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诗歌王国——千年衰退的主要原因（四）

第三、思维行为方面的主要原因

人生的过程是时空组合，生命的真谛是生死升华。每个人的一生是沿时间线型进化，基因不灭；依空间网状发散，意识无穷。诗人存在的价值就是在时空中删繁就简组合美，在生死中拨云见日升华境。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的思维和行为……

工业革命以来，我们既处在一个最好时代，又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兴许就是文明发展带来的必然阵痛。而这阵痛带给我们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是什么呢？

一是“以功利为目的”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

1519年，墨西哥原本是独立于世的人类社会，在那居住的阿兹特克人常用黄金来制作首饰和雕像。看到大举入侵的西班牙人对黄金如此痴迷，他们实在是想不通：黄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织布，想做工具或武器又质地太软，究竟西班牙人为什么如此疯狂？面对阿兹特克人的疑惑，西班牙入侵者荷南·科尔科斯表示：“我们这群人有种心病，只有黄金能医……”

应该看到，一方面，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黄金心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我们现处在“以资本为王”的时代，也是人类从“动物到上帝”过程中，所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就像我们祖先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野蛮时代”，为生存进化而形成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可以说“功利思维”模式是人类通过遗传基因献给“文明时代”的一笔“思维财富”。

然而，历史总是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痛点警示人类。当今“权贵集团”与“社会精英”结盟，将人类的理性等同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说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甚至是唯一动力，且运用他们“虚高智慧”建构了许多“数理模型”，阐述其“功利思维”的经济学理论。“黄金心病”变成了“金子灵药”，人类思想变成了“点子市场”。当“一切为了钱”的思维模式和“钱是一切”的行为特征极端化，就必将导致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法人全员社会”和“金钱万能市场”。

可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满足不了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货币具备的快速逐利性、天然嗜血性、数量为王的垄断性、无处不在的覆盖性、无所不能的摧毁性，必将带来贫富分裂、阶层分裂、人心分裂；“以功利为目的”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使人们陷入人性沦丧、道德滑坡、信仰迷失中而难以自拔；在急功近利，一切产业化、市场化的浪潮中，看似高速发展、表象繁荣，实则是摧毁着国家的根基和民族的未来。

当人人都用“自噬其心”的思维追逐功名，个个都用“自掘坟墓”的行为谋取利益，我们的诗意灵魂如何生根？

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

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每个人在婴幼儿到青年阶段，会先后出现三次不同水平的自我中心状态。当人文教育大环境没能使人确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世界，任由这种中心状态与利己主义共进、个人主义同行、自由主义为伍、享乐主义齐飞时，就会不知不觉地固化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以自私为本，界定社会价值；以利己为源，决定行为取舍；以自我为权威，确立人际关系；以自我绝对自由为取向，评价是非标准。

深陷“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之人，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是竭力借权杖妄想成为“天地之尊”的权力中心，或有行使“通天接地”的权柄之人。如暂且没能力没机会做到，就退一步尽力向“权势中心”靠近。若中心地带也靠近不了，就不甘心屈居人下，企图拉帮结派另立中心，热衷于视情怀为玩物中大搞“圈子文化”。

在圈圈相套的社会中，诗意世界如何打通？

三是“以中庸为方法”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其哲学源头和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在中国春秋末期社会急剧变革之时，如何解决礼崩乐坏带来的社会矛盾，就成了当时思想家、政治家必须回答的问题。孔子应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处理“礼”与“仁”关系的方法论——“中庸原则”。他认为，之所以造成礼崩乐坏的局面，就是因为人们为了实现自我膨胀的欲望而超越了礼的限度。他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肆无忌惮，显然就是一种“过”，为此孔子要求通过“复礼”而达到“中”。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庸提出的原初意义是政治性的，而其思想本身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故，这种“中庸之道”思想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稳定。

应该看到，中庸强调要防止“过”与“不及”来破坏“中”——事物发展的平衡性，其核心主张就是要把握好事物的“度”。这一方法论，对我们今天认识和解决问题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然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利弊共存的；不同立场的人，使用同一方法论，就必定会导致正邪殊分。当“中庸之道”遇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就随同强调“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渐渐变成了一种讲究实用的功利文化一样，“中庸之道”也慢慢沦为了“以中庸为方法”的玩权谋的思维模式和安身术的行为特征。

