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且涟猗 || 书法家的队伍
清 且 涟 猗
风 流 著
探 海
书法家的队伍
穿越时空，纵览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长河，自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始，创大篆的史籀，统小篆的李斯，作隶书的程邈，草急就章的史游，成楷书的王次仲，便依次走进我们的视野。其后历代书家群星闪耀，众彩纷呈。他们以一支变化无穷、点石成金的神奇之笔，于一画始，纵横驰骋，界破了虚空，留下了墨迹，流出了人心之美、万象之美，开拓了广阔无垠的天地，升华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境界。
我们感受那平和含蓄的魏晋神韵，倾听那刚劲雄强的盛唐之音，参悟那自由豪放的宋代意境，眼前一一走过长长的一队古人。他们同一肤色，但不同年龄、不同体型、不同神色、不同服饰，手握一支同样的毛笔，在空中恣情挥洒着。尚韵、尚法、尚意、尚姿、尚变，晋、唐、宋、明、清，各取所好，各领风骚。我们一一与之点头微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可是他们似乎看不到多情的后人，彼此也不说话，各忙各的，渐行渐远了。只是整个队伍的脚步不乱，后来者踩着前人的脚印，把步子迈得更实、更美。队伍走过，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完善楷书的钟繇，风度翩翩的“二王”，因楷成模的“颜柳”，号称“草圣”的张旭，尚意轻法的“苏黄米蔡”，尚法求韵的赵孟頫，江南才子祝允明，淡雅清秀的董其昌，险劲沉着的王铎，“书以人重”的傅山，“浓墨宰相”刘墉，“淡墨探花”王文治，“乱石铺街”的郑板桥，金石入书的邓石如、何绍基、吴昌硕，以及现代名家马一浮、齐白石、沈尹默、林散之……
在这支蔚为壮观的队伍里，我们看到的多是文人书法家的风采。因为在古代，书法几乎是每一个文人终身从事的事业。自然，他们当中许多是诗人，大部分还擅长作画，精通音乐，所谓“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艺术互通，这些文人的文化品位是非常高的。单就书法而言，令后人啧啧称羡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以外，仅唐代诗人中，就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名单，如草书大家贺知章，书如其诗的李太白，深得六朝遗韵的杜牧，更有那诗、书、画、乐样样皆精并追求韵外之致的王维。后世还有很多，他们也都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些成为书法家的文人差不多都还是“国家公务员”。因为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学而优”的文人多数都耐不住寂寞而跑去当官了。当了官的文人“秉性难移”，还是爱题诗作画，何况文人当了官以后写的字、画的画，捧场的自然更多，更容易流芳后世。当然，当官也不是孬事。许多正直之士在“修身齐家”之后，正是藉此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报负。尽管在腐败盛行、官场黑暗的时候，他们难以“兼济天下”，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好归隐山林“独善其身”。但毕竟在官场走了一遭儿，在书法界也混了个“脸熟”，所以字也“熟了”。不过，平心而论，这些士大夫们大多数书如其人，人品与书品是熔为一炉的。可是个别的“双重人格”者也在所难免。像蔡京、秦桧、严嵩之流，字虽遒美而人品卑劣，历来为人们所不齿。而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的铮铮铁汉，才能写出“还我河山”的冲霄气概；如王羲之、颜真卿这样德艺双臻的书法巨擘，才是人们永远的典范。
在这个队伍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平常百姓的影子。诚然，目不识丁的粗鲁莽汉，一双满是厚茧的大手也握不了一支纤细的竹管。但是，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步入官场，没有机会展示才能的人们，统统湮没于史海中。他们人微言轻，没有官方媒体为他们张扬造势，没有势利小人给他们摇旗鼓吹，所以，他们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能名垂史册。但是，我们知道，那些青史留名者其实都来自于他们中间，只不过侥幸穿上了锦衣华裘，坐上了八抬大轿，吃上了山珍海味，包上了“二奶”、“三奶”。其实，撩起后衣来，腚底下不照样都露出一根“猴子尾巴”？
