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通读 第五十七章

《道德经》通读   第五十七章

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此章名曰：无事者生。

老子在这一章述说的是治国与百姓的关系。在中国，治国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宗法民族，以家为国之基本单元，以宗族之亲为宗法，以乡邻之和为国之气象，以国为万民之信靠。家以孝慈为德，宗族以亲情为和，乡邻以友好为德化，国以民为本。所以，民与国互为依存。无国民无主，无民国无本。

国要治，治，安定，使安定，有序，使有序。治国，最终是让民安定，使上下有序。民安则国治，国昏乱无序，民无定所，纷然无措。民无措，国无宁日。

老子在这一章提出治国的问题。老子这一章一开始就直言自己的治国思想。

以正治国。

这句话，第一要义是，国要治，老子提出这一思想所包含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管理，二是治国管理现实的是安定，最终的安定是民安。

第二个要义是，由谁治国。老子说得很明白：正。这个正不好理解。正，是正的国策，还是正的人，还是正的人和国策二者。在这句里，不能确定正的确切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语境来理解老子这句话的正，“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可见这正指的是正之人，不是圣人，不是君，而是正者。这个正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取天下的时候，他以无事的方法，无事，表明这个正者是一个怀道之人，无事无为取天，即以道治国之根本。这个正者一定是一个具有大道大德之人，但为什么不说他是一个大德之人，而说是一个正者。这是因为，这个能治国的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现实，是一个无道昏乱之国，治理这样的国，道当然是治国之根本，但要达到治国的上的，还需要有治国的正智正能，一个怀有大德又有正智正能的人，是老子理想的治国正统之人。让这样的人治国就会：

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不要把用兵狭隘地理解为军事，用兵打仗，兵者，治国之利器也。对于一些叛道之人，只能用治国之利器，强迫他们归根返道。和合于民，和合于国。而用兵，则需特别的方法，即奇计，非常之策略。因为治的是那些有决叛道者。

只是守道之圣人，没有这样的正统之智之能，而老子所看到的君者，都和老子的理想治国者相差甚远，所以，老子不把治国之大任寄予圣人和君者身上，于是以“正”来描述真正能治国之人。

当以奇用兵之后，则是以无事取天下，治国者无为而守善守静，天下自然安定。老子说得很明确，治国，使民安定，其实就是治有知有欲有为，叛道使民乱国难的一些人。对于这样的人只能“以奇用兵”。天下者，民之天下，民安定，天下平和，所以，取天下，根本在于守道，守道即守静守善，守静守善，就是无为，无为即为无事。

下面一句，老子自证如何知道如此治国。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此，指的是下面所说的，而下面所说的是，是老子观人象的所观。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

这里的天下，指的是非正者之人主，忌讳，禁忌。一个治国者，行治禁忌很多，结果是百姓更加贫苦；多事不治。

反过来，百姓在上多忌讳时，只能多利器，利器，利己之器，凡是利于自己生存的方法手段，无不用其极，结果是国家昏乱。多事不治。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这里的人，应该指的是在乱世之时，人人只能具有各种各样的伎巧，以活命，这样，就会有很奇异的东西被造作出来，而这些奇异的东西，都是奢侈品。在昏乱的国家和时代里，人都不做正事，不务正业，为了利而邪恶生事。老子看到这一现象，把它归结为不能无为治国的一个现实。所谓的上行下效，上不能无为而治，下必生邪。

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法物，指的是法令，民贫，民多利器，人多伎巧，伪智生乱，邪事生祸，于是，国家只能以更多的法令治民安国，法令越多，越不能治。结果是逼民为盗贼。盗贼者，暗中为盗为奸也。民不聊生，而那么多的法令严惩不贷，民只有为盗一条路可走。

老子在以观人象自证无为而治之后，又以圣人之言来述说：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治国全在“我”如何做。“我”守道无为，天下民风自然淳厚，百姓自然行正道，百姓自然务正业而富有，民富国富，“我”无欲，百姓自然返朴归真。

所以，老子认为，治国必“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