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重提“儒学治国论”！利国利民大论断，还是封建思想还魂？
文化不能从上向下压，因为它应该是从下面高涨起来的。——里德
话说1990年前后，复旦大学历史系办“儒学与现代化”研讨会，请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谭其骧先生发言。
谭先生环顾四周，当场就说，搞不清为什么要办这个研讨会，儒学可是和现代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呀，现在有些人之所以倡导儒学，无非就是觉得有了儒学以后老百姓比较听话。接着他说，还要迎接儒学回来维护统治，大概是很难的。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的统治阶层都希望利用儒学来治民，但是从没有成功的例子。
他继续发言道，有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是侵略性的，是要危害中国人民的，所以我们要复兴传统文化去抗衡这些有害的西方文化，但是这是说不通的呀！譬如义和团等等，近代以来所有祸乱都不是西方叫我们搞的呀，是我们自己“借尸还魂”的呀，中国人都被这些“文化骸骨”拖累数千年了，为什么还要回去瞎折腾呢？讲完，全场热烈鼓掌。
这个发言，记录在名学者戴燕的《陟彼景山》一书中。这些话，很浅白地表明儒学不该重入中国当代政治场域的态度。以我浅薄认知，以为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集体理念。
现如今，“国学”\“儒学”，当然都是香饽饽，连“国学教授”都是大学里最神气活现的文科教员。但我们确实曾经历过全盘否定儒学的时代。民国时期，儒学几乎沦为“原罪之学”。
原因，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整整两三代人寻找病因，结果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作了“文化归因”，认为是儒学的专制主义基因与桎梏国民精神独立的力量，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人民麻木不仁，最后一受外来冲击，即面临崩溃。鲁迅、胡适那些人就说，自董仲舒与汉武帝同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华民族就陷入自我阉割状态，“一个伟大的文明终于沦落到要被枪炮打醒”，而“儒”就是病根。
这些，基本是往昔中国人的集体认知。因此，那些生在晚晴尾巴、成长在五四时代的中国人，基本上都不会完全赞成、更不会想着原封不动地恢复传统儒学的东西，即便是对儒学抱有最深沉“温情”之意的钱穆、吴宓那些保守主义者们，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对于传统与儒学所带来的危害力量有亲历之感，有切身之痛。他们对儒学的态度，不是完全敌视，也是极端审慎的。
这样因警惕亡国所带来的情绪，当然是可能偏激的，也因此为后来的“反转”埋下伏笔：一旦国力好转，民族自信心增强，对这种不免矫枉过正、“倒洗脚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的观念，必会出现反思和批判的声音。事实，正是如此按部就班演进的：
1980年代以后，以海外学者林毓生为先声，开始张扬儒学、批判五四，认为五四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由于“救亡图存”这个最现实、最紧迫的需要，过度夸大了传统及儒学所带来的危机，将儒学作为完全同质化的整体加以摈弃，不仅是浮泛的，浅薄的，也是不客观的。而且，将儒学彻底踏倒在地，是丢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根本。
平心而论，出现这样一种声音，试图重新评价五四、传统及儒学的得失，并力求为儒学被过度“污名化”平反昭雪，当然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只是这种极端的“反五四”思潮又何尝不是“五四式”的偏激独断思维的再演绎呢？但是，对于这些“保守主义者”而言，打倒五四、重尊儒学，还远远并非终极目标，“其志不在小”。
1990年以来，随着海外“新儒家”学说的陆续引进、“新加坡模式”的广为人知、中国经济的日新月异、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猛火升温，一股所谓“政治儒学”或曰“制度儒学”的思想势力，在奇形怪状的“国学热”买一送二的营销捎带下，异军突起，蔚为大观。
这个声势越来越大的群体认为，西式民主已经进入死胡同，而来自特里尔的乌托邦思潮又不免日迫西山，这两种机制方案都不适用于当代中国。我们应该重新挖掘儒学的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不是任其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置于大学高墙之内,只争得一个学术上的合法地位就满足了。
继而，包括秋风、贝淡宁、陈明这些学界名流，就此提出核心宗旨：不仅应该让儒学再度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向导,主导或支配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思想空间，而且理应让儒学重回到政治领域中去，恢复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让儒术再次“统一中国”，实现《周礼》、《公羊传》下的政制格局。这种意见，总体来说，可概括为“儒学治国论”。
以此为中心点，以蒋庆先生为首的“政治儒学”专家学者们，周密地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力图全面、彻底地遵照古代儒家理想，重新安排当下中国的生活风俗、文物典章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从而开出“新外王”： 例如，政治形式上回到等级与阶层体制，让“贤人君子”治国，体现“圣贤政治”；例如，让儒家的礼乐机制替代法律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重归“贤人君子”制度，给历代大贤（比如朱熹、李白等）的后代专设一院参政议政；例如，勒令所有中小学厉行“读经传统”，而学校考试及人才的选拔依据就是“四书五经”；例如，当代社会家庭不稳定，要求男人“忠”“义”，要求女人“节”“烈”，维护家庭稳定不能离婚等等。
要说要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其实这些“儒生”们早已蠢蠢欲动制定好了完备方案，就等着时来运转，“致君尧舜上”了，并且在知识圈越来越赢得同情与支持。只是，对于稍有现代文明常识的现代中国人而言，难道分不清，这些思想主张乃至政治实践，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福还是害？
所以，在我看来，政治儒家作为原教旨主义儒家，也是最顽固的复古主义势力，实是与现代文明价值观相违背的，也是对当代政治的良序发展抱有敌意的。
在当下中国，儒学的主要功能与核心价值，我素以为，还在于“内圣”。即它本质上是“心性儒学”，是探究“何为良好人生”的一门学问，是日常道德伦理的一套践履功夫。儒家思想从来都不是更不该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实践，早经几千年的反复操演，早被证明是不适合主导政治构建工程的，更是不可能成功引导当今中国人“出埃及”，乘风破浪在重重迷雾和两岸猿啼中闯出“三峡”的。
很多所谓的“国学家”与儒家信仰主义者，经常无端狂妄自大，自以为我们的”老家底”，比任何西方理论高级不知道多少倍，我们只是武器赶不上西方，现在国家富强了，原子弹也有了，儒家会无往而不胜。这种自信，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这种精神自负与民族主义两厢汇合，就聚合成了一波新的社会高潮，让人惊诧莫名。
再诛心议论，如今大声疾呼恢复儒学地位的那些人，基本都是和平时代养尊处优起来的学者，亦或就是一些未经世事特别年轻的朋友。他们成天嚷嚷背《三字经》、念经书、穿汉服啥的，本身就是要么出于隔膜，要么就是新鲜感驱动，作为个人爱好与个人信仰，无可厚非，可是某种“恋尸癖”一旦蔓延有强制性公共化趋向，我们也该清醒地看到里面的藏污纳垢，及其荒谬绝伦之处。
也就是说，儒学作为一宗文化传统，确实应该好好研究；儒家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些合理性因素，作为“地方性经验”，当然也不妨参考。但是大声疾呼要以“儒学治中国”，甚至为封建主义传统招魂呐喊，难道不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么？这些大清遗民，应该告诉他们，爱新觉罗s王朝灰飞烟灭已经一百年啦，中国人自汉武帝以来，实在折腾够了！但愿，风声、雨声、读书声、KTV声中，谭其骧先生那一代人的心声与鼓掌声，不会再度被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