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微观理论研究 | 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Ty Solomon，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高级讲师；Brent J. Steele，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教授。
编译：罗洁（国政学人编译员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来源：Solomon, T., & Steele, B. J. (2017). Micro-mov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2), 267–291. https://doi.org/10.1177/1354066116634442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1年第10期，总第37期。
内容摘要
随着人们对缺乏深入分析“低层次”的宏大或结构性理论日渐不满，对实践、情感和日常等微观领域的研究不断增长。文章先给出最近“微观运动”逐渐受到关注和引发论辩的原因，并试图在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发展这一趋势。文章认为，过去15年对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的实证研究驱动学者们越来越多采用微观政治的立场和分析框架。情感、空间和时间这三个视角能够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微观政治视角，特别是在分析权力、身份和变化问题时。最后，文章以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为例，进一步阐述这些概念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文章导读
01
引言
国际关系中的哪一个或哪些层次应该成为理论、方法甚至是规范性的首要立足点——施动者还是结构？自从肯尼斯·沃尔兹批评第一和第二层次（个人和国家）无法把握世界政治最关键的动态变化以来，国际政治研究便主要关注宏大理论，回避次系统和次国家现象。近年来也有许多文章讨论宏大理论是否已经终结，并呼唤、鼓励对宏大理论的研究。但本文认为，宏大理论忽视了全球政治中绝大多数的实际生活，而无论有没有宏大理论，这些生活都在继续。因此，基于几个较为成熟的批判理论，最近的一些努力试图颠倒沃尔兹的三种意象（three images）。现在，许多人不再从第三层次的系统性压力俯视世界，而是探索全球政治的微观、日常和琐事的意义。文章认为，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微观转向，国际关系学术界才开始（重新）发现全球政治中的生活和人，并向这个为宏大理论所忽视的领域重新注入活力。
本文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是描述国际关系研究的微观转向。文章先给出了微观转向的原因，接着阐述微观政治在当代的三个议程：实践（practices）、情绪（emotions）和日常（everyday）。这些议程的重要分支都强调了一些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不包含在宏观理论之中，但却是宏观因素得以落地的通道。无论是外交行为中生产性权力的实践研究（Adler and Pouliot, 2011），还是探索个体情绪是如何成为集体的和政治性的（Hutchison and Bleiker, 2014），或是对全球政治中普通人日常运动的研究（Dufort, 2013; Hobson and Seabrooke, 2007; Sylvester, 2013a），都能重塑我们看待全球政治的方式。
描述微观运动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但建立可以推动国际关系微观转向的议题和分析框架才是本文的主要贡献。为此，文章提出了分析微观政治的三要素：情感（affect）、空间（space）和时间（time）。这三个要素相互联系，其中，情感与情绪相关，但强调的是更短暂的和流动的情绪；空间与情感密切相关，是社会生产的，不是空无一物或中性的，其中能够观察情感实践是如何与空间的生产相吻合，以及社会意义反过来如何塑造其中产生的身份。情感和空间又都和时间政治相关。文章试图通过两个相对较新的经验案例来进一步探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2011-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
在开始论述之前需要厘清概念。文章继续使用系统性（systemic）或宏大 （grand）理论这两个词来描述国际关系中的宏观路径（macro-approaches），这两个词有关联但不能完全互换。系统性理论是指用系统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的方法，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都是系统性理论；而宏大理论是在国际或全球结构层面，通过特定的理论假定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各个层次。
02
国际关系研究为何转向微观？
