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玉人、刻纹玉版和玉龟「连载三」
1987年6月发掘的凌家滩遗址87M1墓葬，共出土了15件随葬品，其中玉器11件、石器1件、陶器3件。玉器中最重要的是3件呈站立姿态的玉人，此外还有璜、环、玦等。
87M1墓葬出土3件玉人10年后的1998年秋季，考古人员在凌家滩墓地西南区，发掘了一座编号98M29的墓葬。这座墓也出土了3件玉人。
98M29墓葬出土随葬品共86件，其中玉器52件，石器18件，陶器16件。大部分玉器玉质较差，在墓内损坏较多，有的呈粉状。种类除玉人外，有璜、璧、镯、环、玦、蝉、圭形器、珠、管和玉料等。
98M29墓葬不仅随葬玉器较多，有玉人，而且还有一件很特殊的玉鹰。它头部侧向，双翅展开，翅端为猪头形，身上有两个同心圆，两圆之间为八角星纹。眼睛为一个圆孔，翅端也对称分布圆孔。
凌家滩文化玉鹰，出土编号98M29∶6。高3.6、宽6.35、厚0.5厘米。
87M1、98M29两座墓的随葬玉人及玉鹰等，表明墓主人身份不同一般。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87M1墓主人可能是专职的巫师，玉人后背都有对穿孔，可缝缀在某种有机物（衣服）上，应该是作法的器具（法器）。98M29出土的玉鹰，奇特造型可能具有宗教寓意在内，这座墓的主人也是一位颇为富有的巫师。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尊贵富有的巫师，他们的玉人法器分别是什么样的。
先看87M1墓主人的3件玉人法器。
凌家滩文化玉人，出土编号87M1∶1。高9.6、宽2.2、厚1厘米。
87M1∶1玉人背面。背部两侧有对钻通孔。
凌家滩文化玉人，出土编号87M1∶2。高9.3、宽1.9、厚0.6厘米。
87M1∶2玉人背面。背上有对钻通孔。
凌家滩文化玉人，出土编号87M1∶3。高9.8、宽2、厚0.5厘米。
87M1∶3玉人背面。颈部有对钻通孔。
87M1墓主人的玉人法器都是双臂弯曲，十指伸开放置于胸前，似宗教仪式的礼节。
再看98M29墓主人的3件玉人法器。
凌家滩文化玉人，出土编号98M29∶14。高8.1、宽2.3、厚0.8厘米。
98M29∶14玉人背面。背部有对钻通孔。
凌家滩文化玉人，出土编号98M29∶15。高7.7、宽2.1、厚0.7厘米。
98M29∶15玉人背面。背部有对钻通孔。
凌家滩文化玉人，出土编号98M29∶16。高8.7、宽2.4、厚0.8厘米。
98M29∶16玉人背面。背部有对钻通孔。
98M29墓主人的这3件玉人，长相、穿戴、手臂贴胸的姿态都和87M1墓主人的玉人相似，不同的是都呈坐姿。所谓“坐姿”，实际上并不是坐着的姿态，而是屈膝的姿态，显示出玉人在宗教仪式中十分虔诚和恭敬的样子。
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巫师们，为什么要用玉人作为法器呢？答案在另外一件玉人的身上。
凌家滩98M29墓葬出土玉人5年后，辽宁朝阳牛河梁村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第16地点4号大墓，也出土了1件玉人，姿态与凌家滩的玉人很相似。
红山文化玉人。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4号墓出土。高18.5、宽4.5、厚2.4厘米。玉人为男性形像，头大脖子粗，斜肩细腰圆肚，双腿并拢，踮着脚站立，双臂弯曲十指平伸置于胸前。 脖子左右两侧及后面各钻有一个小孔，三个小孔呈三通状。
红山文化晚期的宗教类型是原生性宗教萨满教，红山文化玉器多为萨满（巫师）的法器，在考古学界已达成共识。这件红山文化玉人是部落先祖大萨满的造像，被作为后任萨满的法器，目的是借助先祖萨满的帮助，增强法力，使神灵尽快附体，沟通人神。
凌家滩玉人和红山玉人姿态相似的现象提示：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和南方的信仰中，存在着自发产生的有高度相似性的原生性宗教。
凌家滩玉人应该也是氏族聚落先祖巫师的造像，作为后世或后任巫师的法器，作用也是借助先祖神灵的力量，增强作法时的法力。
5000多年前的玉人，对凌家滩的巫师们来说是法器，但在我们今人眼里，它们就是远古先民生动写实的形象，向我们传达出新石器晚期，在中国南方、巢湖流域、一个重要的氏族聚落，那里人们的样貌、氏族中显贵人士的衣着打扮等诸多有意义的信息。
这些玉人长方“国”字形脸、浓眉大眼、蒜头鼻，呈现出蒙古人种脸型特征；
玉人头戴方格尖顶圆帽，帽后有不同披饰，反映出当时已具备编织技术。腰部饰有斜条纹腰带，显示着装中已有单独的裤子；
这些玉人双耳佩戴耳饰，每只手臂戴着5到8个之多的玉镯或玉环，有的还戴着项饰，饰品高档豪华；
有的玉人唇蓄八字胡，蓄须需要修饰，可能使用玉刀、骨刀，或者已有铜刀，个人形象很是讲究；
从这些玉人的面貌，已看不出丝毫的原始蒙昧，而是已经跨入文明门槛并且魅力四射的一派人文气象！
事实也是如此。1987年6月的考古发掘中，87M4号墓出土的刻纹玉版和玉龟，显示出凌家滩遗址更深和更高层次的文化内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