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哲学家罗素为什么写《西方哲学史》

1936年11月30日，罗素（1872—1970）给美国的出版商沃尔德·诺顿写信，试探在美国大学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他告诉诺顿，他“喜欢在美国生活，其条件是在财务方面具有可行性”。他在其后的一封信中说，他那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欧洲对孩子们来说并不合适，英国尤其如此——在下一场战争中，英国将会蒙受更多苦难”。

1938年3月，芝加哥大学和他签了一年合同，聘请他担任客座哲学教授，工资相当高，达5000美元。他的工作很轻松，就他选择的问题开设一门专题讨论课，外加偶尔举行的讲座。他了解到，除此之外，“您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时间”。9月20日，罗素、妻子彼得和儿子康拉德启程前往美国。

他与芝加哥大学的合同到期时，罗素发现自己无法续签，不禁深感失望。好在之前，罗素就已经与坐落在洛杉矶的加州大学讨价还价，并且在3月初得到一份为期3年的聘用合同，职位是哲学讲师。

（此图引自启真馆《罗素传》）

在洛杉矶的那几个月中，罗素与相关方面协调，希望另找一份工作，最好在东部。1940年元旦确定，他秋季将在哈佛大学举办著名的威廉·詹姆斯讲座。过了不久，他受到邀请，打算在纽约城市学院担任教授。1940年2月24日，纽约城市学院向报界发表一份声明，骄傲地宣布了这个事实。

在纽约，罗素有一个毫不宽容、影响很大的对手——威廉·曼宁。早在《婚姻与道德》中，罗素就曾与对方发生冲突。曼宁认为，罗素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反对宗教和道德观的宣传分子，是一个专门为私通进行辩护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听到消息说，他所在城市的公立学院将罗素奉为知名教授，并表示热烈欢迎，顿时怒不可遏。于是，他发起一场强力攻势，反对纽约城市学院的这项聘任。

3月底，纽约州最高法院麦基恩法官作出裁定，最终对罗素的聘任决定被取消了。对罗素来说，麦基恩做出的裁定导致的最直接后果自然是，它危及自己的生计。罗素在《自传》中宣称：“没有哪家报纸或者杂志发表我写的任何东西。一夜之间，我被剥夺了所有赚钱谋生的手段。”

1940年夏天，罗素离开洛杉矶，前往内华达山脉。他当时心里依然并不确认，哈佛大学讲座秋天结束后，他究竟依靠什么工作为生？但是，经济救助来自一个可能性最小的机会：巴恩斯博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精于艺术品收藏，喜欢向传统观念挑战。他在费城组建了一家教育机构，名加巴恩斯基金会。他邀请罗素担任哲学讲师。

巴恩斯与罗素协商了几天，最后同意和罗素签订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工资为6000美元。罗素的职责是，每周举办一次哲学史讲座，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开始，经过5年的时间，最后讨论20世纪的哲学家（那些讲座后来成为罗素的畅销书《西方哲学史》的基础材料）。

（《西方哲学史》1945年美国版，崇文书局供图）

罗素向巴恩斯提及，他手头较紧，因此需要在社会上举办讲座，以便从基金会之外的渠道获得收入。巴恩斯当即将薪水增加到8000美元。1940年8月16日，两人签订合同，将这个数字写了进去。“一位富有的主顾（以18世纪的方式）解决了我的个人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教书职位，工作不多，报酬不错。”在9月6日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件中，罗素如此总结了那一场交易。

巴恩斯觉得，他和罗素为了共同的事业，正在进行共同的战斗：以文化、理性、教育和平等主义之名，向传统道德观念和现存特权提出挑战。但是，罗素的想法却并非如此。他既不愿为巴恩斯的事业参加战斗，也不愿让巴恩斯为了他的事业劳神费力。他希望的仅仅是，不受撰写报刊文摘或者参与争论带来的干扰，在乡下安静地工作。他每周到费城跑一趟，举办哲学史讲座。这觉得，这个代价值得付出，有助于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

1941年1月2日，罗素开始在基金会授课，巴恩斯大概这时才意识到，他虽然聘用了一位著名教授，但是未能如愿获得自己希望的友谊或支持。

（此图引自启真馆《罗素传》）

罗素通过讨价还价，已让巴恩斯每年增加了2000美金。所以，他不再需要撰写报刊文摘来弥补收入的不足。但是，约稿信件不断寄来，他无法抗拒其中的某些诱惑，开始重操旧业，干起了自由撰稿者和演讲人的工作。