本文认为，下面三个原因推动了政治学向微观转变。首先是在经验研究表明国家间战争整体上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微观政治对全球政治中的暴力事件更为敏锐。微观政治使学者们能够关注国家间战争之外影响个人和团体的一系列过程，体现了注意力从战争（不常发生）转向暴力（普遍存在）的好处。其次是对2000年以来重大国际政治事件的回应，其中特别是9/11袭击、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对“新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中对身体、情绪和日常行为的关注。第三个原因是系统理论和宏大理论自身的缺陷。尽管宏大理论引导我们关注某些重要的特征或属性，但也可能将学者的注意力从政治的人性上引开。因为宏大理论可能将人类视为夹在某种重新定义和概念化的空间中的——世界国家（Wendt）、全球民主国家（Shaw）或世界政体（Boli and Thomas），使国际政治顺利运作的原子。正如Oliver Richmond 指出的，即使是善意的自由主义大理论家在处理和平建设的问题时，也只关注安全和制度，而不是促进公民的日常参与。相比之下，微观政治聚焦于特定的时空，试图发现个人和团体的能动性，而不是将人当成技术性的手段。微观政治既探讨构成无政府状态的体系过程、规范的形成和更深层次的身份塑造这些由建构主义定义的宏观术语，也关注权力产生的背景。因此，微观政治跨越了不同的范式、视角和方法，能够促进国际关系各流派的讨论和合作。
03
微观运动的研究对象：实践、情绪和日常
关注实践（practices）的学者批评传统理论，认为即使系统理论恰当地描述了系统对国家施加的压力，也没有充分说明这些压力是如何通过具体实践成为实际行为的。在这种批评之后，Bueger和Gadiner认为，实践研究的重点是行为者墨守成规，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具体生活情境。因此，实践研究倾向于引导国际关系研究远离系统性的框架，并转而关注压力是如何通过组成国家的个体产生的。
然而，大多数实践研究明显忽视了施动者的情绪（emotions），因此，近年来国际关系的情绪研究蓬勃发展。已有研究认为理性和情绪之间的经典二元对立不可持续，且情绪是施动者的行为动机、能动性和构成其社会存在的核心。Hutchison和Bleiker发现了情绪研究的宏观和微观路径的区别，并认为这种概念化过程围绕着情绪政治的关键问题——即个体情绪如何成为集体的和社会的。许多研究关注国家层面的情绪，也有一些说明了情绪在更微观层面的作用，例如9/11事件带来的羞耻感对美国精英、专家团体和公众的影响。这些微观分析在理论和经验上产生了对参与者日常生活关系的见解，也与更普遍的模式相联系。
正是这种对日常（daily life）的关注，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第三类微观转向。日常生活至少在两个关键的问题领域越来越受关注：战争和安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强调作为生活体验的战争以及弱者和精英的互动如何以塑造经济全球化。总而言之，对实践、情绪和日常的研究显示出人们摆脱现有宏大框架的愿望，而想通过生活的、表现的和体验的日常过程来看待抽象的全球系统和结构。
04
微观政治的分析框架：情感、空间和时间
这一部分将为国际关系中的微观分析提供一个框架，并以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为例说明框架的应用。
情感（affect）
情感研究可以补充情绪研究。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认知和情绪在大脑中不可区分。Bially Mattern认为，情绪不仅仅是大脑中的认知活动，更是一种身体感官体验，可以先于、超过认知，有时甚至和认知相反，导致我们可能会对一个有可能是错误的观念深信不疑。情感则是情绪中无意识的部分，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发生在人们意识产生之前，印象的形成和原初判断的发展也往往基于此。情感具有流动性，能够跨越个体并相互传染，从而形成一种集体结构，自身也在这种更广阔的情感循环中不断被建构。例如，Connolly利用情感的概念，对当代美国政治中基督教福音派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共鸣进行了微观政治分析，二者在缩小公共领域以及推动日常生活军事化等方面使人们集聚，选民在还未有意识进行判断之前便被吸引。在这个意义上，微观政治不断为宏观政治行动创造背景。
空间（space）
如果情感研究更关注政治中的具像化的体验和感官记录，那么对空间的研究就补充考虑了产生情感的场所。尽管国际关系长期在主权领土和地缘政治方面考察空间，但都只是在不变的无政府逻辑中，和社会生产的空间在概念上不一致。在全球化时代，固定领土和不变的主权空间、国内国外的划分以及国家是先于社会的容器等假定都不再站得住脚。在已有的跨空间研究的基础上，目前空间研究将社会空间作为通过具体经验建构施动者意义和价值的场所。Kohn认为，建筑和物理空间不仅仅是物质实体，还有助于创造共享的、具体的政治取向，由此塑造生活和工作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空间与情感紧密相连，情感也构筑了空间。Lefebvre将空间概念化成三个维度：“空间的实践”是指集中了特定活动的物质地点——工作、休闲地点等等；“空间的表现形式” 指的是空间如何在地图、示意图中被描绘；“再现性空间”则指空间在国家权力等方面具有的象征性意义。这种关系过程有助于将空间的物质性和它们作为象征性实践建构的产物结合起来，由此为情感浸润并被赋予意义。
时间（time）
时间是微观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用于探索生产个体和社会联系的时间结构和过程。Lefebvre指出，节律（rhythm）这一概念可以用来分析时间是如何与空间紧密联系的：节律是关于生活事件的重现和塑造过程，但不仅仅是重现，重复性行为里不可预见的细微差异会逐渐产生新的实践和理解。Hom（2010）研究了城镇广场上教堂对面的时钟对权威由教会转向世俗的作用——时钟从教会手中夺取标记时间的权利，城市时间的机械化计算使社会和商业活动合理化。