有意思的是，很多封建帝王也喜爱书法。如唐太宗李世民，这位以武定江山、以文治天下的封建社会旷世名君，对书法竟然情有独钟。他曾大力收集二王书迹以充内府。收到《兰亭序》以后，他不仅个人反复把玩，爱不释手，甚至死后还要带入棺材，而且他还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摹成副本，分赐给王公大臣，又命“初唐四家”中的欧阳询、虞世南写成临本，推广学习。这就超越了个人的喜好。他还亲自指导书法教育，于贞观二年，置书学，设书学博士，以书为取士标准，直接影响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帝王书法家还有亡国之君李后主，创“瘦金书”的宋徽宗。但他们都是艺术巨人，政治侏儒，最终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江山沦陷，百姓涂炭。清朝乾隆皇帝倒是风流潇洒，一生遍游大好河山，到处题诗作画，但也不过附庸风雅而已。上个世纪，风雨飘摇中，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独创的“毛体”横空出世，同他老人家的个性一样神采飞扬，与他独步文坛的诗词相互辉映，和他所奠基的事业珠联璧合，当惊古今。
一些皇室贵族也被墨香熏陶出一手好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赵孟頫，还有明室后裔朱耷和朱若极。“二朱”在国破家亡之后都出家当了和尚，就是明末清初的书画大家八大山人和石涛。
和尚作书，更有意味。凝眸之际，你会发现作书的僧侣还真不少。他们不同的面孔，一样的僧衣，杂列在这支队伍里，和世俗的人们一起写着、走着。淡去上面的人影，如果给这些僧人重新排队，我们看到的是“他人无法代替而声势颇为壮观的一个阵容。”尽管这些僧人遁入佛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与墨香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深山古寺的诵经，白云月夜的参禅，青灯黄卷的浸染，使“他们对书法艺术本身的理解超越了社会的习见和人世的种种藩篱，进入到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禅思境界。”这一奇特的现象，今人刘长春在散文《没有飘散的灵魂——墨海泛舟笔记》中给我们拍摄了下来。
让我们随意回放几个镜头。
先看王羲之的七世孙，生活于南朝梁、陈和隋朝年间的智永。或许是为了逃避乱世，或许是有更复杂的原因，经过深思熟虑，他“舍家为寺”做了和尚。晨钟暮鼓里，孤灯夜半时，他一个人躲在阁楼上，悄悄地研习他的先祖王羲之那一套笔法，一写就是三十年，写秃了满满的五大竹筐笔头，埋在兰渚山下王氏祖茔旁边，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退笔冢”。青春就像案头的松墨，随着岁月的流淌而被一点一点慢慢磨尽，最后消融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那八百本《真草千字文》里。
智永之后，王氏书风在唐太宗的大力倡导下迅速传播开来，和盛唐的开放与强盛相结合，便酿成了狂草书风的出现。这是古代历史上最绚烂的时代。寥廓的天空，悠悠的白云，被艺术浸透了的大地，盛世与强音的和谐统一，连飘逸的空气里都张扬着艺术家非同常人的个性。于是，张旭草书便与李白歌诗、裴旻舞剑，共同奏响了盛唐“三绝”。张旭常于醉中作书。才气蘸足了酒气，就变成了泼洒草书的灵气。那才是真正的痛快淋漓！第二个走到我们面前的和尚怀素便是从张旭那里继承了智永的遗风。他亦爱酒，且酒量很大，可以“连饮百杯”，然后斜倚床上闭目养神，忽而跃起，吼叫着捉笔横扫，一幅惊世狂草便完成于刹那间，令“满堂观者空绝倒”。连诗仙李白都惊叹道：“飘风骤雨惊飒飒，荷花飞雪何茫茫。”难怪后人将他与张旭并称为“癫张醉素”。然而，怀素却不能像张旭那样潇洒地纵情墨海。在唐代“以书取士”的制度下，精擅书法的他，却披了一身袈裟。他“那分苦涩与不平肯定是有动于心的。他在京城的醉酒，他的癫态，他的狂草，便是这种无以明言的情感的最好宣泄”。袈裟在身，如同戴着镣铐跳舞，所以，他的草书不像张旭那样恣情跌宕而更注重流转自然，字的结体也不似张旭那般开张而变得内敛。他以深刻的人生体悟，把激情收缩于字内，创造了更有余味可寻的草书体。
