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从医70年、迷戏90载的京剧大家刘曾复
▲他看着杨小楼和余叔岩的戏长大，梅兰芳大师在自己的书里点名称他是行家，他被誉为当今京剧界的“通天教主”,年轻演员若有幸被他慧眼识中,那简直是“受宠若惊”……他就是刘曾复，很难定义他究竟是什么“家”——京剧理论家？研究家？教育家？似乎都有点以偏概全。其实，这老爷子被公认的称谓是——生理学专家。从医70余年，刘曾复以“整合生理学”和“定量生理学”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
刘曾复与老友王金璐、景荣庆
刘曾复对我国的生理学和京剧艺术发展都有着独到的贡献。用刘老的话说，“医学是我一生的事业，京剧是一生的爱好。”只是这些年老爷子搞“副业”的名气严重盖过了主业，上网随便一搜，关于他的内容，京剧与生理学的比例大概是100:1。
1. 94岁“老顽童”
接触过刘曾复的人都说，那是个特别“好玩”的老头。94岁的人，耳不聋眼不花，行动利索极了，瞧着也就70岁的样子，说起话来是老北京的字正腔圆，时不时还蹦出几个京剧的“上口字”。老爷子人称“话痨老头”，爱说话，尤其爱说笑话，讲起自己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情，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刘曾复的家可谓是世代簪缨，父亲刘诒孙与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同科考上举人，民国期间在总统府当秘书。刘曾复小学上的是北京城著名的教会学校——崇德学校。他从小就是个聪明而叛逆的孩子，永远让老师和家长头疼。数学课上学“乘方”，他举手问老师，2的5次方那个“5”为什么要写在右上角呢？老师说这是规矩，从来就是这么写的。他又问那么为什么不能写在右下角呢？问得老师哑口无言。
刘曾复从小好动，课间十分钟操场上永远有他疯跑的身影，跑得累了，上课就犯困睡觉。结果到了小学毕业，刘曾复除了圣经学、体育和图画三门功课，其余全部不及格。“我们班一共29个人，老师按成绩念名字，念到28还不是我哪！我们那个外国校长就把我叫去啦，说，你—太—差—啦，不—能—升—班。”刘老一边模仿着校长生硬的中国话，一边哈哈大笑，“知道我们校长叫什么吗？‘老狐狸’——fox！”
调皮归调皮，刘曾复的聪明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小学上国文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别的孩子都认真地抄，刘曾复却盘算起了偷懒的主意。“我一看老师手里的课本，怎么比我们的厚呢？我就借口去上厕所，经过讲台的时候偷偷看书的封面。连跑了好几回，总算看清楚老师那本叫‘教授书’，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记住了，放学之后就一人儿奔商务印书馆去啦。”一听说这么个小孩儿要买“教授书”，店员理都不理他。刘曾复灵机一动，说我是帮我姨夫来买书的，我姨夫是清华大学教授！——刘曾复还真没骗人，他的姨夫汪鸾翔不但是清华教授，还是清华校歌的创作者呢。顺利“骗”到了教授书，刘曾复翻开一看，“嗬，老师的笔记都在这上面哪！”此后再上国文课，别的孩子还是埋头抄笔记，刘曾复就把教授书一摊，照着黑板上的老师的板书修修改改……才10岁的孩子，就知道利用“教参”了。
被通知“不能升学”之后，刘曾复终于决心好好学习了。当时，他的二表哥因为在“三一八”学生运动中被子弹打穿了腿，正在家里养病，正好给刘曾复补习功课。仅经过一个暑假的补习，刘曾复便顺利考进了著名的师大附中。他的国文教师就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二哥梅贻瑞先生。那时候的师大附中竞争就很激烈，刘曾复记得，刚上高中的第一学期，年级60个学生里面就有17个因为成绩不好退了学，其中还有和刘曾复同班的三表哥。刘曾复的成绩却一直不错，唯一的一门不及格，还是因为他的“叛逆”——“原来定的是下周考试，老师也没征求大家伙儿的意见，就通知我们提前一周考。其实我都复习好了，但我一定要交张白卷上去，必须对这种‘不民主’的行为表示抗议！”
