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的魅力——民间中医人自学经方之路

什么是经方？

说起经方，似乎有点陈旧的味道，但入了中医这个门，就时常可以听到这个古今相传的名词。经方，原来是古人对药物处方的称呼。比如，汉代对书目进行分类时，就将研究医学理论特别是养生的道理和方法的医著归入“医经”，把古代相传的经验药方，则归入“经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经方11家，274卷。但是，很可惜，那么多记载经方的书籍，由于战乱等原因，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不过，在一部书里保存了许多具有极高临床实用价值的古代经验方。这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经方之祖

张仲景是东汉时代的人，据说他曾经当过长沙太守，后来因为当时疾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原本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在近十年中，竟然死亡了三分之二，而其中因伤寒这种发热性疾病导致死亡的占到了70%。家族的不幸，促使张仲景发愤研究医学，他一方面研究了许多前人留下的医学著作及其治病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到处收集临床有效的经验方药，用他的话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个“众方”，就是经方的另一种称呼，所以说，《伤寒杂病论》集中了汉代以前经方的精华，后世称其为“经方之祖”，这一点也不过份，因为经过１７００多年的临床验证，《伤寒杂病论》的临床指导价值是举世公认的，书中所记载的经方的临床疗效也是确确实实的。需要说明，张仲景在写完《伤寒杂病论》不久，就由于频繁的战乱，这本书就散失了，幸亏西晋的大医学家王叔和，花了许多力气将《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的部分收集起来，编成了《伤寒论》。以后，到了北宋，《伤寒杂病论》中杂病的部分，又被人在古书堆中发现了，经过编校整理，改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传世，对于经方的传播和应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要研究经方，不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是绝对不行的。

经方与时方

历史上与经方相对的有“时方”这个名称。所谓时方，就是宋元以后的方剂。也指近代医生师承授受的常规方、流行方、通套方。时方就像时装一样，是指当时流行的比较通俗的一些新创制的配方。与经方相比，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异。

第一，方剂形成上的远近之别。在方剂的来源上，经方多从单味药发展而来，由药物发展为方剂，经过千锤百炼，包含了古人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决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可以说凝聚着无数智者的心血，比如桂枝汤，究竟是谁发明的，已经无法考证。仲景方，并不是指仲景个人的经验方，而是他收集整理的古代经验方；时方虽也或多或少的有经方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宋元以来的某位医家，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在结合地区的用药习惯和医生的用药经验，依理—法—方—药的程序，君臣佐使的原则创制而来的，形成的过程较短，有些尚需实践的检验。

第二，药物组成上的多寡之别。经方的味数甚少，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而言，1味药的有15方，2味药的有40方，3味药的有45方，4味药的有30方，5味药的有28方，合起来有160余方，而两书去除重复，共有方281首，可见5味药以下的小方已经占总数的半数以上。时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数是大方，目前中医处方用药动辄12味以上，体现了这种特点。

第三，在药物选择上的峻缓之别。经方多用药性较猛，带有偏性的药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轻如麻黄桂枝，重如大黄附子，毒如乌头巴豆，剧如芫花大戟；而时方则不然，多用补药和食物，如熟地、人参、石斛，如菊花、梅花、厚朴花、代代花，如丝瓜络、荷叶梗、扁豆、黄豆，以及牛肉、鹿筋、羊肾、猪肚，皆入药。

第四，在适应症上的隐显之别。经方的主治比较明确，具体，每味药均有其主治；时方所主治的则是“阴虚”“阳虚”“水亏”“火旺”“上实下虚”“一切风”“五劳七伤”等病理概念，它的适应范围比较泛滥，如九味羌活汤，张元素说，“此方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热，春可以治温，秋可以治湿，是诸路之应兵也”。

第五，在方剂结构上松紧之别。经方相当严谨，动一药即换一名，甚至改一量即换一名，主治与功效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了严格的构效关系，表现出古典朴素的结构美。而时方则比较松散，加减繁多，许多时方仅是罗列了一些治疗这类疾病的基本药物，如九味羌活汤条下规定，“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的证机之别。经方可以通过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疗效经得起重复；时方的研究则必须研究病机，然后才能识其大意，所谓方义，研究到最后往往千篇一律，云里雾里。疗效的可重复性也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最后只得以中医是辨证论治为由搪塞作罢。

