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范纪曼：潜伏19年，曾任毛人凤上级，4次被捕均全身而退【一点资讯】
范纪曼
1949年4月11日，在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那时天色还不大亮。范纪曼才穿好衣服，就捂着肚子哎哎地叫起来。他说自己肚子痛得很，请求看守班长徐步青去弄点开水吃药。
只是别人刚走，他立刻就跑到厕所旁边，拿出平时犯人们放脸盆的板子，搭在看守所的竹篱笆墙上。第一次他一不小心，滑了下来，跌伤了面部。不等他缓过来，范纪曼就再搭起板子，迅速越过墙飞快地跑走了。
不见人影的范纪曼立刻就引起了看守人员的警惕。徐步青迅速找到上级去汇报，又四处找了找范纪曼，但是怎么样都找不到。这下他们终于确定，范纪曼偷跑了！
一群人跟着徐步青坐上了汽车，开始在晨光熹微的街上到处搜捕范纪曼。他们去了范纪曼的家，却没有找到任何人。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回到看守所。
就这样，一个四次被捕入狱的男人，就这样再一次地从死亡的阴影下逃出生天，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两次被捕入狱，他却从未感到害怕，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范纪曼，出生于1906年，是四川省梁山县马家场人，即今天的重庆市梁平区。他本名范贤才，曾化名范行、江汰洁。
1925年，他离开四川，前往武汉求学。范纪曼后来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所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
当时他与罗瑞卿等后来在国民党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人，成为同班同学。而这份学历，也给他未来的工作，带来不少便利之处。
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北伐战争爆发，范纪曼有幸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战场上的范纪曼不畏牺牲，甘于奉献。在汀泗桥战斗中，他更是光荣负伤。
伤愈后，他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退下来，却走上了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他回到四川老家，建立党的组织。
1929年，他奉上级命令，前往西南美专、重庆高中等学校从事学生运动。同一年秋天，他则出现在上海，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担任交通联络员。可以说，他一直辗转多地，只为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党的事业发光发热。
1930年，因为叛徒出卖，范纪曼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忍受三个多月，守口如瓶，不曾暴露一丝一毫的情报，最后有幸被朋友救出来。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入狱的经历。
范纪曼第一次被捕后，因为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最后他和女友决定前往北平寻找党组织。在这里，范纪曼通过一个女同学薛迅，重新和党联络上。
北平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告诉范纪曼，因为这几年党组织因为各种原因，被破坏得很厉害，因此无法审查他在上海的一切活动与工作，要他耐心等待上海转关系过来。
但是，他们同意范纪曼继续参与党的工作。范纪曼当下就同意了，但是他万万想不到，这一等，就等了许多年。
范纪曼虽然是军校出身，却是个文武双全之人。他成功考入北平大学，先后念了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还曾与戏剧系的同学一同参加了“左联”。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不少戏剧和诗歌，出版了诗歌集《汐之螺》。更不要说，范纪曼还侠胆义胆，愿意为同志四处奔走。
一天，范纪曼突然收到老乡曹策托人送来的消息。原来他被军阀逮捕了，正关在北平草岚子的胡同监狱，请范纪曼一定要来营救他。这曹策不仅是他同乡，还曾经是党在天津市的市委书记，是组织里的重要干部。这样的人，岂能不救？
范纪曼当下就通过各种手段，终于搭上一条线。他找到了黄埔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人正好是国民党部队某一内部秘密刊物的负责人，在北平颇有能量。范纪曼几次登门拜访陈恭澍，假称曹策是自己的亲戚，求他帮忙。可是对方虽然满口答应，却一直不见任何动静。
陈恭澍为数不多的画像
范纪曼几次探听陈恭澍的口吻，陈恭澍才终于松口，开出自己的条件，说要他救曹策可以，但是要范纪曼替他抄录一些美国公使的外文资料，翻译给他看。
这个任务对范纪曼来说，小菜一碟。他当下立即答应了。在接到美国公使的外文资料时，他才大吃一惊。原来，里面竟然讲的，都是国民党与日军的重要军事和外交情报。
他一边如约将翻译好的材料递交给陈恭澍，一边找到组织的成员，秘密将这些材料也传递给党。之后几次，范纪曼都是如此操作。而陈恭澍也如约帮忙，让曹策放出来了。
就这样子，国民党与日军的机密情报，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他窃走，他还成功地让曹策从险境中脱困。半年后，因为党中叛徒的原因，范纪曼再次被抓捕入狱。经过他的女友的多方奔走，最终他成功出狱。