令人拍案的是晚唐书僧修上人。他两手可以同时作书，左手写楷，右手写草，将“火”一般的激情与“冰”样的宁静同纳于一腹！别开生面的还有宋代高僧释克勤，他的书法“如野舟自横，似闲花落地”，已入禅境。宗杲作书则信手涂抹，“没有笔，捆扎一把茅草照样写字，今人看了，依然觉得粗服蓬头，禅味十足。”晚明书僧萍踪，在一个明月松风之夜，在深山古庙里，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物我两忘，练习书法，顿悟“至玄至妙，非言所及”。
镜头移至八大山人。其书“一件有一件之妙，一时有一时之态，或醒或醉，如痴如颠，或踊跃，或忧患，有啼有笑，玩世不恭之态，如在眼前。”他身为明室王孙，只能以书画寄寓其亡国之恨。而同为帝室之胄的石涛，四岁出家为僧，家亡的原因并非国破，故其书法没有八大山人那样的重负，写到高兴处，令人不知是隶是楷，是行是草，质朴天真，是书又似画。
最后一位僧人书法家弘一法师的笔墨，被剪辑为一放一收、前后互映的两个极致。出家前，他是多才多艺、轰动一时的民国名人李叔同，写的字“点画方折劲健，结构舒展开张，反映了他积极进取的锐气和才华横溢的神采”。三十九岁出家后，他却不以书法为能事，只是作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工具，书风平和静穆，结体自然安稳，锋芒尽藏，沉厚洒脱，章法宽舒，视之令人尘念顿消。
佛陀世界里，还有终生都和笔墨打着交道，却永远默默无闻的另一个群体，那就是以抄录、翻译佛经和著述的写经生们。他们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刘长春给他们留下了一个特写镜头：“生前，他们来到寺院，也许只是为了一种逃避，而抄写使他们变得神圣起来，也就有了内心的活着的理由，或者说，他们都在不断体验着人生的同一种境界。”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完成了文化苦旅中精神的涅磐，化为笔下的几缕墨痕而闪耀出夺目的异彩。”“他们以整个的生命共同参与并完成了写在大地上的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名利、超越才情、超越命运，因此也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他们比那些写下皇皇大作的人更能够不朽。他们更应该引起我们由衷的赞誉、无限的同情和沉重的叹息。
这些“没有飘散的灵魂”后面，是一个新开辟的大观园。感谢刘长春在他的散文《墨香中飘动的裙裾》中，以儒雅的文笔给我们描绘了一串冰糖葫芦般冷艳动人的巾帼书法家形象。说她们“冷艳动人”，是因为她们都有着倾国倾城的出色容貌，“不让须眉”的艺术才情和冰清玉洁的高贵品质，但又绝大多数命途多舛、红颜薄命。
汉代名人女书家蔡文姬历经战乱，遭遇了数次婚姻，流离于胡汉两地，别夫抛子，感伤离乱，只能成年累月地千里相思寄明月，滴血的心灵却孕育着一朵艳丽的艺术之花。她虽仅存草书十四个字，即她归汉后所作的千古绝唱《胡笳十八拍》的前两句：“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但“风华艳丽，不事连绵”，下启钟繇，直至卫铄。卫铄即“书圣”王羲之的老师，又称卫夫人。她“人漂亮，字亦漂亮”：“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
出人意料的是竟然还有“妓女书法家”。她们不仅能歌善舞，而且精于琴奕，能诗善书，所谓“色艺冠一时”。可惜我们无法在文中观赏她们的翩翩舞姿，倾听她们的清婉歌喉，品味她们的美妙琴声，也无法领略她们的精湛棋艺，一睹她们的动人芳容和笔墨风采。而后人评价甚高的文字描述也显得抽象、苍白。但是，我们可以从她们流传下来的诗词中，打开洞悉她们别样人生的一扇天窗。“露涤清香远，风吹故叶齐。声声似相接，各在一枝栖。”尽管后人对唐代“乐伎”薛涛这首诗的理解多有歧义，但我们仍可透过这一小幅薄薄的“浣花笺”，捕捉到她心灵的一缕晨曦。这样的才女，加上那“锦江滑腻娥眉秀”的容貌，怎能不让风流一时的大诗人元稹一见就倾倒在那香艳的石榴裙下？再看南宋天台营妓严蕊。知州唐仲友对她颇为赏识，在宴席上曾命她赋红白桃花。她即席完成一首《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清新、流丽之中还透出几分俏皮。