与《伤寒论》《金匮要略》方相比而言，后世的许多方剂均属于时方，尤其是金元以后医家的创制的新方，清代的温病方，当代一些医家的经验方，都可以归于时方的范畴。这些新的配方，虽然有的尚缺乏较长时间的考验，在适应症和用量服法等发面尚待积累经验，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经验方的范畴，则是不够成熟罢了。但是，历史上却有些医家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或者知识结构的不同，临床经验的差异，对经方或时方产生了各自的偏爱。有的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凡是后世的处方一律排斥；有的则不研究古代经方，不吸收历代相传的配方经验，或仅仅承袭家传或师授的一家之说，或师心自用，随意创制新方。这两种思想倾向，都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以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为什么要提倡经方？

第一，经方是中医学的精华。中医学的发展是靠无数人的自身试验，靠经验的积累才能缓慢地发展的。前人的经验是后人实践的基础。历史是检验和加工医学经验最好的工具。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许多经方之所以必须掌握，就因为它们经过的历史最长，服用过的人最多，有关这些经方应用的规律说得最明白，对它们的毒副反应了解得也最清楚，其疗效也最可靠。也就是说，经方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被证实了的经验方。比如桂枝汤，据说是商朝的伊尹创制的，现在我们的医生还在使用，我用桂枝汤治疗心脏瓣膜病，效果就很好。再如小柴胡汤，是《伤寒论》上的处方，但是不仅古人是常用方，今天依然是常用方，许多免疫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胆病，发热性疾病都在使用小柴胡汤。而且，不仅我们中国人用，日本人也用，韩国人也用。对于这些千古相传的名方不用，岂不可惜？时方中不乏好方，如玉屏风散，如补中益气汤，如藿香正气散等。虽然有不少处方的适应症不够明确，剂量及煎服法与疗效的关系也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毕竟已经成方，只要在临床认真探索，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这些时方也将成为新的经方。问题是现在为数不少的临床医生，全然不顾中医处方的原则，随意处方，往往一张处方中药物达１５、６味，甚至几十味，完全没有处方的结构，也不了解药物配伍以后相互之间的反应如何，对患者服药以后的效果心中也没有一点数，这种临床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时方”，我们不仅不提倡，还应坚决反对。所以说，提倡经方是中医学术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再说，经方是配方的基础。方是药物的配伍结构。古人认识疾病，是从一个一个症状开始的，如发热啦，头痛啦，腹泻啦，呕吐啦，等等；用药，也是一味一味药开始用的，后来发现疾病常常是多种症状出现，或先或后，或同时并见，于是有了病名的概念，如伤寒啦，痞啦，痢啦、臌啦，等等。然后，用药也有了变化，不单是一种药物，几种药物相加使用，经过不知多少人的实践，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代，慢慢这种配伍的结构趋于稳定，于是有了方名。如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大柴胡汤、温经汤等。这些经方，就像棋手必须熟读棋谱，画家必须熟识画谱一样，经方成为医生处方用药的基础和原则。就是当今常用的时方，也无不是在经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例如大家熟悉的温胆汤，就是从小半夏加茯苓汤加味而来的；清代名医王清任的著名验方血府逐瘀汤则是四逆散的加味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椒梅汤、连梅汤等，就有乌梅丸的影子；藿香正气散则是半夏厚朴汤的变方。所以，后世许多名医，都十分强调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道理就在这里。

不经历一些弯路，不是临床上头破血流，可能永远都体会不到这种“暮然回首，经方就在灯火阑珊处”的心情吧。

近段时间常有朋友询问如何自学中医。说实话，现在中医学习的现状就是，有机会正规系统学习中医的人很多无心向学，而真正想学中医的人却苦无门路。可能这也是近年来中医学堂逐渐兴起的原因之一。

学中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医理论总给人玄奥晦涩的印象，所以金元名医王好古谓“此事难知”。但中医又一理通、百理通，所以清末名医陈修园又有“医学实在易”的感叹。 我以前的博文中曾贴出了我们编写《林沛湘学术经验集》时选的爷爷的一篇自述，讲的就是爷爷当年如何自学中医的：

前三年苦读四大经典，再三年通读各家学说，再五年寻师访友。这种方法绝对系统得不能再系统了，不过估计现在也没人能做得到——这太苦逼了，11年。。。所以，我还是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现代人如何自学中医吧。 首先，要明白我们学中医要学到什么地步，也就是我们学中医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只是知道点中医常识，懂得一点养生保健的方法，那就不用谈什么自学中医了，去看看《养生堂》和《健康之路》就行，又轻松又欢乐。

如果是作为一个文化去了解，那可以去看一些中医文化类的书籍。推荐一部纪录片——《黄帝内经》，一共60集。基本上中医的理论、文化、历史都在里面。就是这部片有点长，很惭愧，我自己都没看完，几年前看了大概一半吧，很不错。