此外，罗素夫人彼得，常常以明显炫耀的方式，让人注意到她从丈夫那里获得的贵族地位。这种自命不凡的做派肯定让巴恩斯博士非常反感。1941年10月31日，巴恩斯助手马伦小姐给彼得写信，声称基金会理事会接到关于她的行为的投诉。该信通知彼得：从那以后，禁止她进入基金会的地盘。接到那封信件的当天，彼得随即回复，字里行间体现出她特有的好斗性格和刻薄态度。

从那以后，罗素与巴恩斯进入一种不舒服的休战状态，关系仅仅维持了1年。1942年12月，罗素收到巴恩斯基金会的信函，通知他已被解雇，决定于1942年12月31日生效，原因是罗素违反合同。

罗素收到解聘通知之后，随即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他打算状告巴恩斯，理由是对方没有遵守1940年签署的为期5年的合同。他要求巴恩斯赔偿24000美元——他依照合同可以获得的金额——并且对打赢官司充满信心。可是，他的案子要到1943年8月才能开始庭审：在那之前的时间里，罗素、彼得和康拉德不得不再次面临陷入赤贫的危险。

失去了——至少说暂时没有——来自巴恩斯基金会的收入，已经70多岁的罗素不得不埋头写作，依赖自由撰稿的收入勉强度日。实际上，他接受了可以得到的每一次约稿，其中包括《魅力》杂志所约的一篇文章。他在该文中给女性提供建议，爱上有妇之夫时应该如何应对。罗素曾透露，那篇文章其实出自彼得之手，罗素仅仅签了一个名。罗素说：“我是为了50美元的稿费。”

1943年5月，他的财务状况开始改善。他从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Simon & Schuster）那里，得到一笔预付稿酬，高达3000美元，是他那时为止得到的金额最大的预付稿酬。将要撰写的著作名叫《西方哲学史》，基本材料取自他在巴恩斯基金会举行的讲座。接受那笔资金意味着他与诺顿分道扬镳。到那时为止，诺顿一直是罗素在美国的出版商。诺顿提出的预付稿酬只有500美元。在当时的情况下，罗素愿意付出失去与诺顿的友谊这一代价，以便获得金额更大的预付稿酬。

（原版版权页和目录，崇文书局供图）

同一个月，法庭开始审理罗素控告巴恩斯的案子。在8月，法官判定巴恩斯支付20000美元。罗素获得了西蒙和舒斯特支付的预付稿酬，赢得了巴恩斯支付的赔偿金，这时可以创造有益于独立学术研究的条件——那样的环境他曾经指望巴恩斯能够提供。于是，他开始撰写《西方哲学史》。

正如该书副标题显示的，其目的旨在将哲学史“与其政治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覆盖的范围上起古典，下至当代”。该书头两部分分别讨论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哲学，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随后，这一目标踪影全无，直到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时才重新露头。读者的感觉是，该书布局不当，几乎堪称草草结束了事。例如，许多人认为，伊曼纽尔·康德是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罗素仅仅使用一章篇幅，以批判的态度进行讨论，其结果让大多数人觉得不满。黑格尔著作等身，该书仅用15页篇幅阐述。尼采被当作泛泛而谈的讽刺对象，几乎难见具体内容。一方面，该书只字不提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另一方面，它却分别使用整章篇幅，大谈哲学史上影响较小的人物，例如，柏格森、杜威以及——令人觉得非常稀奇古怪的——拜伦勋爵。这些做法让该书的质量大打折扣。此外，该书其后的部分屡屡出错，结果主观武断，观点变幻无常。就这两点而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罗素确实心急火燎，希望早点脱稿。

罗素匆忙完成《西方哲学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尽快返回英国，并在成行前将稿件交给西蒙和舒斯特。1944年5月，罗素经过漫长的等待，获得了必需的许可文件，终于开始了返回英国的航程。他随身携带了《西方哲学史》的一大堆手稿——那部著作已经完成，不过尚未出版。

当该书最终出版（美国版于1945年10月；英国版在一年之后）时，撰写书评的学院派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普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但该书出版之后一炮走红，随即进入畅销书目录。它将罗素的财务状况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让他余生衣食无忧。

（1945年美国版影印本）

罗素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英国的专业哲学研究者不再严肃看待自己，心里觉得深受伤害。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不再为他们写作，而是为人数更多的公众写作——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的文章面对的正是那样的读者。

1950年11月10日，宣布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正与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共进晚餐，席间接到一个电话，知道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并未提及任何具体的作品，而是泛泛而谈地表示，该授予他这个奖项的原因是，“他撰写了多种多样的重要著述，倡导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在颁奖典礼上，瑞典皇家学院秘书提到了《西方哲学史》《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怀疑论文集》，以及《我的精神发展过程》这篇文章。

（以上文字选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罗素传：疯狂的幽灵 1921—1970》，第232—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