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铸山河 ——桂林抗战实录》寻找幸存者 (三)
蒋营长和他的部下
他是131师392团一营的营长，原名叫蒋友之，不过，在柳州鱼峰山脚下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人们只知道有个叫蒋仲行的老人。
在一间昏暗的房屋里，我们见到了当年的蒋营长。老人已经听不清楚我们讲话的声音，我们只好把想问他的话写在一张纸上。看到“桂林”两字，老人无光的眼睛一下子竟亮了，并自顾自说了起来：“……守桂林，我是在北门外，吕祖山……漓江边，到处都是日本鬼子，那枪声：打咚、打咚……守桂林，我是在北门外，那枪声，打咚、打咚……”
讲了一半，老人又把话绕了回去。问其家人方知，老人前年患了脑血栓，脑子已不太灵光，看来采访是难以为继了。
但是，我们还是从老人那断断续读，绕来绕去的言辞中，获得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蒋仲行，广西全州人，桂林保卫战未打响时，是131师军械处少校主任。后来守吕祖山（虞山）的一个营长，在巡视阵地时踩响了一颗自己埋的地雷身亡了。于是师部便临时派他去接替。他们的阵地在北门外的吕祖山，他们一直坚守了十天。直到接到撤离命令，蒋仲行才率领全营剩下的一百多官兵，向桂林城西撤离。谁料突围到侯山隘，却中了鬼子的埋伏，全部被俘。与其一起被俘的还有131师的副官处主任钟其畗。后来，他俩趁鬼子不备，一起逃了出来。
在与其儿子的交谈中，我们知道了蒋营长手下有一个连长也还活着。
在南宁广西农大宿舍，我们找到了连长周慧敏。刚开始，我们还想通过当年的周连长，了解更多有关蒋仲行的事。谁知，老人却告诉我们，他其实跟蒋营长呆的时间并不长，蒋营长到他们营之前，他们仅见过几次面而已，已没有太多的印象。
当时光已过去50年，让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去回忆一个仅见过几次面的人，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据周慧敏老人说，他只模糊记得蒋营长是日本人快要攻打桂林时才来的。他原来的营长叫杨松，在一次视察前沿阵地时，误踩上自已人埋的地雷，被炸死了。蒋营长到的第三天，日本人就朝他们据守的吕祖山进攻了。十天时间里，周慧敏率领的第一连，共击退敌人的近百次冲锋。仅是第一天，日军就在阵地前面留下了60多具尸体。第二天，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对北门的守军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但一直到第10天夜里，周慧敏他们据守的吕祖山，却始终还在我方守军手中。
周慧敏喝了口水，吃了几粒老伴递过来的药。继续说：“那天晚上，敌人开始进攻了，整个桂林城都听得见机枪声，哗啦哗啦地，好像煮稀饭一样，一个晚上都没有停。当时，我们第二排一个机枪手因为看不见敌人，就跳到工事上面，向敌人开火，当时机枪手就死了。
我们连最后全连撤退时，只还剩32个人。经过三天三夜，历尽艰辛，总算突围出去了。我环顾了下四周，才发现，在身边只还剩下三个部下了。”
周慧敏神色暗淡地叹了叹气，接着说：“当时桃花江里浮满了将士们的尸体，江水都染红了。”
虽说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每一个参加过桂林保卫战的幸存者，回忆起那段突围的经历都还是感慨万千。
阚维雍将军的儿女们
阚培荪，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也是当年那场战争的幸存者。因为他们都曾经经历过那段悲惨岁月。培荪是阚维雍的二女儿，父亲牺牲时她才12岁。她的大哥培松，原是沈阳一家工厂的工程师，1994年已过世。1995年阚培荪62岁，刚从南宁经济干校退休。我们找到她时，她正在客厅的一张小桌前，往花瓶里插鲜花，那桌上挂着一帧她父亲的戎装照。
每天，阚培荪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父亲的遗像前插一束自个儿种的鲜花。可以说，作为女儿，她这一辈子有不少时间是花在父亲身上的：整理父亲留下的遗物，联系父亲生前的故旧、同学，撰写回忆父亲的文章，参加各类纪念父亲的会议。
闲遐之余，阚培荪也敲敲洋琴，弹一曲《满江红》或《大刀进行曲》，这些都是父亲当年教会她的。关于父亲，她还有许多回忆，最清晰的一次，就是父亲从南宁调去防守桂林的途中，路过家门口时的情景。
“当时，我看到两个穿着士兵服的人，朝我家走来，走近了我才看清楚，两人脚上都穿着草鞋，其中一人戴着一副眼镜，我立即便认出那戴眼镜的是我父亲。我喊了一声爸爸，就扑了上去。听到我的喊声，母亲和大哥都出来了。当时，我们都忘了叫父亲进屋，一家人就这样站在门外。只听父亲告诉母亲说，日本人要打来了，他要带部队到桂林打仗，今后也许顾不上家，要我母亲节省度日。说着父亲从身上掏出全部的十多元钱，给了母亲。接着他又告诫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好报效国家。这时，大哥培松突然想起早几天，在地摊买的一本《孙子兵法》，说要去拿来给父亲，也许打仗时有用。就在大哥转身去屋里拿书时，父亲摸摸我的头，什么都没说，就和勤务兵去追赶部队了……”