如果真的想系统地学习中医，甚至要考中医师的证书，那就要好好规划了。有人问我是不是要买教材来看，买什么教材。跟着教材学，当然也是可以的。而且现在网上都有各大中医院校把自己的精品中医课程的视频放到网上，每一门都有。

但是如果要跟着教材走，那一整套学完下来，从先到后分别是：《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针灸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这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考执业医师要考的内容。 这么一整套学下来，没有老师上课，自己去弄很少有人能走得完下来。因为这实在太无聊，关键是和临床严重脱节，学完了也看不好什么病，实在是有点花不来。

又有人问，是不是要从四大经典学起？ 可以试试，但有可能《内经》头三篇没看完就崩溃了。古人很多直接从《内经》、《伤寒》这些经典著作学起。但那是因为“秀才学医，笼里抓鸡。”于现代社会，显然是不适用的。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在上面二者中折中一下：先看一些中医的入门书籍，对中医理论有一个大概的把握了以后，直接从中医经典入手。 具体地说，首先中医的入门书籍是不少的，这里我推荐两本。 一本是背的，陈修园《医学三字经》。这本书以三字经的体例，把中医的发展简史、基础理论，都浓缩在了一个小小的册子里，背下来以后，能对中医有一个感性认识。并且作者加有按语，简便易懂。方药中先生写有《医学三字经浅说》，可作参考。

另一本是用来读的，秦伯未《中医入门》。这本书以“理、法、方、药”为纲，将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理论都比较简约而又很系统、明白地阐述了出来。仔细地读过后，能对中医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这样，学起经典来就没那么容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经典先学哪一本？如直接学《伤寒论》，可以很快的进入临床。如果您只是想很粗浅地学一下《伤寒论》，学一下方证相对，那倒也不是不行。但是想要真正读通《伤寒》，《内经》的底子还是不能缺少的。

由于《汉书·艺文志》中对医经派与经方派的记载，经方界一直有的一种“去内经化”的风气，殊为不智。经方中的营卫理论、胃气理论、津液理论，皆源于《内经》，没有这些生理基础，那经方理法就失去了生理的根基，营卫交合、津液流布、胃气为本，这些经方的基本理念都无从谈起。

当然，《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不能硬套《内经》的藏府经络理论，这又是需要明确的。 其实学中医，大多数时候，还是靠的自己。只是在一开始的方向性问题有人把关，到了一些坎上有人提一下。

先说《内经》。当时怎么学《内经》的？首先一个是背！这是学中医一切的一切的基础！但背要有方法。所谓的记忆，其实就是不断地重复地刺激大脑。 所以我背书的方法就是读。不用死命地去背，有人读一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然盖上书背“阴阳者，天地之道也”，这样只能短期记忆，但以后很快会忘掉的。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读，读上那么半年一年，那这些经文就存在你深深的脑海里，你的梦里，你的心里，你的血管里了…… 到现在，写论文，看病，那些经文我还时常想起。不管《内经》、《伤寒》、《金匮》都是这样。 以前在广西中医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药用植物园，每天早上都有很多人在里面读书。我曾经去那转过，很遗憾，都是读英语的多。背方歌的也有，甚至还有人在那读《组织胚胎学》！

再一个就是理解。我当时是这样学的，所有有名的《内经》注本全拿来，我家里别的没有，就是这种书多。王冰注本，还有《类经》、《集注》、《注证发微》、还有什么姚节庵的《节解》，全摆到桌上。看完一句话，就一家一家的注本这么去看。 比如还是那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王冰说什么，景岳说什么，隐庵说什么……全看完，觉得哪个说得有道理，记下在书旁边的空白处，然后把自己的理解写出来。

就这么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篇一篇~中医的悟性与天分怎么来？悟性不完全是天生的。我们不断地在中医经典的智慧光辉之下得到熏修，在反复地思辨过程中，将中医理论与思维凝炼以后，对中医的道理有了越来越高的亲和度，这就是悟性！ 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思辨的过程与成效，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一部分就是不可控范畴。

当然，现在现在想想，很多注解辞藻华丽，然只是随文衍义，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这也是需要去甄别的。 《内经》的内容很多，不可能学得完。我当时是按照一些现在公认最重要的那些选出来看的。不过后来发现这样并不是最好的选法。