高中毕业，刘曾复由于体育特长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因为贪玩的本性不改，他又差点儿没能拿到清华的毕业证书。刘曾复回忆说，毕业考试“结束”之后，他只觉得松了口气，约上几个好友就进城玩儿去了，“玩儿到一半儿想起来，下午还有一门考试哪！”偏偏这门课还是必修的“三民主义”，不及格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毕业。幸好，清华负责这门功课教学的是“党义研究小组”，对大家的要求一向宽松。宽松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候我们上课不点名，点每个人的学号。老师就闷着头点号，全班200多人，全喊‘到’了。都点完了老师一抬头，好嘛，整个教室也就坐着二十来人！”到毕业考试的时候，和刘曾复同小组的同学看他没来，就帮他“答”了一份试卷交上去，竟然没被追究——刘曾复也就“误打误撞”地拿到了清华的毕业证书。
1938年，刘曾复进入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研究实习，从此开始了生理学的研究生涯，他也就此收敛本性，成了一名严谨的医学工作者。说到这里，“老顽童”的语气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我不是个好学生，但是在清华的几年学习让我大有收获。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搞学问一定要勤于研究，要把科研作为基础，不能照本宣科。”在协和的那段日子，刘曾复每天八点之前一定会到办公室，做起研究来经常不吃饭、不休息。
1962年，在北京医科大学当教授的刘曾复奉调来到刚刚创立的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担任生理教研室主任，一手开创了首医大的生理学教研工作。刘老是北京生理科学会的第一届理事长，出版过《控制理论与生理控制系统》、《生理和生物化学系统分析》、《解剖生理学》等多种医学专著，至今还担任着北京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和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系名誉系主任……前不久，首医大刚刚为刘老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70周年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面对台下的晚辈，桃李满天下的刘老依然重复着当年从清华学到的那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2.京剧大家“不唱戏”
刘曾复从医70年，看戏却足足有90年的历史了。从4岁那年，他第一次被抱进戏园子看梅兰芳的《麻姑献寿》、余叔岩的《八蜡庙》开始，他就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天听四大须生、天天看四大名旦——今天的戏迷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美事，不过是刘曾复童年时代的“家常便饭”。他的父亲刘诒孙就是超级戏迷，与梨园名角结交甚广，再加上在总统府任职，“近水楼台”，小小的刘曾复常能被父亲带着，去军政要员们的宅第里看最精彩的堂会戏。刘曾复聪明又有心，记忆力尤其惊人，看完戏之后，名角台上的唱念做打就能熟记于心，即便是今天讲起来，仍然能让听众有“历历在目”之感。这些年搞“京剧音配像”，逢到久不见于舞台的冷门戏，即便是大师的后人亲自配像，往往也要登门向刘曾复求教，以便重现自己的父辈当年的舞台风采。
京剧史上有个著名的旦角演员王瑶卿，因为见多识广又乐意提携后辈，总有演员登门求教，久而久之家里面竟成了“名角沙龙”，王瑶卿本人也被誉为梨园行的“通天教主”。时至今日，又有人把“通天教主”的名号送给了刘曾复。刘老那套稍显简陋狭窄的老式单元房里总是宾客盈门，前来向他请教的不只是年轻演员，甚至还有谭元寿、梅葆玖这样的老艺术家——采访刘老的时候，他家里电话铃声一直没断过，有戏迷打来请教问题的，有年轻演员打来倾诉苦衷的……刘曾复还是中国戏曲学院第一届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的导师，他的说戏录音、录像，被各大戏曲院校作为教学资料悉心保存着。