他屡次被捕，却始终活跃各处，为党传递重要情报
出狱后，范纪曼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寻找各种机会，参加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外交招待会，尤其是一些与武官或军事有关的招待会。他后来与刘尊棋、刘逸樵搭上关系，更是利用自己在语言上的天赋，帮忙翻译了不少日文材料给他们。
为此，刘逸樵还特意给范纪曼准备了个工作室，印了工作名片，让他自称是来自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的记者。在这个工作室里，范纪曼就曾经立下一件大功劳！
那是1935年6月下旬，那时局势十分紧张。范纪曼此前就尤为重视一些日军军官的动向，由此发现，日军华北驻屯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匆匆来到北平，要与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见面。
何应钦
这就让范纪曼嗅出几分不对的味道。他立即将这件事报告给刘逸樵，并大胆猜测，此事肯定是与华北统治权有关。
果不其然，7月，梅津美治郎就与何应钦达成协议，让日本夺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8月，党中央就迅速反应过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痛斥何应钦卖国行为，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停止内战。
刘逸樵后来因为其他重要任务，不得不与范纪曼道别。而范纪曼失去刘逸樵的消息后，也因为战争的影响，和女友辗转去了上海。1937年以后，战局越发紧张，上海沦陷在即。为了安全，女友早就已经离开上海，只剩下范纪曼仍然留在此处。
孤军奋战的范纪曼，在上海多次冒死传递重要情报，每次都让日军遭受巨大的损失。为了更方便搜集情报，他还在上海开了一家妇女用品店，以作伪装。店铺对面就是华盛顿公寓，来往都是些外国人。
1941年9月，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上海更是人人自危。刘逸樵忽然来到范纪曼的店中，语气焦急，说日军正准备要到法租界查抄一座秘密电台。原来这座电台是与延安直接联系的，一旦落入敌手，势必导致前方的消息无法及时传递到后方。
敌人近在咫尺，仿佛下一刻就会破门而入。但范纪曼不畏艰难险阻，坐上小车，来到法租界。他及时地赶在日军破门而入之前，将电台装入纸箱和麻袋之中。
他更是在日本巡捕的眼皮底下，大大方方地将电台带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之后他又换上一部新车，接出电台人员，安全离开。
后来，为了找到新的电台安置地，范纪曼几番游走，最后在静安寺大华商场，租下店面，让人开文具店作掩护，暗地里在店中挖了地洞，继续用电台与党中央联系。
到了当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时局也越发糟糕。范纪曼和他的家人不得不搬到法租界朋友家中居住。而留在静安寺大华商场的电台，再一次陷入危机之中。
这一次却比上次更加危急。此刻电台所在地已经被日军占领，交通管制十分严格，再想借助小车来转移电台是绝无可能的。
最后范纪曼决定，与同伴将电台拆开，分别由两人携带。他们走出大华商场后，从静安寺路一路走至法租界边缘。那里有日军架设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铁丝网，还有不少日军在检查来往车辆。
范纪曼面临这样的情况，心中一下子紧张起来，面上却分毫不显，最终有惊无险地将电台安全运回家中。后来，他为了恢复电台，四处奔走，最终租到了一间大房子。这才让电台重新工作起来，上海的消息也可以继续传递到后方。
三进三出，他丝毫不惧，后来居然成了国防部少将专员
1943年底，为了方便搜集情报，范纪曼开了一家书屋。此时“老朋友”陈恭澍再度找上他，希望范纪曼可以帮他搜集日伪情报，为国民党工作。
这样天大的好事，范纪曼当即就汇报给上级。他按命令假意听从陈恭澍的命令，将搜集到的日伪情报递交给陈恭澍，又将这份资料连同国民党的情报一起传递给中国共产党。
不幸的是，电台工作人员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在案，而范纪曼与他们的来往也被查出，也一起抓到牢中。范纪曼的妻子在外设法联系陈恭澍，说范纪曼是为了他搜集日方情报，才被抓捕。因此，范纪曼反而被陈恭澍设法保释，救了出来。
1945年8月，范纪曼曾经接到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当时日军已经投降，国民党军还未驻扎进上海。但是党中有两个重要人物，却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一位是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还有一位就是地下党员李一鸣。而范纪曼的任务，就是要救下这两个人。
上海提篮桥监狱
从重重包围的大牢中救人，谈何容易！范纪曼与老同学兼中共秘密党员，商讨这一件事的时候，却突然有了灵感。
原来，这位老同学李时雨，正是国民党的干部。此刻他在上海，是为了国民党即将到任的管理人代行职权，而且提篮桥监狱的狱长沈冠三认识李时雨。他们俩人一合计，范纪曼何不化装成国民党的高官，到监狱逼沈冠三放人？
范纪曼立即就弄来了一套国民党少将军的官服，化装成刚从外地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李时雨为他开道，装作十分敬重的样子，领他到提篮桥监狱。