因为不管是《素问》还是《灵枢》，都是八十一篇，正合九九之数。而《素问》的前九篇正是精气、阴阳理论的核心，是中医理论绝对的中心所在，也是全书的总纲。《灵枢》也是相类的。所以，如果能不断地学前九篇、背前九篇，再往后，那底子才打更牢。 之后，就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了。而《难经》，对经方的脉法有着一定影响；《本经》，则是理解仲景用药的金钥匙。一开始学《伤寒论》那叫一个头大。

《伤寒》和《内经》完全不一样，《内经》是把道理说得明明白白，岐伯恨不得把那些医理都塞进黄帝的脑子里去。 仲景呢，经常只告诉你什么病，什么脉，什么症，用什么方，看上去有经常不太讲道理。那段时间我脑子里全都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直接拿了一本影响最大的注本——《伤寒来苏集》来读，却不知所云。 又过了一段时间，想想还是降低点门槛吧，于是乎，找来《刘渡舟伤寒论讲稿》。嘿嘿，这下好了，就这么一条一条地从头看到尾，终于初步明白《伤寒论》是讲什么的了。

然而，这并不是学《伤寒》的好路径。因为，这直接造成了，当时的我觉得《伤寒论》似乎没有太多的精深之处，于是转而把心思放在了温病上面…… 相对于《伤寒论》，可能《金匮》有时有点为人所忽视。 我的师兄，老余，《伤寒》研究得较深~我们隔三岔五就要讨论很多《伤寒》的问题。

我《金匮》的入门是看尤在泾的《金匮要略心典》、陈修园的《金匮要略浅注》和黄曾树《金匮要略释义》三本书。之后整理爷爷的《金匮讲义》，对每个疾病与用方又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后来真正比较全面地认识《金匮》，是读研究生的时候负责学校主编的《金匮要略辞典》的一些工作。就像罗大伦老师讲徐灵胎时说的，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当学习，而是把自己当专家~这学习呢就是编书！学习完了也就编完一本书了。。。 当然，现在想想，《伤寒》和《金匮》，其实是不应该掺杂太多后世的注解与理解，而是从原文出发，用仲景的条文解释仲景的条文，用仲景的方子解释仲景的方子。

1800年来，我们就是引入了过多的学说，使得经方在临床上沦为空谈，失去了临床阵地，在学术上也逐渐势弱。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经方就能处理临床中绝大多数问题，剩下的也能用针灸补上，看上去金元四大家、温补学派、温病学派，似乎作用不大，其实不然。 这些都是中医的基本素养，是完善中医理论与临床思维的基础。每一门派， 每一名家，都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多有发挥。不了解各家之学，就不会真正的知道什么才是最为核心与珍贵的东西。 人各有路，涉猎百家学术，重回仲景门下，又有一番感慨。不经历一些弯路，不是临床上头破血流，可能永远都体会不到这种“暮然回首，经方就在灯火阑珊处”的心情吧。