当人们都热衷于无原则的和稀泥中“极高明而道中庸”，为追求功名而明哲保身，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诗意可言？当人们都遇事不敢道真情，逢人不敢讲真话，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真相可究？当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在不得罪人的是与非之间，在不损自身利益的黑与白之间，去寻一条灰色的中间道路走，观点不偏不倚，结论似是而非，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善心可表？当这条灰色的中间道路越拓越宽，覆盖着整个社会的时候，在灰色文化的天空下走着灰色道路过着灰色生活的人们，即使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范围内，找到了平衡各方矛盾的好办法，暂时求得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但长此以往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美境可塑？

四是“以玄虚为指向”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

正向看，《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反向言，《易经》也是国人玄虚思维的鼻祖。

从现有的考古及有文字的记载来看，从伏羲作八卦到周文王作六十四卦，在两千多年时间内，《易经》只是一幅阴阳八卦图。直到孔子作序时，也只有几千字。在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年代，炎黄子孙就是对着八卦图的“辩证思想”，去观察天象、占卜命运、推测事物、臆想未来。其路径脉络是：第一阶段上古时代，古人在观察自然天象运转变化中而创造“八卦”。第二阶段夏商周时代，古人面对神化的“八卦”，通过采取取类比象的方法对自然界万事万物万象进行体察，品味到了阴阳八卦包含着“乾坤一元，阴阳相倚”的对立统一思想，由“八卦”发展成“六十四卦”。第三阶段是春秋以来，神化的八卦，臆想功能强大的六十四卦，充满着无穷的玄机和奥秘，给极富想象力的华夏子民提供了任意发挥的广阔空间。代代相传中，国人便形成了这样一种“玄虚思维”模式：以虚对虚，以玄释玄，以不变应万变，思维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有模棱两可、可是可非的玄机思想和若明若暗、能正能反的玄学语言构成的“思维怪圈”。不管你出现什么变化，都能“一图生万象”进行深不可测的谶纬；不管你产生什么情况，都能“一卦定万事”进行自圆其说的诠释，从而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易经效应”。这种“玄虚思维”模式有四个特征：不落地，不以求真求实的思维去认真探究事物的本质；有玄机，你不能求证也无法求证；虚幻化，空泛而无具象，在极其神秘中起“不着一言而品万般滋味”的效果；好唬人，你信吗理解吗，你这个人有悟性，你不信吗不理解吗，你这个人没灵性。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讲，三个秀才赴京赶考，途中遇一算命先生为他们算命，算命先生伸出一个手指头对他们说：“这是你们三人金榜题名的结果，考完你们再来找我，一定灵验。”怎么不灵？三人考后，无非是四种结果，无论出现哪种结果都可用“一个手指头”来解释：一人考上，“一个手指头就是指代只一个人考上”；二人考上，“一个手指头就是指代只一个人考不上”；三人都考上，“一个手指头就是指代三个人都考上”；三人都未考上，“一个手指头就是指代三个人都考不上”。这就是典型的“玄虚思维”。

如果说，在农耕文明的慢节奏年代，“玄虚思维”还有可能激发人性空灵的一面；那么，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快节奏年代里，“玄虚思维”就只能在人们的普通焦虑中催生人性的虚无了。“玄虚思维”如何能喂养寂寞的心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为决定生活内涵，思维决定生命质量。随着工业革命征服世界的步伐，这种“以功利为目的”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使先富者的“黄金心病”变得越来越疯狂，成了后富者的“黄金噩梦”，人类在互相感染中不但未能医治心病，反而裂变为全球性的超级“黄金瘟疫”。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使人类在自高自大中陷入中心困境而不自醒。这种“以中庸为方法”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使人们在明哲保身中陷入“以邻为壑”恶性循环怪圈；“假物为人”，每件物品都有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假人为物”，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那最后一朵无辜的雪花。这种“以玄虚为指向”的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使人人在自欺欺人中陷入“虚荣其表、虚无其里”的人际关系孤寂深渊。长此以往，原本地球公民所共有的世外桃源诗意世界，已荡然无存。可怜巴巴生活在最好也是最坏时代的现代公民，如果不改变以上种种思维模式及行为特征，我们除了在前辈的诗词里梦想着种种诗意境界，并继续用黄金打造未来的奢华愿景外，能让我们的后辈引以为傲的与生活共舞、能体现时代特征的诗词创新和诗意世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