这些才貌俱佳的女子，如凝翠欲滴的绿叶，似含苞待放的花蕾，磨破了多少男人贪婪的眼球！然而，命运之神赋予她们“风光”的同时，也毫不吝啬地赠给他们不幸的遭遇。我们悲叹她们的身世，惊叹她们的色艺，嗟叹她们的归宿。薛涛，这个多才多艺又多情的奇女子，把她的相思写在诗里，题在她自制的深红色“浣花笺”上寄给元稹，前后竟达百余幅。“可是，尽管她望穿秋水，哪里知道，他又有了新欢。”不仅如此，元大诗人还爱写自传体小说，他在唐传奇《莺莺传》中，就饶有兴趣地讲述了这段“才子佳人”的故事。不过，这个玩弄女性而毫不羞愧的封建文人，对“始乱终弃”的卑劣行径非但不加以指斥，反而从封建道德规范出发，赞之为“惩尤物”、“善补过”。在他亲手制造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此后，这个故事流传了五百年，并被搬上了戏剧舞台。但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在世代的口耳相传中，不断演变着其思想主题。到元杂剧《西厢记》面世，终由王实甫赋予了它“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把它演唱为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一曲赞歌。“看满川红叶，都是离人眼中血。”伤心五百年的薛涛，有了王实甫这位隔世知音，当可瞑目了。而严蕊的祸从天降则是因唐仲友与假道学朱熹的私怨。新任浙东提举的朱熹公报私仇，却拿一个无辜的弱女子开刀。他将严蕊逮捕入狱，两月之间两次杖责。然而，严蕊始终不肯诬陷她所倾慕的异性知音唐仲友。幸好不久朱熹调走，岳飞的儿子岳霖继任，“怜其病瘁”，命她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当场便吟出一首小令《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风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深为感动，当即判令她从良，“笑而释之”。宋代还有几位名妓如马盼、王英英等也都善书，明末“秦淮八艳”之一的卞玉京更是“一落笔尽十余纸”。然而千载之下，环视宇内，也只有宋代名妓谢天香三生有幸，与书法家王维翰结成了“翰墨缘”。
接下来出场的还有女帝王书法家武则天，南唐宫女书法家乔氏，等等。《全唐诗》里的一首《如意娘》为武则天的艺术天资做了诠释：“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泪下，开箱验取石榴裙。”她善写“飞白”，笔画枯刷而求飞动之意。其《飞仙太子碑》被后世奉为典范。而实际统治晚清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据说也能写一手好字。但她的强项和武则天一样，似乎更在政治手腕上。
更令人称道的是落难王孙夫人管道昇。她不但书法受到其夫赵孟頫的称赞和明代书家董其昌的大力推崇，而且做人的气节亦令赵孟頫羞愧不如。婚后六年，赵正式仕元，她留有《渔父词》以表心志：“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
这些“飘动的裙裾”舞过，“谁说女子不如儿男？”
我们心仪之后，震撼之余，不能不再次感谢刘长春。他目光如炬，洞穿千年，以独特的视角，将书法领域里僧人与女人这两个常人未曾梳理的角落照亮，指引着我们依次走进这些僧人打坐的禅室和那些女人修身的闺房。他以一支灵秀之笔，从艺术的层面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僧人书法家的精神世界和女人书法家的内心追求。于是，我们看到了由那些“没有飘散的灵魂”和“墨香中飘动的裙裾”排列成的释与俗、静与动、男与女、素与艳，相映成趣的两道奇异的风景线。
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烟雨中，在万古不变的艺术舞台上，帝王揭幕，文人主唱，禅僧配乐，裙裾伴舞，前赴后继，共同演绎了一出冠绝世界、独占寰宇的没有尾声的书法大戏。我们津津有味地观看着，欣赏着，模仿着，继承着，创新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天，喜逢盛世，这支浩浩荡荡的书法家队伍已完全融汇于人民中间。书法这门独特的艺术，正与时俱进，不断长出更新更美的奇葩。当然，时代大潮滚滚而来，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虽有几个跳梁小丑虚张声势，把持一方，但大浪淘沙，那些“披两张皮者”迟早会遭到历史的唾弃！艺术是神圣的，艺术是永远属于人民的。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02年1月草于“绿荫居”
2006年8月定稿于“一鹤轩”
作者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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