而这是为了一次性地——仿佛要从伯乐的嘴里——搞清楚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哲学天赋,从而搞清楚自己放弃航空学研究是否合理。
罗素的数理逻辑课吸引了很少的学生,常常只对着三个人讲课:C.D.布洛德、E.H.内维尔和H.T.J.诺顿。因此,首次见到维特根斯坦的那天,发现他在班上“正襟危坐”时,罗素有理由感到高兴。“我对我的德国人很感兴趣,”他写信给奥特琳,“我希望经常见到他。”
结果他们的见面比他指望的更多。维特根斯坦缠住了罗素,缠了四个礼拜——课上讨论时他是一霸,课后又跟着罗素回屋,继续为自己的立场争辩。罗素的反应混合了赏识的兴致和不耐烦的怒意:
我的德国朋友有成为负担的危险,他在课后跟着我回去,争论到晚饭时间——顽固,执拗,但我觉得不蠢。[1911年10月19日]
我的德国工程师很爱争辩,很烦人。他不肯承认,这屋子里确确实实没有一头犀牛……[他]又回来了,我换衣服时他一直在争辩。[1911年11月1日]
我的德国工程师,我觉得,是个笨蛋。他认为经验的东西都不可认识——我要他承认这屋子里没有一头犀牛,但他不肯。[1911年11月2日]
[维特根斯坦]拒绝承认任何东西的存在,除了断言命题。[1911年11月7日]
我的课进展顺利。我的德国前工程师照例主张他的论点,说除了断言命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但我最后告诉他这个论点太大了。[1911年11月13日]
我的野蛮的德国人来了,他在课后跟我争论。他对任何理性的批驳都置若罔闻。跟他讨论真的只是浪费时间。[1911年11月16日]
日后罗素颇渲染了这些讨论,声称他到课堂所有的桌子椅子底下都看了个遍,企图使维特根斯坦信服并无犀牛在此。但很清楚的是,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问题是形而上的而非经验的,关系到的是何种东西组成了世界,而非一只犀牛在此与否。
事实上,他在这里如此固执地提出的观点,预示了《逻辑哲学论》著名的第一句话所表达的东西:“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物的总和。”
从上文的摘录可看出,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才能尚无把握。可是,为维特根斯坦的前途作决定的责任很快就落到了他身上。米迦勒节学期快结束了,11月27日,维特根斯坦去找罗素征询意见,他的问题是于他最要紧的问题,其答案将决定他对职业的抉择,并最终平息他为之挣扎了两年多的兴趣上的冲突:
我的德国人正在哲学和航空学之间犹豫;他今天问我是否认为他在哲学上肯定没有希望,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不是。我要他给我一点成文的东西帮助我判断。他有钱,对哲学有强烈的兴趣,但他认为,除非他还不错,否则不应当献身。我颇感觉到自己担负的责任,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才能如何。[1911年11月27日]
离开剑桥前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有一次社交性的接触,这次他总算在罗素身边放松了下来,不再只是全然潜心于哲学问题,展现出了某些除此之外的自己。罗素终于发现他是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还有他“爱好文学,非常爱好音乐,举止宜人……而且,我觉得真是聪明”,因此:“我开始喜欢他了”。
不过,1912年1月维特根斯坦带着自己假期写的手稿回到剑桥时,真正的转折点才到来。读了手稿之后罗素对他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他告诉奥特琳,手稿“非常好,比我的英国学生写的好得多,”又说:“我一定会鼓励他。也许他会做出大事。”
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大卫·品生特,罗素的鼓励使他确定得以获救,并结束了他九年的孤独和痛苦,在那九年里他不断地想到自杀。由于罗素的鼓励,他能够最终放弃了工程学,扫除了“那个背后的声音:他在这世界里是多余的”——这个声音以前令他为自己没有自杀而感到羞耻。由此可得出,罗素鼓励他从事哲学,肯定他放弃工程学的想法之正当,是在完全字面的意义上救了维特根斯坦的命。
在下一个学期里,维特根斯坦学习数理逻辑的能量如此之足,以至于学期末罗素说他已把该学的都学会了,甚至还学得更多。“是的,”他对奥特琳断言,“维特根斯坦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事件——无论结果是什么”:
我爱他,觉得他将解决我因为太老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工作提出的、有待新鲜的头脑和年轻的活力去解决的所有种类的问题。他正是你会期待的那种年轻人。
仅仅指导了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期,罗素就认定他是自己寻觅的爱徒。
这个学期的三个月当中维特根斯坦实际做了什么哲学工作,我们并不知道。在罗素写给奥特琳的信里只透露了一点叫人干瞪眼的口风。1月26日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对逻辑形式、而非对逻辑内容的定义”。
一个月后,他“就逻辑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我认为是对的”。不过,这点口风足以提示出,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从一开始针对的就不是“什么是数学”这个问题,而是更加基本的问题:“什么是逻辑”。这一问题,罗素自己觉得,是《数学原理》尚未回答的最重要问题。
1912年2月1日维特根斯坦被接纳为三一学院的成员,罗素当他的导师。罗素得知他从未上过正式的逻辑课程,觉得这种课程对他有好处,就安排了著名逻辑学家、国王学院理事W.E.约翰逊“指导”他。
这一安排只持续了几个礼拜。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F.R.里维斯:“第一个小时我就发现他没什么可教给我。”里维斯也从约翰逊那里听到:“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上起课来了。”
这两句评论的差别是,约翰逊是在挖苦,维特根斯坦则完全是认真的。事实上提出结束这个安排的是约翰逊,于是罗素不得不凭借其全部的老练和机敏,向维特根斯坦指出他的过错而又不弄得他心烦意乱,这是第一次,这种场面还将有许多次:
我正在准备我的讲演,维特根斯坦很兴奋地来了,因为约翰逊(我建议他接受约翰逊的指导)写信说不再教他了;约翰逊的真正意思是,维特根斯坦在他课上争论的太多,而不是像个好孩子一样学习他的课程。他来找我,想知道约翰逊这样看他是否正确。他现在特别顽固,别人几乎插不进话,大家普遍当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我确实非常喜欢他,所以我能就这类事情给他一点暗示,还不伤害到他。
这个学期维特根斯坦开始听G.E.摩尔的课,他给摩尔留下的印象大不一样。“摩尔对维特根斯坦的头脑评价极高,”罗素告诉奥特琳,“——说当他俩有分歧时,他总觉得W.一定是对的。他说在他课上W.总是一副极其困惑的样子,但其他人看上去却没那么困惑。我很高兴我对W.的赞赏得到了支持。——年轻人并不重视他,或者就算重视他也只是因为摩尔和我称赞他。”
对于维特根斯坦,罗素则“说他是多么喜爱摩尔,说他是怎样由于人们的思考方式而喜欢或不喜欢他们的——摩尔拥有我所知道的最美的微笑,那微笑打动了他”。
维特根斯坦和摩尔的友谊仍待以后发展。不过,在他和罗素之间,一条热烈的情感纽带迅速形成了。罗素的赞美是无止境的。他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了“完美的学生”,这种学生“用强烈且非常聪明的异议表达热烈的钦佩”。
维特根斯坦跟布洛德正相反,布洛德是罗素带过的最可靠的学生——“几乎肯定会做出许多有用的工作,但不是杰出的工作”——而维特根斯坦“充满了会使他无所不往的沸腾激情”。
罗素日益认同维特根斯坦,日益在他身上看见一个同道心灵,看见一个把一切力量和激情都投注在理论问题上的人。“这是罕见的激情,发现它是快乐的事。”甚至“他对哲学具有比我更多的激情;他的是雪崩,相形之下的我似乎只是雪球”。罗素的描述中再三出现“激情”:维特根斯坦(跟罗素自己一样)“在最高等级上”具备的“一种纯粹的激情”,“它令我爱他”。几乎像是他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像——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像是他把维特根斯坦视作自己的子嗣:
他的性情是艺术家式的,直觉的,喜怒无常的。他说自己每个早晨怀着希望开始工作,每个夜晚结束工作时却伴着绝望——当他不能理解事物时,他生出的正是我生出的那种愤怒。[1912年3月16日]
我对他有着最完全的智性上的同情——同样的激情和热切,同样感到人必须要么理解要么死,以及打断思考的极度紧张状态的突然蹦出的玩笑。[1912年3月17日]