听说是“重庆来客”，沈冠三忙不迭地就出门迎接。范纪曼装作十分傲慢的模样，开口就是一顿训斥，痛骂沈冠三胡乱抓人，把他的人给带到监狱里来。
李时雨
沈冠三汗如雨下，不敢反驳。面对范纪曼的要求，他更是连连点头，生怕有一丝怠慢。可惜的是，监狱里只剩下了杨树田，李一鸣被日本人带走了。唯恐事情有变，范纪曼只能先带走杨树田。
就在他们安全离开后的第二天，国民党先遣部队到达上海，接管了提篮桥监狱。可以说，这步棋走得又惊又险，只要范纪曼一个不慎，就会面临失败。
1946年春，范纪曼从刘逸樵那接到上级的命令，让他想办法打入国民党内部，以便有机会获得重要情报。
范纪曼率先想要从“老朋友”陈恭澍处入手，可惜的是，陈恭澍虽然在上海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政治保卫局工作，却并无特别大的权力，也没有办法把范纪曼安排到军事机关。
眼看这件事情就要黄了，没有想到，身为国民党战区司令顾祝同驻上海办事处处长的张子羽，其秘密身份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功推荐范纪曼给陈诚。
此时的范纪曼改名为范行。他因为自己曾经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又加上他精通几门外语，得到对方的青睐。
更不要说张子羽杜撰的为国民党搜集情报的经历，直言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很快他就正式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工作则是专门针对国际情报。
在那里，范纪曼是吃香的喝辣的，穿着整洁的制服，出入高大宽敞的办公室。可是他的一颗心，却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半点向着国民党。在虎穴之中，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送已经暴露身份的张子羽逃出上海。
电视剧《风筝》
不过，这种事情，范纪曼已经做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他甚至还按着张子羽的嘱托，将张子羽的房子保全下来，解放后交还给了政府。
除此之外，为了实现全国解放，范纪曼在其中更是出了不少力。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三大决战，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中的重要情报，有不少重要情报，就是由范纪曼冒险传递给中国共产党。
甚至在上海新闻封锁之际，他敢于冒险，按着组织的要求，翻印了八十份毛主席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暗中分发各界重要人物，让充满生命力的红色涌入惨白的上海。
而蒋介石见大陆局势越发不妙，想要携黄金出逃台湾的消息，最早也是由范纪曼传递给中国共产党。他连蒋介石的具体后退路径，沿途兵力，军队武器设备等都一一摸清楚了，绘制了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军事地图”，这些情报都全部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陈恭澍甚至几次邀请范纪曼，同他一起去台湾，继续搞国际情报的工作。
范纪曼对此不予答复，只是一直拖着对方。只是还没有等待中国共产党最终胜利，厄运却先一步地找上范纪曼。由于叛徒的出卖，范纪曼被国民党怀疑。而那天，他恰好去见陈恭澍，几番申辩无果，最终被带到保密局严加看守，等待查清真相再说。
范纪曼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监狱，也不是第一次遭人审问。遇到刑讯，他刻意说出自己在黄埔军校上过学，出过国，接待不少重要外宾，担任过少将。他还特别说：“戴老板、毛人凤都很相信我，可是叶翔之这些狗东西却欺负老子。”
戴笠和毛人凤，在国民党中地位不低，更不要说范纪曼的经历，远不是这些看守小兵可以比的。他们更加不敢轻慢范纪曼，只能以礼相待。
只是这一次，幸运女神没有再一次地眷顾范纪曼，让他有惊无险地出狱。关押一个多月后，范纪曼意外得知自己的名字被画了圈，心中明白，估计明天就是自己的死期。
第二天凌晨四五点，他就佯装肚子疼，支开守卫。他拿着偷来的板子，搭在竹篱笆墙上偷跑出狱。偷跑的过程，他还摔伤了面部，满身是血。在只有朦胧微光的大街上，忍痛跑到地下党工作人员那，由组织里的人转移到安全位置。
就这样，范纪曼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安稳地迎来上海解放。在那之后，范纪曼又一次向组织申请恢复党籍，但是当时安排他工作的刘逸樵现在找不到，无法确认当时的情况。
现在的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等到找到刘逸樵，再恢复党籍，二是重新入党。范纪曼不肯同意，此事就再度拖延下来了。
在1984年12月30日，范纪曼正式恢复党籍，圆了自己心中一大夙愿。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这个奉献了一辈子的老革命，仍然不忘祖国，将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四千多册书刊，全部捐献给了上海戏剧学院，上千多张原版唱片，则全部捐赠给上海音乐学院。
“让这些书刊、唱片，在培育祖国新一代艺术人才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范纪曼对此，只简单地说了这样一句话。1990年12月6日，在度过了84个春秋后，这位英雄因病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