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的故事
在那个难以忘怀的夏日里，我穿着美丽却过于长大的裙子，红艳却并不合脚的鞋子，扭捏尴尬地行走在龙角山的黄土公路上，去参加龙角山镇城市人民公社的成立庆典。这个藏在记忆深处的日子，这件不合身的裙子和这双不合脚的鞋，就像我们国家历程中的一个寓言。编制寓言的人们，激情澎湃地怀想和设计着共产主义的模样。庸常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是每天都有土豆烧牛肉吃的社会，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理想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同时并存的社会，是一个人们在集体中共同劳动、在集体中愉快就餐的社会。1958年的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一个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作出了一个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1960年的３月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一份贵州省建立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说，公共食堂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是一个巩固人民公社的阵地。龙角山的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不但要求每一个居委会的家属都要组织起来，参加社会主义集体劳动；每一个居委会还都要成立公共食堂，为参与集体劳动的职工家属们提供吃饭的方便。我妈妈是选厂片居委会的家属主任，所以选厂片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自然由妈妈带着选厂片的家属们来办。矿工会的宫主席、镇妇联的星梅主任，共同负责对公社内各居委会的食堂工作进行指导。选厂片55栋的最东头两户就是选厂片居委会的办公室和选厂片的家属幼儿园。选厂片的公共食堂索性就办在55栋后面的56栋。56栋这栋房子共有6户住房，最西头住了姓廖的一户人家，剩下五户，一户打通做了厨房工作间，还有四户全部打通，做了饭厅。长长的大饭厅里排了两大溜十张大方桌，颇有气势。我妈妈没有多高的觉悟，她把办公共食堂这么一个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伟大事业，想象成大家合起来吃饭。妈妈认为既然是大家合起来吃饭，那食堂的器具就得大家出，食堂的事儿也应该大家办，有物出物，无物出钱。于是她带头把我们家的两只大陶缸搬到了食堂，继续履行它们原有的职责，一只压酸菜，一只储清水。有人拿来了菜刀砧板，有人掇来了饭碗菜盘，反正以后是吃食堂了，这些东西搁在屋里也没有用，还占地儿，人们是这样想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只几天的努力，食堂开伙所需的一切器具都置办凑齐了。大灶砌好了，大锅也架起来了，甚至连饭菜票也印好了。就在食堂准备开伙的前一天，公社下了一个通知，说是奉上级指示，公共食堂一律不许使用饭菜票。职工的粮票供应划拨到职工食堂，家属的粮票供应全部划拨到就餐的家属公共食堂，每家按人头向就餐食堂交一定的饭钱，大家到食堂吃饭就不再用饭菜票购买，十人一桌，人坐齐了就开吃。原则是人人要吃饱吃好。食堂终于开火了，选厂片几十户人家一起吃饭，那份热闹，那份喜庆，人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大家都敞开了肚皮吃，早上馒头管饱，中午米饭管够，人人都称赞共产主义真是好。抬头看看两边墙壁，左墙上贴着红标语“吃饭不要钱，大家笑开颜！”；右墙上也贴着红标语“努力搞生产，幸福万万年！”一星期刚过去，大半个月的粮票已经告罄。我母亲兼任食堂管理员，她着急地跑到镇里，问镇长：“上级要求我们公共食堂一律不用饭菜票，十人一桌敞开肚皮吃。那粮票供应还定不定量呢？”镇长回答：“粮票供应肯定是定量的，全国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长期不变，你不知道？”妈妈没好气地怼着镇长：“我不知道！”宫主席和星梅主任知道食堂一星期吃掉了将近一个月的粮票。两位领导指示我妈妈，立即废除不用饭菜票购买、随到随吃的共产主义就餐法，今后家属公共食堂，一律购买饭菜票进餐。龙角山镇公共食堂一星期的共产主义进餐制，就这样被“胆大包天”的宫主席和星梅主任取消了。三个居委会的公共食堂全部吃超，亏空了大半个月的粮票。三个食堂，涉及全矿家属几百人的饭碗，也就是几百条命。在1960年这个全国粮食极度紧张的年份里，这简直就是一个严峻的事件。矿里用了极大的努力，不知道从哪里调剂回了一批粗糙的红高粱粉和几大堆萝卜、包菜。现在每家每户都要用饭菜票到食堂打饭吃了。现在也没有纯粹的麦面馍和稻米饭吃了。馍是掺了许多粗糙红高粱粉的二面馍，饭是剁了许多萝卜丁或者包菜叶的杂菜饭。打饭的人们排着队，脸布阴云、步履沉重地默默前行，打到饭就赶紧走出食堂回家去。人们再也没有兴趣聚集在食堂餐厅的方桌前共进餐食。因为方桌本来就是家属们从自己家里搬到食堂来的，很有几户居然把自己家的桌子又抬回家去了。大方桌一下子少了一大半，餐厅原有的那份气势立即消减，食堂显得寥落而萧条。妈妈是食堂的管理员，她怕别人说闲话，警告我们兄妹：“你们跟我记住，食堂不准拢边！”掺了许多粗糙红高粱粉的二面馍吃了后特别烧心，而且不禁饿。那时候我和哥哥们每天都感到饿，饿得肚子痛，饿得头发晕。但我们除开打饭时到食堂和大家一样排队，平时哪怕是饿得前胸搭后背，也从来不到食堂去，没有谁在食堂吃过一块馍皮或者一口锅巴。妈妈即使是如此地“瓜田不纳屐，李下不正冠”，却也惹来了一场事。有一位炊事员，她好几次在馍馍蒸熟后一开笼，自己首先就拿一个吃，然后还要带一两个回家。在那粮食极度缺乏的1960年，人人像饿狼，眼睛睁得铮亮，食堂就餐者中的好多人变成了最主动最积极的“监督食堂志愿者”。这些专好监督的志愿者们，早把那个炊事员的行径看在了眼里。他们威胁我妈妈，再不管就要到镇里和矿里去，控告选厂片家属食堂的炊事员贪污群众口粮。我妈妈专门找那炊事员谈话并且批评了她。谁曾想这炊事员居然记了我妈妈的仇，蓄意地报复我妈妈。有一天清早，妈妈蒸出第一笼馍馍后，就干别的事去了。等妈妈再到厨房工作间来，看到那位炊事员正守在那蒸笼前，假模假式地笑着说：“马嫂子，你过来看看，这笼馍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少了这么多？”妈妈走上前去，看到蒸笼里的馍挤得拢拢的、整齐地排列着，蒸笼里还有一片空间，什么东西也没有。妈妈迅速地数了数笼里的馍数，心中有了底，嘲讽着那炊事员：“哟，怎么一笼馍一下子少了这么多，难道是你又吃了几个？”那炊事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撒起泼来：“天理良心呀！天理良心呀！叫大家说，看我吃了一个没有？”妈妈说：“那好，我们把这些馍散开，排整齐，数一数有几多个，然后按照这个数、按照这个排法再蒸一笼，看看笼里的馍少没少！”妈妈的试验大获成功。原来热气膨胀的馍和冷却后的馍，体积是大有不同的。把冷了一会儿的馍馍集拢并重新排列，蒸笼就会空出一些面积来。妈妈以为在这场搏击中她是一个胜利者，其实她错了！后面的生活自会给她更疼痛的教训。
初稿于2020年10月26日
二稿于2020年11月2日
马玉谦，黄石实验高中（现黄石一中）退休教师。退休后开始学习写作，偶有成文，敝帚自珍,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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