……他甚至跟我作同样的比喻——一面墙把他和真理隔开,他必须设法将其推倒。我们上一次讨论后,他说:“唔,弄倒了一点儿墙。”他的态度证明我对我的工作抱有的一切希望都是正当的。[1912年3月22日]
罗素赞许地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具备极好的礼貌,不过更赞许“争论时他忘记了礼貌而只是说出他想的”:
没有人比维特根斯坦更真诚,或更无妨碍真理的虚假礼貌;他让自己的感觉和感情流露,这一点温暖人心。[1912年3月10日]
例如,维特根斯坦碰到了一个碰巧是修士的本科生,罗素就这件事开心地向奥特琳报告说,他“比我更不待见基督徒”:
他是喜欢F.的,那个本科生修士,得知F.是修士后他觉得很恐怖。F.来和他喝茶,W.立即抨击他——跟我预想的一样,伴着十足的狂怒。昨天他再次发难,并不论证而只是宣布要诚实。他一般性地憎恨伦理和道德;他蓄意做一个冲动的动物,而且认为人应该这样。[1912年3月17日]
“我不会为他的实际道德担保,”罗素总结道。
这评语自相矛盾。它表明罗素弄错了维特根斯坦论点的要害。既然维特根斯坦鼓吹要诚实,显然他并非在为不道德辩护的意义上憎恨道德规范。他辩护的是一种基于忠实、基于真实面对自己及自己的冲动的道德——一种来自于自我内部的道德,而非规则、原则和责任从外部强加的道德。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许多事情都系于这个问题。他为了哲学放弃工程学,难道不是摒弃了本被视作他责任的东西,去追寻某种在他内部灼烧的东西?还有,如我们看到的——也是罗素最初就得知的——这决定需要一种辩护,即这样做不仅仅是心血来潮,而是走上一条他颇有可能作出重要贡献的道路。
罗素对这一点的误解是将来发生之事的一种预示,它提示了,他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激情”终究并非如他设想的那么相似。这个学期末他俩的关系到了这样的程度: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可以告诉罗素,在罗素的工作中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是什么。
他谈到《数学原理》的美,觉得很棒,他说——这大概是他能给出的最高赞美——它就像是音乐。但他很不喜欢那些通俗作品——特别是《一个自由人的崇拜》,和《哲学问题》的最后一章“哲学的价值”。他甚至不喜欢说哲学有价值:
……他说喜欢哲学的人会做它,别的人不会,到此为止了。他的最强烈冲动是哲学。[1912年3月17日]
很难相信维特根斯坦的态度完全像罗素提示的那样直截了当。毕竟,在成为罗素学生之前的数年里,哲学是他最强烈的冲动这件事在他身上造成的责任和冲动的冲突一直令他深受折磨。
他确实相信,人应当——像他父亲、他哥哥汉斯和一切天才那样——是冲动的动物。但他也具有几乎压倒一切的责任感,而且易于产生反复的极度自我怀疑。罗素的鼓励之所以是必需的,恰是因为他能由此而克服这怀疑,快乐地听从自己最强烈的冲动。罗素鼓励他做哲学工作后,他身上立刻发生的变化令家人吃了一惊。
他自己在这个学期末告诉罗素,他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是在罗素的屋子里度过的。但快乐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得以听从自己的冲动,还在于他确信——既然他有非同寻常的哲学天赋——自己有权这么做。
来源：《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作者：瑞·蒙克
采编：艾若
排版：南山
审核：永方
美工/VI：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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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暑假末,维特根斯坦已为自己设想的哲学著作拟定了方案;他前往耶拿找弗雷格讨论这个方案——大概是想弄清是否值得写下去,或者是否应该继续搞他的航空学研究。
赫尔米勒·维特根斯坦知道弗雷格是个老人,很担心这次访问,她害怕弗雷格缺乏处理这种局面的耐心,或不能同情地了解这次见面对她弟弟的重大意义。
结果——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朋友——弗雷格“轻松摆平”了他的方案;这或许是这本他设想的著作销声匿迹的一个原因。不过弗雷格还是给予充分的鼓励,建议维特根斯坦到剑桥跟随伯特兰·罗素学习。