李可老中医论癌症治疗的思路
　
李可认为：肿瘤这个东西，最早产生的是阳虚。阳气虚了以后，慢慢就结成小块儿，然后逐渐长大，成为一个影响人生命的东西。所以，李可治疗肿瘤的时候，就找原点，还在阳气上下工夫。
肿瘤可以和人共存
李可说，首先保住这个病人的阳气，不要让他继续再消耗，然后，想办法把这个肿瘤慢慢缩小，使这个病人暂时和肿瘤共存。只有等到它那个阳气旺了，就可以攻下，把这个肿瘤打败。
所以呢，这个肿瘤，需要很长时间调理。治疗肿瘤病人，只要不犯错误，不要做这个放疗、化疗，生命都可以延长好多年。
李可说，现在，国外西医高层，对放疗、化疗这问题，都开始反思了。记得去年《参考消息》登过：美国做过一个试验，什么试验呢？给一部分六十五岁到八十岁这个年龄段正常死亡的老人做尸体解剖。
解剖的结果是，这些人全部都有肿瘤，有的肿瘤有拳头那么大，十公分左右。但是本人在生前没有什么感觉，一直到死都没发现自己长了肿瘤。这个说明啥问题啊？
说明，肿瘤可以和人共存，只要你不惊扰它，它也不能危害你。如果你越是对它采取一些措施——放疗了，化疗了，手术了……反而促使它很快扩散。
为什么经过手术肿瘤还可能扩散
美国人，从那个微观的角度，找了一下最基本的原因。研究结果是：这几种方法，刺激人体以后，病人体内生长了一种叫异常生长因子二号的东西。
这个东西一旦抬头，肿瘤就通过淋巴系统、血液系统等各个系统向全身扩散。因此，现在国外基本上都不主张做放、化疗了。寻找替代疗法，包括中医疗法。
现在许多肿瘤病人，能否抢救过来呢？
肿瘤呢，因为它长在体内，对五脏六腑的损伤过大，有的吧，可以救活，有的就算抢救过来了，不久也死去了。为什么？因为西医的放、化疗，让他阳气更虚，这时使用中药，往往太晚了。
若在肿瘤早期，中医治疗还差不多。因为不只说肿瘤，好多病，都不是马上就得的啊，往往当你发现的时候，整个五脏气血，都损伤得很严重。所以啊，人体内阳气是将军，养生就是养阳。
中西医结合可靠吗？
肿瘤治疗应遵循'病证冲突当从证'原则。
即当辨病与辨证发生矛盾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病从证。若对号入座,套用西医诊病病症，则是速其死也。中西医结合，中医没有现成饭可吃。丢弃了“以人为本，辨证论治”的法宝，何来中医的特色与优势！
虽然说对肿瘤的认识，目前尚没有完全成熟的思路，在治疗过程中有一些体会，在此求证于同道。
得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人身各处，但凡一处阳气不到，便是病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阴阳的关系不是对等的，阳气是主要的，阳主阴从。《内经》强调“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气失于敷布，阴寒得以凝聚是肿瘤的基本病因病机。
人之阳气的多少取决于脾胃。元阳虽藏于肾，但而要后天脾胃的滋养。元气升降出入的运行也依赖脾升胃降的斡旋之能。
如果进行中西医比较，西医免疫系统的功能可以与中医的脾勉强对应。大家都承认免疫系统是人体对肿瘤的最后一道防线。换言之，脾胃虚寒是易于发生肿瘤的体质类型。
2.寒湿为患，十占八九
损伤人体阳气者，寒湿之邪最重，阳气受损则易形成阴证。《素问·举痛论篇》言：“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涩）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疾。”
已经明确表示“因寒而成积”。《景岳全书·新方八阵》说：“夫寒之为病，有寒邪侵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响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
张景岳总结寒的成因说：“或因禀受，可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多见寒从中生。”人体的津液精血靠阳气的推动才能运行，寒湿伤阳则津液精血的运行缓慢甚至停滞，易于形成瘀血、痰湿、食积等有形之邪。
有形之邪又会阻碍气机，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肿瘤患者除肿瘤本身表现出的诸多症状以外，多数表现为口不渴，或渴不欲饮，或喜热饮，手足厥冷，小便清长，大便溏，舌色淡或暗紫，舌体胖大，苔白腻而润，脉沉细或紧硬等一派阳虚阴盛之象。
有的肿瘤患者有口渴烦热、恶热、喜凉饮食、持续高热或低热不退等现象，此为假热或标热，不能把它作为辨证用药的唯一证据而恣用寒凉。
这种假热源于真寒，寒主收引，阻遏气机，气机升降出入受阻，郁而化热。此时再用寒药清热，无异雪上加霜，则犯虚虚实实之戒。
3.情志内伤
《素问·血气形志篇》言：“暴忧之病也。”《素问·疏五过论篇》言：“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诸病源候论》言：“夫五噎，虽有五名，皆阴阳不和……忧恚嗔怒所生。”
又言：“忧恚则气结，气结则不宜疏，使噎。”《外台秘要》谓：“五病（指五膈）同药，常以忧愁思虑，因而得之。”薛立斋的《外科枢要》认为：肉瘤之生，始于“郁结伤脾”。
根据我们对肿瘤患者的了解，他们中大多数人有情志事件的刺激，有的病人治疗后效果不错，但由于精神的刺激又使病情加重。忧恚则气结，气结则阳气不通，阳气不通则出现在何脏何经络，则肿瘤就有可能发生在何处。
治疗方法
1.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顾护胃气为第一要领
《素问·血气形志篇》言：“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厥阴病主方要用乌梅丸而不是乌梅汤，大概也是恐其“以汤灭火”反而成害，故以丸药缓图，以复其阳。
肿瘤患者大多数人已病入三阴，顾护胃气尤为重要。在药物的剂量上应把握准确，特别是在实施汗、吐、下法，及应用寒凉之品时尤当注意。放、化疗及手术后的晚期患者每见纳呆、腹胀、体倦乏力、便溏或便秘等胃所衰败之症。
很多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胃所衰竭。本脏自衰用理中汤；火不生土用附桂理中汤；湿浊盛者芳化，理中汤加苍术、藿香、白营蔻仁、佩兰、砂仁之属；土壅木郁、木不疏土用生黄芪、桂枝尖。
张景岳言：“人之饮食在胃，惟速化为贵，若胃中阳气不衰而健运如常，何酸之有？使火力不到，则其化必迟，食化既迟，则停积不行，而为酸为腐……必渐至中满痞膈泄泻等症。
岂非脾气不强，胃脘阳虚之病，而尤认为火，能无误乎？”健中焦必补火，对于脾胃阳虚的人，当以理中或附子理中剂补脾阳，扶助胃阳，及早消除寒凝是最主要的。
《脾胃论》言：“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为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升。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力，是为蚀骨，令人骨髓空虚，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叠，此阴胜阳虚之证。大法云，汗之则愈，下之则死。
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生当浮，使生长之气旺。言其汗者，非止发汗也，为助阳也。”中焦为上、下之枢，升降之本。
《四圣心言》：“其上下之开，全在中气，中气虚败，湿土湮塞，则肝脾遏陷，下窍闭涩而不出，肺胃冲已逆，上窍梗阻而不纳，是故便结而溺癃，饮碍而食格也。”
中焦阻隔则上下不通，当运中土以溉四旁，理中合半夏、秫米、砂仁。腹胀，虚者，塞因塞用，补大气，理中加黄芪、砂仁，忌一切行气破血之品（厚朴、青陈皮、枳实壳）；实者，通法，大黄附子细辛汤加减，即温下。
无论肿瘤发生在何脏腑，只要有脾胃虚寒的症状，只能先顾护中气而舍其他。无论中医、西医，无论用寒用热都应在不伤胃气的基础上治疗。
2.温阳散寒是基本治疗思路
四逆汤、附桂理中丸、真武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是温阳散寒基础方。
（1）肺部肿瘤可用四逆汤合小青龙、四逆合阳和汤、四逆合千金苇茎汤。咯血加仙鹤草、三七粉；胸腔积液可加葶苈大枣泻肺汤；胸痛加蜈蚣、全蝎；间用理中汤、补中益气汤，培土以生金。
（2）消化系统肿瘤以附桂理中加砂仁、半夏为主方。肝胆肿瘤可加吴茱萸、当归、赤白芍、三棱、莪术、菌陈、鸡矢藤等。
腹水可用真武汤、桂枝去芍加麻黄细辛附子汤；腑气不通多因阴寒凝阻，当用破冰解凝之剂（大黄附子细辛汤加吴茱萸；若出现肠梗阻当用张锡纯硝菔通结汤，便下即止）。
（3）肾、膀胱、脑部肿瘤用四逆汤、桂枝茯苓丸、大黄蜇虫丸、麻黄细辛附子汤、真武汤、八味地黄汤为主，间用理中汤。
（4）子宫卵巢肿瘤用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温经汤，紫石英、吴茱萸常用。
（5）高烧不退或长期低烧多为本寒标热，治疗应以四逆、理中辈、当归四逆、麻黄附子细辛汤。

