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论”使我受用不尽》读书笔记

毛泽东主席逝世已有多年，我（谈家桢）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

我十分推崇德国物理学家曼克斯·普朗克说过的一段话:

“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打破的链条。”

我认为:如果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那么，神经生物学便是使两者互相沟通的关节点。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不仅能带动自然科学向前发展，而且可以让社会科学向前推进。神经科学已成为现代科学领域中最有希望、最富有生气的生长点。

我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史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指导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两论”是毛泽东比较系统和全面地阐述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两部著作。

时值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继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后，把政治路线问题提高到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两论”的发表，也是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了总结。

《实践论》着重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指出: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的来源。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还是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由此得出结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透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运动的唯物的辩证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作用。

半个世纪以后，我将《实践论》的观点运用到对遗传学发展史的认识上。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毛主席的“两论”使我受用不尽》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11月3日的《科技日报》上。我在文章中写到:

人类在自发地保存和改进原始动、植物的过程中，逐渐从经验中积累了有关分离和繁殖的知识，不自觉地学会了改良动、植物品种的方法，并逐渐培养出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改良了生物的习性。这是遗传学知识最早在实践中的应用。

孟德尔在前人生产和科学实践的基础上，概括了自己在豌豆杂交试验中某些性状的分离现象，发表了遗传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植物杂交试验》一文，从而揭示了遗传学上的两个基本规律，即基因分离律和独立支配律。

随着遗传学规律的揭示，育种手段日益多样化，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50年代开始，由于发现遗传物质的DNA分子基础和三个核苷酸决定一种氨基酸的遗传密码等遗传学突破性的进展，遗传学史上又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遗传学在分子基础上进入了不同物种间基因可以相互转移的遗传工程时代。从此，遗传学不仅为细胞分化、生长发育、肿瘤发生等有关高等生物基础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实验手段，而且开辟了遗传学应用于生产实践及人类生活的新纪元。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根本法则。

在论述两种宇宙观的对立时，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在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毛主席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的确如此，温度不仅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也不能使鸭蛋变为鸡子。生物体发生变异的内部原因是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的重组。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如冬性小麦和春性小麦是遗传上不同的品种，在自然条件和人工条件下诱发而形成的。春性小麦田里可混杂着冬性小麦种子或出现冬性突变。在冬天里栽培春性冬小麦植株，显然是因为冬性温度选择了突变型或混杂其中的冬性型，反之亦然。这里的特定温度是起了选择作用而非诱变作用。

又如高矮水稻，其内部基因不同，它们能够成长为高矮水稻还需要一定的外因(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了作用，水稻才能表现出遗传的性状。

遗传基因是不能撇开外因，单独起作用的。在遗传学上，基因是内因，表现型是内因加外因 (环境条件)。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与遗传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史是一致的。

时至今日，在我那堆满书籍的案头上，仍然放着毛泽东主席的那两篇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