按照Deleuze和Guattari的说法，微观政治分析至少需要两个步骤：首先，要找出被宏观政治分析遗漏的东西，并说明为什么这个一直不在关注范围内的因素值得研究；其次，分析者需要找到构成微观政治的本体，划定被考察实体的范围（情感、空间和时间）。这样，微观政治分析能够产生不同于社会科学一般任务的价值：不是归纳和简化（parsimony），而是揭露抗争和风险的必然性。微观政治是空间、情感、身体和话语的紧密交织——身体在一个特定空间内的互动有助于产生超越个体情感的集体情感实践，形成的“情感循环”（circulation of affects）也会塑造个体。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纽约市规定没有许可禁止使用扩音器的情况下，发言者采取人肉麦克风策略，通过让身边的人重复他们的口号来增强情感，激发参与热情。情感、空间和时间的微观政治学也有助于为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和扩散提供新的见解。在这种跨国性的社会运动中，人们的情绪不仅仅是主观的，更是主体间的——在个人与人的互动中产生。因此，情感的主体间循环是更大的空间和话语组合的一部分，在区域效应中得以扩大。例如，开罗解放广场的集体运动是整个运动最显著的事件之一，广场上的运动给国内外群体都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感。对于参与这场运动的人来说，他们感觉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和满足感吸引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另外，聚集在有象征意义的、共同的空间能颠覆这些空间原有的权力压迫意义（如华尔街这一全球金融中心），形成一种网状结构，并促进情感的循环和传播。
译者评述
作为一篇理论构建的文章，本文最大的贡献是转变了理论研究的研究视角。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理论或宏大理论都是以国家为本体，仅仅探讨简化和抽象出的国际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既没有探讨结构压力导致个体行为转变的中间机制（集体行为也是由个体行为构成的，例如国家政策变化是由精英作出的），也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因此，本文在总结近年来已出现的微观转向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发展微观政治分析来弥补结构理论的缺陷。文章以个人为本体，从个体的实践、情绪和日常生活来观察微观政治，并将情感、时间和空间这三个维度作为分析国际微观政治的框架。
在方法上，文章将情感这一非理性因素引入国际关系分析，决定了文章是阐释性的而非解释性的，并不打算完成建立因果机制这一社会科学被赋予的使命。基于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外部因素经过个体感官传导，并为个体所过滤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这种研究方法确实有利于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例如权力。现有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只关注到了作为强制的权力（现实主义理论），规范的权力（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性权力（建构主义理论）[1]。国际关系的微观理论则关注到了生产型权力，即不可见的因素（在本文更多指情感）和个人之间如何间接地相互塑造。
然而，本文并没有止步于个体，而是通过研究个体来探索非理性因素的跨个体传播，并由此产生的集体行动。因此，特定的时空在此尤为重要，因其往往是跨个体传播得以发生的条件。无论是有象征意义的空间，还是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细微变化的日常行为，都有可能经由个体引发群体的情感共鸣。但是，正如文章提到的，这种微观理论只能解释运动的发生，而不能解释运动的不发生。毕竟，情感体验无处不在，那为何一些情感能够跨个体传播成为集体情感，而另一些情感则不能，这或许也是微观理论日后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Barnett, M., & Duvall, R. (2005).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1), 39-75.
词汇整理
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
常规common practice
具像化embodied
再现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
奥卡姆剃刀定律（即简单有效原理，如果对于同一现象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假说，我们应该选择比较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一种）law of parsimony
责编 | 肖龙 李源
排版 | 柴昕彤 黄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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