1、风心首重治血，以通为补用“对药”

朱师治“风心”首重治血，其用药特色为“以通为补”，风心多见左心二尖瓣膜障碍(包括闭锁不全和狭窄)引起左心房扩张肥大，导致肺循环郁血，渐致左右心室扩大，甚至出现心力不足。症见心慌气短，呼吸困难，胸闷痛，咳喘，咳血，心悸，浮肿等证。朱师辨证使用“对药”分述如下：

⑴、益心通脉，宣通肺络，泄化痰浊治咳喘。朱师指出，心肺同居上焦，风心之咳喘，是心脉淤阻，气血不畅，导致肺部郁血，宣降失职，痰淤夹湿浊逗留。朱师选“杏参散”(三因方)加味，常用桃仁、杏仁为对，以宣肺行淤，镇咳通络，破结通便。人参、桃仁为对，以益气通脉，扶正降逆。杏仁、桑白皮为对，以下气平喘，宣肺利水。紫石英、远志为对，以镇静平喘、祛痰止咳，交通心肾。或加补骨脂、胡桃肉为对，以温通心肾，秘摄真元。紫河车、人参为对，益损平喘，返本还原。虚喘甚者加蛤蚧粉(2克分吞)与人参为对，乃取“参蛤散”之意，以补肺益肾，固精助阳，定喘止咳。