笔者作为一个京剧爱好者，见刘老是带着些许“朝圣”的心情的。没想到老爷子见面第一句就是“抗议”:“要写我？太好了，我一定要正正视听，得让人知道我到底是干嘛的——我不是唱戏的！我一点都不喜欢唱戏！”
话是这么说，刘曾复可不是那种“纸上谈兵”的戏迷，他工余派老生，并且唱得极好。他父亲和著名武旦“九阵风”闫岚秋是至交，刘曾复小时候，九阵风一见他就叫他好好练练腰腿，刘曾复贪玩，也不正经学。倒是后来跟九阵风学的刀枪把子叫刘曾复受用了一辈子——现在每天老爷子还会在自己的小屋里“操练”一番，所以年过九旬身体依然强健。
直到25岁，刘曾复才拜在著名老生王荣山名下。“混迹”梨园行多年，也没少跟着学唱，刘曾复自认“有两把刷子”，“没想到给人家一唱，王先生说啦，你呀，比不会还不会，就一外行！”在王荣山的悉心指点下，刘曾复从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学起，终于达到了连内行都要挑大拇指的水平。挚友张伯驹曾在《红氍记梦诗注》一书中写诗称赞刘曾复:“外行腹笥亦非空，说戏荣山是正宗。十老安刘盗宗卷，陈平风度不龙钟。”这里还有一段典故，同为余派痴迷者的张伯驹和刘曾复曾一起演过《盗宗卷》，刘曾复饰陈平，风度大方，让张伯驹也赞叹不已。
唱得这么好，为什么还“不喜欢唱”呢？刘老说，嫌麻烦。“有那么两回，我上台可是遭了罪了。头一回是民国时期，铁路局办晚会请我去唱《除三害》，那天热极了，我穿好行头坐在后台，那个汗啊，全身都湿透了。还有一次是解放后在中山音乐堂唱戏，那天是1月1日，当时音乐堂还没有屋顶，冷风呼呼地吹，冻得我在台上没完没了流鼻涕。我也不敢拿行头擦啊，只能用手偷偷擦。没想到这鼻涕啊，用手根本擦不干净！我一边擦就一边想，这种罪，以后我可再也不受了！”
刘老不唱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避嫌。“我有我的本职工作啊，一个医学院的教授没事老是唱戏，怎么像话？就这样，还有那么多人说我是唱戏的呢。”刘老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不唱戏”还让他躲开了很多麻烦。“我不会唱现代的戏，八个样板戏一句也不会。‘文革’的时候找人演戏，他们都知道我不上台，所以就没找到我头上。要是真找来了，我说我不会唱样板戏，这还了得？！”刘老狡黠地笑了。
不过，刘曾复的“发小儿”朱家溍就没那么幸运了。“文革”期间，朱家溍跟著名鼓师白登云一起下放，被安排演出“革命样板戏”。这位京昆大师临时抱佛脚反复“补习”电影，才终于“胜任”了《红灯记》的李玉和, 提着红灯足足唱了三十六场。“谁叫他那么喜欢唱呢, 这回可惨啦。”刘老又乐出声来。
说是不喜欢唱，刘老这辈子可没少登台。对于别人的邀请，他只有两个要求:一不要钱，二不登报。因为是公认的“戏包袱”，演员凑不齐的时候，戏班往往会想到——叫刘曾复来。过去唱《玉堂春》，“红袍”潘必正就不太好找，一般演员嫌“没戏”不愿意演，但还不能真找外行来演，否则跟“蓝袍”刘秉义的差距就太大了——每到这时，刘曾复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在刘老的记忆里，他至少穿过四次“红袍”，“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在台上一坐呗，也没什么事。”那时候刘曾复常常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接到电话:“今儿晚上，庆乐，有一老生病了，你来吧。”缺人的一般都是“开锣戏”，刘曾复六点多到后台，七点唱，八点钟卸妆走人——底下观众谁也不知道换演员了。
后来当了教授，刘曾复有意避嫌不唱，却还难免掉入“圈套”。一天下午，刘曾复接到个电话，名丑王福山的声音很是焦急:“赶紧到我家里来一趟，有急诊。”刘曾复撂下电话，骑上车就往南城赶。“一路上我还想呢，我不是搞临床的，只能先去看看。要是外科的病应该找谁，内科的找谁，儿科的找谁……”到了王福山家胡同口，只见一辆卡车停在那里，刘曾复就开始纳闷，直到进了院子，看见张伯驹钱宝森等一干朋友都在，才知道是上当了。这时王福山才说了实情:“临时派了个演出任务，团里演员都出去了，麻烦各位当回‘底包’……”那天，刘曾复前面来了个《女起解》的崇公道，按花脸应工，后头又加了个《龙潭鲍骆》的胡琏，老生应工。用刘老的话说，两出戏他都不熟，到了台上，“比不会还不会。”后来一打听，那天台下还坐着熟人，问自己演得怎么样？答曰:“还行，没觉得台上多一人。”