阚培荪用手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接着说：“这就是我们全家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从这之后，我们再也没听到父亲的消息。直到八个月后，父亲的勤务兵才在融安找到我们，告诉父亲已经为国捐躯了……”
说到这，阚培荪已是泣不成声。
阚维雍是个对部属关怀有佳的将领，桂林保卫战的最后关头，城防司令部的将领们早就自顾自跑路了。当时不少人也都劝他撤离，而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桂林城共存亡。
阚维雍共有三男一女，三儿培椿，1948年考入青岛海军学校，后到台湾，如今也已退休。小儿培桐，父亲殉国时他才三岁，他是从父亲留给他的识字本上认识父亲的。那识字本封面上写着“桐桐小书”几个字。第一页写着“中国人好，日本人坏”。因为在孩子眼里，世上的人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吕玲，一位酷爱绘画的烈士后人
吕玲是抗日烈士吕旃蒙将军唯一的女儿，多年从事国画创作。 2000年以来，她已先后在蚌埠、桂林、深圳、澳门举办个人画展，画展所得全部用于抗战史迹保护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2006年4月，吕玲携画作赴台湾，由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陆部副主任徐新生、中华四海同心会秘书长章正陪同，拜谒了台北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在现场她将自己精心创作的两幅国画《抗日英烈魂 展翅舞长空》《铁血桂林抗日寇 忠魂化作雄鹰飞》赠送给了圆山忠烈祠。
有幸认识吕玲是在2008年，当时笔者的几个报社朋友请我去参加一个策划会，到了才知道是吕旃蒙老家永州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想拍一部反映桂林保卫战的系列电视剧，报社的朋友知道本人对桂林保卫战有一定的研究，而且拍了不少反映这场战争的纪录片，所以就给他们推荐了我，当时吕玲女士也在场，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吕玲当时68岁，已从教师岗位退休多年。作为蚌埠市乃至安徽省有名的女画家，退休这些年她除了绘画，干得最多的便是搜集整理与父亲吕旃蒙有关的材料。她说，为了搜集到更多有关父亲的东西，有时那怕只是片言只语，她都会不辞劳苦地去寻找。30多年间她分别多次往返桂林、南宁、永州、重庆、铜梁、香港、台湾等地，搜集了上百万字有关桂林保卫战及父亲的资料。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凝聚了吕玲多年心血的书籍《我的父亲吕旃蒙》终于付梓出版了。
其实，关于父亲，在吕玲的记忆中只是个模糊的概念，毕竟吕将军殉国时，她才不到5岁。说起当年艰苦的日子，吕玲的眼泪禁不住就掉了下来：“桂林打仗了，我和母亲颠沛流落到了三江一带的侗族地区。不久，身上带的钱很快就花完了，为了生存，母亲只能靠给别人帮做点杂事和变卖东西维持生活。父亲牺牲后，我们母女俩的生活就更难了，当时我们母女俩仍跟着16集团军工读学校住在柳州鹧鸪江，工读学校二百多家属，有一半以上的丈夫都阵亡了，夜间常常听到孤儿寡母悲惨的哭声……。后来，虽然国民政府给我们这样的烈士家属发了些钱，但当时物价一天一个样，钱还未拿到手，就不值多少钱了。解放后，母亲在当地又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历次运动都受冲击。直到1984年，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4年4月4日，吕玲和母亲周成益女士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及桂林市有关部门邀请，第一次前往桂林为父亲扫墓，为此，吕玲精心创作了两幅国画。一幅《雄鹰展翅》，画面中，背景云海翻腾，朝阳四射，一只雄鹰伫立于苍老的松树之上，正欲展翅高飞，题诗曰：“黄埔高材生，抗日称英雄。功绩垂千古，盛世得正名。”画中的雄鹰分明是吕旃蒙的化身！另一幅《傲雪红梅》，纷飞的白雪，映衬着傲雪的红梅，笔直的枝干刺向苍穹，同样以五言绝句题写画意：“报国是军功，鏖战自从容。正气傲霜骨，忠魂化梅红。”
吕玲说，她之所以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怀念父亲，来写父亲，这之中除了作为女儿对父亲的爱之外，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永远珍惜今天幸福和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