⑵、消淤宁络治咯血，益气固本寓其中。朱师指出，风心之咯血，一方面是气虚不能帅血归经，一方面是淤阻而新血难守。虚实错杂，殊难措手。常选唐容川氏治“淤血乘脾，喘逆喘促”之“参苏散”加味，每收速效，常用人参，苏木为对，一补一泻，补中寓泻。且苏木甘咸辛，咸主入血，辛能走散，败浊淤积之血行散，则血行无阻，诸症自愈。或加花蕊石、茜草为对以化血为水。茜草能行能止，酒制则行，醋炒能止，降而行血，降则血止喘平。或丹参、黄郁金为对，以清气、降气化痰，活血，宁血去淤。盖气降则火降，而痰和血亦各循其所安处而归原矣。更妙在朱师每用韮菜汁两小杯合药汁，乃取“饮生韮菜汁，治上气咳喘欲绝，可下膈中淤血之说。”朱师用药，每每病愈重而药愈精，似此三对平常药，临证信手拈来，而屡屡应手取效，乃是朱师“对药”临床经验之典范。

⑶、脉分阴阳治心悸，施补当分温和清。朱师治疗“风心”之心悸，先以脉象分清阴阳，阳虚者，脉濡细迟缓或结代，治以补而兼温，方选“参附汤”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常用人参、附子为对，以温而兼润，补而能固，人参得附子则补益之力更厚，附子得人参则温煦之力更宏。鹿角片、桂枝为对，以补虚兴阳，益气填髓，且刚而不燥，和而不烈，合白芍、甘草为对，龙骨、牡蛎为对，以敛精镇逆，调和阴阳，和营敛汗。阴虚者，脉象细数或促，治以补而兼清，且注重通脉之品，朱师喜以“生脉散”加味，人参、五味子为对，乃取酸甘化阴，滋液扶正，又重用柏子仁、麦冬为对，以透心肾，益脾胃，除风湿。柏子仁质虽润而性却燥，与麦冬为伍，可谓一润一燥。阴阳两虚者，脉多微细结代。朱师喜以“炙甘草汤”化裁。常用太子参、合欢皮为对，以调畅心脉，益气和阴。黄芪、丹参为对以益气通脉，茯苓、甘草为对，以健脾和中且重用甘草以通脉。又加玉竹、麦冬为对，以益气和阴，补而兼清，且大剂玉竹能缓解心悸怔忡，对风心心衰有特效。

⑷、痹痛先分阴阳偏，通脉宜分温和养。朱师指出，风心之痹痛，乃风寒湿之邪深伏，心脉闭阻不通或血行不畅之故，症较顽固缠绵，当分别阴阳偏胜。偏阴虚者(常见低热)关节屈伸不利，舌红脉细数，喜选“防己地黄汤”化裁，常用木防己，地黄为对，重用地黄剂量60克，一以养血除痹，一以行水除湿。防风、木防己为对，一除血中之风邪，一能行水化湿以舒筋。又加桂枝、甘草为对，以通心脉和营卫。还随证选用虎杖，稀签草为对，以化淤宣痹，解毒，清湿热。蚕砂、桑枝为对以助解毒化淤，通心络祛风湿。地龙、忍冬藤为对，以平喘咳，清湿热，通心络治痹痛。阳虚而风湿相搏者，常见关节疼痛，肢末不温，脉虚浮涩。朱师选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化裁，常加用附子，仙灵脾为对，以通脉益肾壮督除痹。桃仁、红花为对，以活血去淤通心脉，止痹痛；松节，桑寄生为对，一以祛风湿，通经络，一以补肝肾强筋骨。通脉者，必先补血益血，故朱师常用当归、生白芍为对，以活血调血，镇痉缓痛，对风心之痹痛者乃必用之药对。气为血帅，气行血行，气阻血阻，故用黄芪，桂枝为对，且重用黄芪，有谓大气一转，其结乃散也。

⑸、温阳益气，活血利水，治水肿。朱师指出，风心水肿，一为心阳不足，不能温煦脾土，一是心血淤阻，气化不行，肺失宣降。水肿甚者，常选用仲景《金匮》“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化裁。常用附子、麻黄为对，麻黄化外气，附子充里气。桂枝、细辛为对，桂枝通脉络，助心阳以鼓荡中焦阳气，细辛通经络入肾以鼓荡下焦阳气，生姜甘草为对，一以宣之，一以调之。常加入知母配桂枝为对以育阴化气，润燥下水。组方全在化气上斡旋，化气通阳兼顾育阴，彻表彻里，深得仲景化气行水，通阳散结，阴阳既济之旨。临床证见心气不足，心脉淤阻，心下痞坚，唇绀足肿者。常用党参，黄芪为对，白术茯苓为对，当归、丹参为对，桃仁、红花为对，水蛭、虻虫为对，炙甘草、桂枝为对，以化淤利水，配合益气扶正，乃无耗伤气血之弊。如症见心肾阳虚，下肢浮肿，久久不退者，乃心力衰竭严重之征，朱师治以济生肾气丸加减，常用茶树根30～60克配附子为对，以强心利尿，对心力衰竭有较好疗效。