刘曾复的最后一次登台是1962年的事了，他至今还清楚记得，那是九三学社和梅兰芳剧团的一次联合演出，地点是全国政协礼堂。刘老和朱家溍都是九三学社成员，那天的大轴戏是朱家溍和梅葆玖的《霸王别姬》。刘曾复呢，最初打算和李慧芳唱《三击掌》——他想偷个懒，演个分量不重的“二路老生”戏。可安排的人觉得不过瘾，商量着想把戏改成唱工繁重的《武家坡》。“《武家坡》？那我唱到‘八月十五’就得趴下！后头半个钟头都甭唱啦！李慧芳可是六半调，受得了吗我？！”刘曾复提出抗议。最后双方各让一步，选择了“轻松”一些的《汾河湾》。演出非常成功，可从那儿之后，刘曾复就正式“告别舞台”了。
3. 脸谱千变不过“七张脸”
刘曾复看了一辈子戏，堪称京剧“杂家”，其中又有两项钻得特别透彻——余派老生和京剧脸谱。刘曾复从小喜欢画画，又和名净钱金福的儿子钱宝森是至交，得到了“钱氏”脸谱的真传，从小在戏园子泡大的他，对于其他几位净角大师郝寿臣、侯喜瑞、裘桂仙以及金少山等人的脸谱艺术也是了如指掌。问刘老，纵观整个中国京剧史，谁的脸谱最好？“大家都说，侯喜瑞的最好——但是钱金福的更好！”刘老微微眯起眼，言下颇为得意。
刘曾复对脸谱的研究早就美名在外。早在1961年，梅兰芳大师在《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一文中就写道:“医学院的刘曾复教授研究脸谱有20多年，掌握了各派勾法的特点，我曾借读他的著作，确有独到之处，将来在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可以向他请教。”刘老绘制的424帧京剧脸谱还曾被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博物馆收藏。
说到脸谱，恐怕一般人只知道“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实际上，脸谱与京剧本身一样，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蓝脸的不一定是窦尔敦——他可能是单雄信，红脸的也不一定是关羽——他可能是黄盖。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艺术家笔下可能形神迥异，同一个角色在不同的戏里也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要把它们全部了然于胸，是非下一番苦功钻研不可的。然而刘老却说，脸谱没什么神秘的，“只要会画七张脸，京剧脸谱你就全会了。”
刘老说的“七张脸”是花脸应工的曹操、马谡、张飞、许褚和丑角应工的蒋干、汤勤、朱光祖。他们的脸谱涵盖了京剧脸谱的七种最基本形式，其他成千上万人的脸，不过都是由这七种“标准脸”变化来的。
刘曾复研究了一辈子脸谱，关于脸谱的专著也出了好几本。前几年，一个有心人将刘曾复所有的脸谱画稿收集起来，在香港出了一套脸谱图录，售价在万元以上，依然受到收藏家和脸谱爱好者的热烈追捧。翻开这套厚厚的丛书，从刘老少年时在剧场看戏画下的寥寥数笔，到诸位大师同一角色的脸谱比较，再到每一出戏里不同人物的脸谱集成……就算对京剧全无了解的人，也不能不由衷赞叹京剧脸谱的千变万化，绚丽多姿。随便翻开一页，刘老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你看，这是从前‘定军山’里的夏侯渊，老年间的夏侯渊都是前半出的严颜改扮的，就在原有的粉脸上改个歪脸。钱金福认为夏侯渊是位大将，歪脸有失他的身份，就改成了现在的这种整脸，显得很有气势。他陪老谭演‘定军山’的时候，老谭特别满意……再看这个，这个是巨灵神，是个‘坏人’，在戏里总是很滑稽。他个子非常高，脸谱也比一般的大，分成两部分。上面一个脸是给天上的玉帝看的，所以是个笑脸，下面这张脸是给地上的百姓看的，所以是张很丑的凶脸——这多讽刺啊。”
对于脸谱，刘老始终抱着如同医学研究一样的严谨态度。刘老为北京奥运画的整套京剧脸谱奥运邮票最初的版样就让老爷子挑出一个错来，“夏侯渊的英文翻译应该是Xiahou-Yuan，不应该翻成Xia-Houyuan 啊。现在不少京剧的英文翻译都不够准确，比如把‘英雄会’翻译成‘meeting of heroes’，照理说没错，但‘群英会’又该翻成什么呢？”说到这儿，刘老又提起了一个话题，“我听现在好多人都说关羽是面如‘重’枣，那个字可不能念‘众’啊，应该念‘虫’。”
原载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