这建议的好处超出了弗雷格的想像;它不只引出了维特根斯坦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还对罗素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正当维特根斯坦需要一位良师之时,罗素也恰好需要一位爱徒。
1911年多少是罗素生命里的一条分水岭。上一年,他在付出十年筋疲力尽的劳作后写完了《数学原理》。“我的智力再也没从这损耗里完全恢复,”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道,“从此我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的能力确实比以前差了。”
写完《数学原理》后,罗素的生活在个人方面和哲学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11年春天他爱上了自由党下院议员菲利普·莫瑞尔的贵族妻子奥特琳·莫瑞尔,两人展开了一段持续到1916年的关系。激情最盛时他每天给奥特琳写信多达三封。
这些信几乎逐日记录了维特根斯坦带给罗素的感受——他后来也讲过维特根斯坦的轶事,但对好故事的热衷常常胜过了对准确性的考虑,所以这份记录对于其中的某些故事是有益的校正。
部分因为奥特琳的影响,部分因为《数学原理》的写作对他能力的削弱效果,罗素的哲学工作开始变化了。《数学原理》之后他的第一本著作是《哲学问题》,即他的“廉价小说”，这本书是他的许多通俗作品中的第一本,也首次显现出他清晰地表述艰深思想的卓越天赋。
同时他取得了三一学院的数理逻辑讲师职位。教学工作,他在写一本普及自己思想的书——还有《数学原理》耗尽了他的力气——这些事合起来令他相信,从此以后,在发展《数学原理》中的思想这件事上,他的主要任务在于鼓励别人从他停下的地方继续前行。1911年末他写信给奥特琳:“我曾认为留待我做的技术性的哲学真的非常重要。”但现在:
总的说来我对哲学有点不自在;留待我做的哲学(我指技术性的哲学)看上去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真觉得廉价小说是更值得写的……我确实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使我的想法易懂。
这段时期里,奥特琳的影响最清楚地体现于罗素写一本论宗教的书的计划,书名定为《牢狱》;尚在完成《哲学问题》时他就开始着手此书了,但1912年的某个时候他放弃了这个计划。
书名取自《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世界是一所牢狱,丹麦是一间最坏的牢房”;此书的中心思想是,“冥想的宗教”可提供逃出困住人类生命的牢狱的办法。罗素的“冥想的宗教”指的不是对上帝或不朽的信仰——即便醉心于极虔诚的奥特琳,他也不能相信那种事。他指的是一种与宇宙的神秘结合,在那种结合里,我们的有限自我得到克服,我们与无限合而为一。因为,照他对奥特琳的说法(口气确切得可疑),“你叫做上帝的东西正是我叫做无限的东西。”
可以合理地把这个计划视为罗素想调和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奥特琳的虔诚信仰的一次努力。在一封写给奥特琳的信中,他描述了她的爱对他的解放效果,这封信又一次提到了此书的核心想法:
……现在已没有我的牢狱。我伸展出去,触到星辰,穿越时间,到达每一个你的爱为我照亮了世界的地方。
因此,1911年维特根斯坦遇到的罗素,远非他后来成为的那个尖锐的理性主义者和信仰的冒犯者。他是个正被浪漫抓住的男人,比从前和以后都更能欣赏人性中非理性和情绪化的一面——甚至到了接纳一种超验神秘主义的程度。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此时已认定自己对技术性哲学的贡献到此为止了,正在寻觅某个具备青春、活力和能力的人来发展开创的事业。
有迹象表明,维特根斯坦起初倾向于不理睬弗雷格的建议,继续在曼彻斯特工作。因此我们看到,秋季学期开学时他仍被列为工程学系的研究生,他的奖学金又延了一年。可能是这样:在自己的论证被弗雷格驳倒之后,他决心克服自己对数学哲学的执念,坚持从事工程师的职业。
10月18日——米迦勒节学期开始两周后——他突然出现在三一学院罗素的屋子里介绍自己时,显然事先没跟罗素联系过。
罗素正和C.K.奥格登(后来是《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译者)一起喝茶,这时:
……一个陌生的德国人出现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拒绝说德语。结果他是这么个人:曾在夏洛腾堡学工程,但在那期间自己对数学哲学产生了热情,现在来剑桥是想听听我怎么说。
立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介绍自己时的两处省略。第一处是他没有提及是弗雷格建议他来找罗素的。第二处是,他没告诉罗素他曾在曼彻斯特学习工程(真正说来,以身份而论他仍旧在学)。这些省略虽然很奇怪,但也许只是说明了维特根斯坦的极度紧张;如果罗素的印象是他几乎不会说英语,那他肯定是真的很不在状态了。
从我们了解的随后几周的事来看,维特根斯坦的意图似乎不只是听罗素的课而已,他还要在罗素面前表现自己,而这是为了一次性地——仿佛要从伯乐的嘴里——搞清楚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哲学天赋,从而搞清楚自己放弃航空学研究是否合理。
罗素的数理逻辑课吸引了很少的学生,常常只对着三个人讲课:C.D.布洛德、E.H.内维尔和H.T.J.诺顿。因此,首次见到维特根斯坦的那天,发现他在班上“正襟危坐”时,罗素有理由感到高兴。“我对我的德国人很感兴趣,”他写信给奥特琳,“我希望经常见到他。”
结果他们的见面比他指望的更多。维特根斯坦缠住了罗素,缠了四个礼拜——课上讨论时他是一霸,课后又跟着罗素回屋,继续为自己的立场争辩。罗素的反应混合了赏识的兴致和不耐烦的怒意:
我的德国朋友有成为负担的危险,他在课后跟着我回去,争论到晚饭时间——顽固,执拗,但我觉得不蠢。[1911年10月19日]
我的德国工程师很爱争辩,很烦人。他不肯承认,这屋子里确确实实没有一头犀牛……[他]又回来了,我换衣服时他一直在争辩。[1911年11月1日]
我的德国工程师,我觉得,是个笨蛋。他认为经验的东西都不可认识——我要他承认这屋子里没有一头犀牛,但他不肯。[1911年11月2日]
[维特根斯坦]拒绝承认任何东西的存在,除了断言命题。[1911年11月7日]
我的课进展顺利。我的德国前工程师照例主张他的论点,说除了断言命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但我最后告诉他这个论点太大了。[1911年11月13日]
我的野蛮的德国人来了,他在课后跟我争论。他对任何理性的批驳都置若罔闻。跟他讨论真的只是浪费时间。[1911年11月16日]
日后罗素颇渲染了这些讨论,声称他到课堂所有的桌子椅子底下都看了个遍,企图使维特根斯坦信服并无犀牛在此。但很清楚的是,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问题是形而上的而非经验的,关系到的是何种东西组成了世界,而非一只犀牛在此与否。
事实上,他在这里如此固执地提出的观点,预示了《逻辑哲学论》著名的第一句话所表达的东西:“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物的总和。”
从上文的摘录可看出,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才能尚无把握。可是,为维特根斯坦的前途作决定的责任很快就落到了他身上。米迦勒节学期快结束了,11月27日,维特根斯坦去找罗素征询意见,他的问题是于他最要紧的问题,其答案将决定他对职业的抉择,并最终平息他为之挣扎了两年多的兴趣上的冲突:
我的德国人正在哲学和航空学之间犹豫;他今天问我是否认为他在哲学上肯定没有希望,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不是。我要他给我一点成文的东西帮助我判断。他有钱,对哲学有强烈的兴趣,但他认为,除非他还不错,否则不应当献身。我颇感觉到自己担负的责任,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才能如何。[1911年11月27日]
离开剑桥前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有一次社交性的接触,这次他总算在罗素身边放松了下来,不再只是全然潜心于哲学问题,展现出了某些除此之外的自己。罗素终于发现他是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还有他“爱好文学,非常爱好音乐,举止宜人……而且,我觉得真是聪明”,因此:“我开始喜欢他了”。
不过,1912年1月维特根斯坦带着自己假期写的手稿回到剑桥时,真正的转折点才到来。读了手稿之后罗素对他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他告诉奥特琳,手稿“非常好,比我的英国学生写的好得多,”又说:“我一定会鼓励他。也许他会做出大事。”
