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 居京琐记
前几天有件事，在网上搞得很热闹，我也看了那段视频，看了很多网友的留言，大家都在谴责那位在公交车上为了争座位和人吵嘴，还以“正黄旗”自诩的妇人。看着她那张狂的样子，我倒很为她感到可怜。我曾经到溥仪的弟弟溥任家去看望他。他可是正八经儿的皇族，皇上的亲弟弟，然而，他看上去却是温文尔雅的，并不摆皇族的架子。因为他很清楚，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清王朝的架子就塌了，再没有摆谱耍横的资格了。这位妇人，我们姑且相信她确是皇家后裔，那又怎么样呢？皇上早已被改造为公民了，你难道还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吗？真不知她的这种狂妄所为何来？以她这个年纪应该记得，满族人有很多年是不愿或不敢公开自己满族身份的。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在朋友聚会的私密场合偶尔会提到自己出身满族，父母，或祖父母曾属于哪个旗，也有人开始到派出所请求改回满族，多数还是为了孩子考大学可以加分。说起来，我们家也与满族有些关系，我奶奶娘家就是满族，据说还是正白旗。但她嫁给我爷爷的时候，家里已经很衰落了，不然，她也不会嫁给我爷爷。在我的记忆中，她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提到过自己的这个身份。我父亲也是在她去世后，偶然说到你奶奶是满族。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是哪里的人并不重要，哪里把你当人才更重要。但是有些人偏偏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超级自恋，动不动就说自己生在天子脚下。你也不想想，你和天子有半毛钱的关系吗？就算你生在天子脚下，也只是天子脚下的奴才而已，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八十年代，我家在前门外大栅栏附近住过，那时，夏天的夜晚，可以到天安门广场乘凉，铺一张凉席，躺着看繁星点点的夜空，渴了，旁边就有卖冰棍儿、汽水儿的，多么惬意呀。这在今天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读过一篇朋友的散文，其中写道：“每天清晨，看到红墙黄瓦，就想到自己的幸福童年。”我觉得，这样的文字真的很可笑，也很矫情。莫非你把自己想象成皇亲国戚、王子王孙的后裔了吗？而这样的人在北京绝非少数，有这种攀附心理的人就更多了。好像你生在北京，住在北京，天然的就沾了皇上的雨露阳光，无论吃的、用的，动辄就是宫里出来的，或者皇上太后喜欢的，那又怎么样呢？怎么能当真呢？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七十年，除了西城、海淀没住过，东城、崇文、宣武、丰台、朝阳，都住过，有点像耗子搬家，好处是多了一些体验。怀旧风中对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的想象，是十分美好的。四合院里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我们看如今泛滥于各电视台的所谓年代戏，有意无意地都把故事设置在一个四合院，或四合院演变的大杂院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过这种四合院，早先，住过这种四合院的，还有一些高知、文人、名家，现在恐怕都归了高官与富商了。普通人能有大杂院住就很不错了，条件差的，连大杂院都没的住。六七十年代，人口增加，住房更显窘迫。特别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到处盖地震棚、小厨房，或为儿女结婚在原住房之外接出一间半间的，大杂院也早已面目全非了。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北京普通民众的居住现状就有很生动、逼真的表现。八十年代看过两部电视剧，《大马路，小胡同》和《带后院的四合院》，则深刻揭示了老北京人为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而表现出来的“恶”。很显然，在寸土必争的大杂院里，难有温馨与友善，有的只能是斤斤计较和诡秘狡诈。
我自然没住过四合院，实际上，就连传说中的大杂院也没住过。我家在东四五条的老宅，是个很小的院子，虽是独门独院，但很小，没有几间房。我就出生在这里。大约在我八岁那年，父亲不愿和他大哥争祖业产，带着他妈我奶奶和我们全家搬出东四五条，开始了四处租房的生涯。我前面说到“耗子搬家”，这便是起因。有很多年，父母单位都不能分房，我们就靠租农民房，那时就在现今的望京到将台路一带，直到父亲单位分了房，才算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落脚点。不久我结婚，有了自己的家。最初是一间九平米的小房，位于大栅栏著名的石头胡同。房子小，院子也小，挤了七八户人家，我们和对门，中间隔着不足一米的过道，步子迈得大一点，一步可以迈到别人家去。记得北京民谣中有一句，养活个孩子没地儿放。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有了儿子，只能待在床上，或去当街，屋里、院里，都没有孩子玩儿的地方。
这样过了几年。儿子三岁时，厂里一位师傅借了一间私房给我们，我们便搬到了天坛东门附近的营房宽街。这个院子虽不大，住户也不多，算上我们只有三户，很清静。院里有一棵枣树，夏天，树荫能遮住半个院子，浓荫下看看书，聊聊天，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房间是比原来那间大了一些，除了能给儿子支一张床，我也有了一张写字台。而房子是相当破旧了，这里既称营房，据说当年是守城旗兵住的，至少也是百年以上的“文物”了。有时墙皮脱落，就会有碎砖头从里面滚出来，棱角都已经磨没了，可以想见这种房子的身世，不会好到哪去。雨天就更惨了，会漏得稀里哗啦。一次大雨，我随供电局的抢险车采访，傍晚回到家里，整个顶棚都在雨水的浸泡下塌落下来，一番清理后才能进屋。那情景真的让人欲哭无泪。即使这样，晚上，我还得在写字台上支块塑料布，趴在里面写稿。
这些糟心的事我本不愿谈起，弄得自己跟祥林嫂似的。90年代初，报社分我一间房，在东单二条。很快就赶上了东方广场拆迁，我们家在方庄拥有了一套两居室。人上了楼，那种幸福感是语言难以表达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对普通市民来说，拆迁是改变居住环境和条件的唯一机会。你就是把在胡同居住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我仍然相信，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尊严被抛在污泥浊水中任人践踏。常有人对我说，平房还是比楼房舒服，接地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告诉他，你住的平房一定和我住的平房不一样。刚上楼那会儿，做饭有煤气，煤不用买了，每天都能洗热水澡，早起也不用去公厕排队，感觉就跟上了天堂一样。
说起来，我真不觉得胡同生活有什么可留恋的。也许，我的生活习惯让我忽略了胡同里的亲情和友情。我不是一个喜欢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但我的确和周围的街坊邻居少有往来。因此，上了楼，我也不觉得邻里之间互不来往是多大的问题。老伴儿说我不食人间烟火，是不错的。我生活得确实比较单纯，用老伴儿的话说，家里外面都是自己那点儿事，旁的一概不操心。退休前，除了编报，就是看电影，看电视剧，看戏，看书，写稿子；退休后，电影、电视剧不看了，剩下的只有看戏，看书，写稿子；再有就是朋友之间相邀，喝一点小酒，扯一扯闲篇，给沉闷、压抑的生活透一口气。这样的生活在很多人眼里是很享受的，我倒也不觉得，甘苦自有人知，却不足为外人道也；也有人以为太单调，但我自己喜欢，工作和兴趣和谐共处，在我看来是命运对我的偏爱，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也只有顺从命运的安排，就这样过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