2、冠心首重扶正，补中兼通用对药

冠心病属祖国医学“真心痛、胸痹”等范畴，朱师指出：“冠心病有虚有实，即使实证，亦本虚标实。实证当化淤宣通，虚证必须扶正养营兼调气。若虚实不辨，一味化淤，徒伤正气，于病何益？”盖冠心病患者之血管，原已是一种病态的血管，其本身已经丧失应有的弹性，如强烈扩张之后，必有强烈的收缩，扩张越频繁，收缩亦越密。因此，朱师治疗强调扶正养营兼调气，如冠心病伴心气不足，证见胸闷气短，心痛隐隐，心悸较甚，口干少津，脉细涩者，朱师常选“生脉散”合“四君子汤”加大剂量玉竹，柏子仁为对，以益心气，养心营，通心脉，扶中气。又以桂枝、甘草为对，以复心阳通心脉。亦随证选加柴胡配桂枝意在畅气机，温经脉。香附配乌药为对，以调气机，疏肝郁。如证见失眠，加龙骨，牡蛎以收敛浮阳。朱师治心动过缓，常用大剂量桂枝配甘草。桂枝和营通阳，甘草养营补虚，又宣通经脉，刚柔相济，桂枝虽用大剂量，对消除心悸，怔忡，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甚或昏仆，脉细无力或浮缓等症，有利而无弊。选用通阳药，力主平和而不耗正气，如川楝子、瓜蒌为对，茯苓(大剂量)泽泻为对，郁金，香附为对。补阴药喜用有阴阳兼顾之属，如山萸肉、菟丝子为对，仙灵脾、五味子为对，杞子，龙眼肉为对，当归、熟地为对等。朱师指出治疗冠心病要有整体观念，用药必须燮理相关脏腑，深得前贤“欲养心阴，必滋肾阴，欲温心阳，必助肾阳”之旨。此外，朱师治疗病毒性心肌炎而致的心律失常，亦常用生脉散为主方，加玉竹、柏子仁为对。还选功劳叶、琥珀为对，一以养阴通络，一以镇静解毒，板兰根、连翘为对，蛇舌草、甘草为对以清热解毒，胸痛加三七、郁金为对，胸闷加合欢皮，沙罗子为对。还用“朱黄散”内服，更增速效。

3、肺心首重治痰，宣肺祛痰用对药

肺心病多由老慢支，并发肺气肿发展而至，病变常由支气管粘膜炎性增厚，粘液腺肥大增生，分泌亢进至痰饮阻滞支气管内为主因，故本病治本在肺，治标在心，肺气不宣，痰浊不化，则心衰难支。朱师常用治肺心病宣肺祛痰之对药，有炙麻黄、杏仁为对，以降气化痰宣肺平喘。苏子、葶苈子为对，一以温肺下气以开痰，一以泻肺定喘以行水，对肺水肿者，颇为合拍，且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葶苈子有强心作用。桃仁、冬瓜仁为对，一以化痰血凝淤，一以清肺热以化痰浊。旋复花、代赭石为对，以降逆宣中，通络祛痰，降痰涎粘阻气管有特效。又用远志、枣仁为对或枣仁、磁石为对，以镇静强心并化痰。百部、桔红为对，车前草、甘草为对，以利水排痰并镇咳。伴发热者加银花、白薇以清透，痰稠黄者加黄芩、鱼腥草以清化。痰粘不利者加浙贝、南沙参以清润。支气管痉挛者，加地龙、玉蝴蝶以解痉。伴痰涎壅厥危象时，加鲜竹沥30克或“猴枣散”以解急。伴心力不振，虚气上逆，时时欲脱者加人参(10克)、蛤蚧尾(4克)或“黑锡丹”平逆以缓急。阳虚汗出发冷者加附子10克、干姜6克以回阳。伴痰涎壅盛，大便闭结，内热口渴者加礞石滚痰丸(包煎)以泻痰通俯。朱师自拟“定喘散”，对心性喘息，临床症状缓解后的善后巩固治疗较为理想，方由人参15克 、哈蚧一对，北沙参(15克)、五味子(15克)、麦冬(10克)、橘红(10克)、紫河车(20克)，共粉备用，在喘息缓解后，每服1.5克，日2～3次，对增强体质，控制复发颇有效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