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大卫·品生特,罗素的鼓励使他确定得以获救,并结束了他九年的孤独和痛苦,在那九年里他不断地想到自杀。由于罗素的鼓励,他能够最终放弃了工程学,扫除了“那个背后的声音:他在这世界里是多余的”——这个声音以前令他为自己没有自杀而感到羞耻。由此可得出,罗素鼓励他从事哲学,肯定他放弃工程学的想法之正当,是在完全字面的意义上救了维特根斯坦的命。
在下一个学期里,维特根斯坦学习数理逻辑的能量如此之足,以至于学期末罗素说他已把该学的都学会了,甚至还学得更多。“是的,”他对奥特琳断言,“维特根斯坦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事件——无论结果是什么”:
我爱他,觉得他将解决我因为太老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工作提出的、有待新鲜的头脑和年轻的活力去解决的所有种类的问题。他正是你会期待的那种年轻人。
仅仅指导了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期,罗素就认定他是自己寻觅的爱徒。
这个学期的三个月当中维特根斯坦实际做了什么哲学工作,我们并不知道。在罗素写给奥特琳的信里只透露了一点叫人干瞪眼的口风。1月26日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对逻辑形式、而非对逻辑内容的定义”。
一个月后,他“就逻辑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我认为是对的”。不过,这点口风足以提示出,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从一开始针对的就不是“什么是数学”这个问题,而是更加基本的问题:“什么是逻辑”。这一问题,罗素自己觉得,是《数学原理》尚未回答的最重要问题。
1912年2月1日维特根斯坦被接纳为三一学院的成员,罗素当他的导师。罗素得知他从未上过正式的逻辑课程,觉得这种课程对他有好处,就安排了著名逻辑学家、国王学院理事W.E.约翰逊“指导”他。
这一安排只持续了几个礼拜。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F.R.里维斯:“第一个小时我就发现他没什么可教给我。”里维斯也从约翰逊那里听到:“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上起课来了。”
这两句评论的差别是,约翰逊是在挖苦,维特根斯坦则完全是认真的。事实上提出结束这个安排的是约翰逊,于是罗素不得不凭借其全部的老练和机敏,向维特根斯坦指出他的过错而又不弄得他心烦意乱,这是第一次,这种场面还将有许多次:
我正在准备我的讲演,维特根斯坦很兴奋地来了,因为约翰逊(我建议他接受约翰逊的指导)写信说不再教他了;约翰逊的真正意思是,维特根斯坦在他课上争论的太多,而不是像个好孩子一样学习他的课程。他来找我,想知道约翰逊这样看他是否正确。他现在特别顽固,别人几乎插不进话,大家普遍当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我确实非常喜欢他,所以我能就这类事情给他一点暗示,还不伤害到他。
这个学期维特根斯坦开始听G.E.摩尔的课,他给摩尔留下的印象大不一样。“摩尔对维特根斯坦的头脑评价极高,”罗素告诉奥特琳,“——说当他俩有分歧时,他总觉得W.一定是对的。他说在他课上W.总是一副极其困惑的样子,但其他人看上去却没那么困惑。我很高兴我对W.的赞赏得到了支持。——年轻人并不重视他,或者就算重视他也只是因为摩尔和我称赞他。”
对于维特根斯坦,罗素则“说他是多么喜爱摩尔,说他是怎样由于人们的思考方式而喜欢或不喜欢他们的——摩尔拥有我所知道的最美的微笑,那微笑打动了他”。
维特根斯坦和摩尔的友谊仍待以后发展。不过,在他和罗素之间,一条热烈的情感纽带迅速形成了。罗素的赞美是无止境的。他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了“完美的学生”,这种学生“用强烈且非常聪明的异议表达热烈的钦佩”。
维特根斯坦跟布洛德正相反,布洛德是罗素带过的最可靠的学生——“几乎肯定会做出许多有用的工作,但不是杰出的工作”——而维特根斯坦“充满了会使他无所不往的沸腾激情”。
