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的启示~司马光对智伯的评价

一部春秋史，半部晋国史。

作为春秋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晋国的国际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很多国家都是和晋国扯上了关联才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比如秦国）。春秋时期，晋国牢牢的将秦国挡在了西边，而在晋国一分为三之后，三晋相互攻伐不休，给了西边的秦国可趁之机，秦国向东逐步蚕食，最终一统天下。

很多人不禁会想，为什么晋国是一分为三呢。晋国在卿族做大，公室彻底失势前，是有过一段四卿共存的局面的，当时智氏的实力是最强的，而为什么没有像齐国田氏代齐那样智氏代晋，反而是相对较弱的赵魏韩走到最后呢？这就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分析。

背景分析

其实细细想一想就可以发现，所谓的智氏代晋是没有多大依据的。

不可否认，在当时仅存的四家公族智赵魏韩中，智氏的实力最强，但实际上，熟悉三国杀的朋友都知道，一主双内一反的局是很难打的，哪怕主多一点血有先手，也不能保证一定赢。

四卿执政

四边形远不如三角形稳定，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常识。因此当时，没有人觉得四卿的局面会长期共存，迟早会有人动手打破这一不平衡的局面，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共识。而作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智氏，不先动手是说不过去的，就好比牌桌上，明明一把王炸，非要憋着让对手走牌，是一种很窝囊的行为。智伯身上可以找出一万个缺点，但肯定不会有窝囊这一条。

智伯想动手的话，得找个理由，这叫师出有名。智伯想出的套路，是要对方献地给公室。如果对方献了，就可以今天要一点，明天要一点，逐步削弱对方实力；如果对方不献，就有理由去攻打对方了。这个属于赤裸裸的阳谋。当然以智伯的性格，肯定是希望对方不同意，然后直接把人灭了了事。

智伯先瞄上的是实力最弱的韩康子，找他要地的时候，韩式宗主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不同意，谁不知道你公室都捏在你智氏手里，献给公室不就是献给了智氏？这时，韩康子身边的一个谋士看穿了一切，和他建议同意割地，你希望拒绝我偏同意，因为以韩家的实力，当反是干不过智的，只能苟着当内，智伯还会找别人要地，等别人跳反的时候自己在相机行事。韩康子想想也是，就同意献了地。

智伯也郁闷，他的战略构想落了空，找不到理由打韩家了，接下来找到魏家，要魏桓子献地，和韩家的故事类似，魏桓子也是起初不同意，经过底下谋士的劝说同意献地。中国的事情都是这样，领导负责听取意见，一般来说领导自己是不会提出意见的，都要等臣下提出意见后选择采纳。

两家都献了地，智伯只能找赵家了，为了避免赵家也像韩魏一样断尾求生，他指名要了皋狼之地，皋狼之地是赵氏的龙兴之地，其对于赵氏相当于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大概其本意就是要逼反赵氏。赵氏的实力仅次于智氏，既然智伯执意逼反赵襄子，那赵襄子就顺水推舟，直接拒绝了这个要求。

赵襄子

史书上说赵襄子在和智伯翻脸了之后和大臣们商量，选了几个防守的地方，最后选中了晋阳，晋阳城里面墙壁中藏满了箭杆，而宫殿的柱子都是用铜做的，足够做成箭头，可见赵氏早就预料到了会有这一点，实际上选取晋阳做防守的根据地也许是他们内部早就讨论好的。这也是赵氏在之前的下宫之难差点灭族后，所养成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的家风，他们早就做好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决战的准备。

晋阳之围

智伯这里通过一系列纵横阖捭的外交手腕，拉上了韩魏两家一起攻打晋阳。作为智协军，韩魏两家考虑的更多的，还是保存自身的实力，韩康子和魏桓子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表态，以人质的身份随智伯出征，因此这场战争，主要还是智氏和赵氏两家的争斗。

赵氏早有准备，因此晋阳也没有那么容易攻陷。硬拼肯定是不合算的，因为硬攻即使攻下来了，自身损耗也很大，难保韩魏不会反水。智伯采用了引水淹城的办法，用水泡慢慢的消磨晋阳军民的战斗意志，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这个战术也没太大的毛病。

水淹晋阳

就这样围困了两年的时间，这时候赵襄子也到了抵抗的极限。这时候赵襄子手下的谋士，张孟谈开始活动了，他出城去找到了韩魏两家的宗主（能同时见着这两人，说明他们这两年一直都有联系），希望能一起反智。韩魏两家接受了这一劝说，果断决定和赵家结盟，反攻智氏。

张孟谈劝说韩魏二宗主

韩魏两家反水的动机最通俗的说法是智伯巡视晋阳的时候感叹道，今天才知道原来水是可以灭国的。这时候韩魏两家心中一紧，想起了自己的都城也是环水而建的，两人一番暗示，同时动了心思。事实上，韩魏两家本来就是作为内奸的存在，两边下注，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才是他们的选择。他们见两年时间，智伯和赵襄子都消耗的差不多了，而智氏的地盘更大，反攻智氏自己的收获比分赵家的地要更大，一个相对弱一些的赵氏比强大的智氏存在对他们而言更加有利。

反水具体的做法是，三家约定时间，韩魏决了晋阳水的堤坝淹了智伯的营地，赵家趁势杀出，杀了智伯，全歼智伯集团。

三家灭智

司马光的评价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列举了智伯很多缺点。他借智氏族人智果的口，说智伯为人刚愎不仁，常常借势欺人，又说智伯自持聪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才导致最终的失败，性格决定命运，从个人身上找原因，这是儒家史学一贯的研究方法。而在作者看来，智伯唯一的战略失误在于没有考虑万一打不下来怎么办。凡事都应该留一些退路，是不是应该提前培养个接班人，是不是应该也找一个可能长期死守的根据地，在自己出征前把接班人留在根据地内“太子监国”？“未虑胜，先虑败”，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光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智伯确实骄傲了一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康子和魏桓子在出征前就留好了后路，他们两家和赵家暗通款曲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智伯不敢对他们下手，因为他们都留了后手在老家，杀了他们就是同时和韩魏赵三家为敌，这是智氏的力量所不能对抗的。这也告诉我们，当自身的实力不足以同时对抗所有敌人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韬光养晦，把老大的位子让给别人去做。比如赵家，他把老大给智氏，自己退到老二的位子，结果韩魏的最终目标都是智氏，从这个意义来说，智伯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而不是战术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