罗素日益认同维特根斯坦,日益在他身上看见一个同道心灵,看见一个把一切力量和激情都投注在理论问题上的人。“这是罕见的激情,发现它是快乐的事。”甚至“他对哲学具有比我更多的激情;他的是雪崩,相形之下的我似乎只是雪球”。罗素的描述中再三出现“激情”:维特根斯坦(跟罗素自己一样)“在最高等级上”具备的“一种纯粹的激情”,“它令我爱他”。几乎像是他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像——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像是他把维特根斯坦视作自己的子嗣:
他的性情是艺术家式的,直觉的,喜怒无常的。他说自己每个早晨怀着希望开始工作,每个夜晚结束工作时却伴着绝望——当他不能理解事物时,他生出的正是我生出的那种愤怒。[1912年3月16日]
我对他有着最完全的智性上的同情——同样的激情和热切,同样感到人必须要么理解要么死,以及打断思考的极度紧张状态的突然蹦出的玩笑。[1912年3月17日]
……他甚至跟我作同样的比喻——一面墙把他和真理隔开,他必须设法将其推倒。我们上一次讨论后,他说:“唔,弄倒了一点儿墙。”他的态度证明我对我的工作抱有的一切希望都是正当的。[1912年3月22日]
罗素赞许地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具备极好的礼貌,不过更赞许“争论时他忘记了礼貌而只是说出他想的”:
没有人比维特根斯坦更真诚,或更无妨碍真理的虚假礼貌;他让自己的感觉和感情流露,这一点温暖人心。[1912年3月10日]
例如,维特根斯坦碰到了一个碰巧是修士的本科生,罗素就这件事开心地向奥特琳报告说,他“比我更不待见基督徒”:
他是喜欢F.的,那个本科生修士,得知F.是修士后他觉得很恐怖。F.来和他喝茶,W.立即抨击他——跟我预想的一样,伴着十足的狂怒。昨天他再次发难,并不论证而只是宣布要诚实。他一般性地憎恨伦理和道德;他蓄意做一个冲动的动物,而且认为人应该这样。[1912年3月17日]
“我不会为他的实际道德担保,”罗素总结道。
这评语自相矛盾。它表明罗素弄错了维特根斯坦论点的要害。既然维特根斯坦鼓吹要诚实,显然他并非在为不道德辩护的意义上憎恨道德规范。他辩护的是一种基于忠实、基于真实面对自己及自己的冲动的道德——一种来自于自我内部的道德,而非规则、原则和责任从外部强加的道德。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许多事情都系于这个问题。他为了哲学放弃工程学,难道不是摒弃了本被视作他责任的东西,去追寻某种在他内部灼烧的东西?还有,如我们看到的——也是罗素最初就得知的——这决定需要一种辩护,即这样做不仅仅是心血来潮,而是走上一条他颇有可能作出重要贡献的道路。
罗素对这一点的误解是将来发生之事的一种预示,它提示了,他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激情”终究并非如他设想的那么相似。这个学期末他俩的关系到了这样的程度: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可以告诉罗素,在罗素的工作中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是什么。
他谈到《数学原理》的美,觉得很棒,他说——这大概是他能给出的最高赞美——它就像是音乐。但他很不喜欢那些通俗作品——特别是《一个自由人的崇拜》,和《哲学问题》的最后一章“哲学的价值”。他甚至不喜欢说哲学有价值:
……他说喜欢哲学的人会做它,别的人不会,到此为止了。他的最强烈冲动是哲学。[1912年3月17日]
很难相信维特根斯坦的态度完全像罗素提示的那样直截了当。毕竟,在成为罗素学生之前的数年里,哲学是他最强烈的冲动这件事在他身上造成的责任和冲动的冲突一直令他深受折磨。
他确实相信,人应当——像他父亲、他哥哥汉斯和一切天才那样——是冲动的动物。但他也具有几乎压倒一切的责任感,而且易于产生反复的极度自我怀疑。罗素的鼓励之所以是必需的,恰是因为他能由此而克服这怀疑,快乐地听从自己最强烈的冲动。罗素鼓励他做哲学工作后,他身上立刻发生的变化令家人吃了一惊。
他自己在这个学期末告诉罗素,他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是在罗素的屋子里度过的。但快乐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得以听从自己的冲动,还在于他确信——既然他有非同寻常的哲学天赋——自己有权这么做。
来源：《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作者：瑞·蒙克
采编：艾若
排版：南山
审核：永方
美工/VI：小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