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文字服务经验的深刻总结——于光远《治学方法十六条》
2018年12月18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光远获“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智库建设40人”。
今天为大家推荐于光远的《治学方法十六条》。这篇文章中，于光远全面总结回顾了自己多年的高层文字经验和服务经历，文中总结提炼的科学治学方法和写作水平提升方法，是文友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指路明灯和警示箴言。
治学方法十六条
大概是在1958年，毛泽东讲《工作方法六十条》。他是一条一条地讲，不讲求什么逻辑，采取想到一条就加一条的办法。在六十条以前似乎先有四十条， 四十条以前似乎还有个十八条。我这次讲“治学和治学方法”，讲到最后就想学毛泽东，讲“治学方法十六条”，而且学毛泽东不断补充，将来增加到多少条现在我也不知道。
一、我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能够有效的工作的时间，今后决不浪费自己的时间，这一点要自己来把握。我觉得即使现在没有象过去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在那样的情况下时间即生命的损失是不可抗拒的）， 还是可能浪费自己的时间。这要自己下决心，并且学会一些本事，避免或者减少浪费。
“我决不浪费时间”这是尼采的话，我引尼采的这句话，就是我最怕人浪费我的时间。听报告，这报告的题目我很想听。从你报告的内容来说半小时就足够了，可是报告人讲了3小时，我坐在那里不听不行，听不出多少内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就不听。不听，我脑子开小差，做副业。
二、心中要有许许多多问号
我在一篇超短文中写到，“问号”在懒汉那里，只是迷茫，只是绊脚石；而在勤于思索的人那里，就如巴尔扎克所说，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我接着写道：“问号的形象，是钩子。有这种钩子，也就有可能钩到知识的答案。否则，即使几度进入知识宝库，也会空手而回。”完全由问题也可能写成好文，屈原的《天问》不就是吗?关于问号的形象是钩子，这是我的“伟大发现”， 这个发现帮助我能够比较生动地讲心中要有多一些问号，有可能“钩到”答案。到底问号为什么会写成这样，我并没有想去研究。可是因为我说过那样的话， 回来我就真的看到问号为什么写成这样子的小文章。这篇文章从西班牙的出版物中问句前面有问号、后面有问号说起（前后两个问号的做法，犹如普通引文前后都有引号相似。我1983年去过西班牙，在那里翻过西班牙的书，看到那时的情况还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西班牙的出版物是否变了。）讲问号的历史原来开始是用拉丁文写一个问号，questo，后来改用一个Q，漫漫这个Q就简化成现在问号的形象。“钩到的”这个比喻，我还进一步发挥，知识钩到之后，就可以挂到衣柜里去，分类挂起来，这个挂在这，这个挂在那，我穿西装，穿夹克衫，拿起来，知识用起来就方便了。这里我想说一句我过去说过的话“做研究学问的有心人”。这种有心人，就是对许多事情心里有问号的人，就是对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
三、当敬一事师、一理师
有一个人他告诉你一件事，使你增加了知识。或者一个人他对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使你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这样的人，我认为应该看作你的老师，老师不就是做了这种事情的人吗？我还认为应该象对待老师那样地敬重他。这样的人，可以称作“一字师”“一事师”。这样的人，他们做的事情虽然少，关系不固定，但是人数很多。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处的“师”乃“一事师”“一理师”。
四、学成于勤
韩愈有句名言：“业精于勤毁于惰”。他说的“业”是“专业”，我这里说的“业”是“事业”。我提倡做学问的人要勤快。我这个人，尽管有人对我有这种那种意见，但没有人讲我于光远懒惰。我可以举这样的例子：1991年我得了癌症，在接受外科手术全身麻醉醒来之后只有40小时，我就口授一篇短文， 请特别护理我的护士记录下来，在《服务科技》上发表。在手术后的化疗中我感染了肝炎，医生要求卧床，我口述我本人20岁前的长篇经历，也出了书。
我有八个字“无时不思，无日不写”。关于这八个字，我的《碎思录》中有一篇文章有下面一段话：“不是警句，更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习惯。人各有特点，我的特点就是思考和写作。我感到世界上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思考了总想留个记录，就去写。养成了这个习惯。自己体会到，这种思和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
我脑勤，不断想问题；眼勤，经常看书刊；笔勤，经常写；腿勤，经常出门。勤快就是投入劳动比较多。古希腊人认为劳动是野蛮的，有损于人的智力， 会使人兽化。我们的观点是劳动是光荣的，而且是一种愉快的活动——至少要使它成为一种愉快的活动。劳动中的艰苦一定要换来愉快，如果得不到愉快我是不干的。
五、学问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
过去学者很自豪的说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学问大。我把它改一下，说自己的学问有两种来源，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一个人坐着也可以做学问。书（广义的书包括电脑电视等）通常是坐着或者靠在椅子沙发上看，当然还有坐在车上、船上、飞机上看（现代人坐在交通工具里的时间很多）。我认识一位叫士光敏夫的知名企业家，20年前，那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飞机上，他对我讲，他跟日本年轻的企业家还能竞争，靠什么？靠两条，第一条是他在飞机上能工作；第二条是他下飞机后没有夜生活。
我在飞机上一直可以工作，可以看东西，写东西。1957年我到莫斯科去， 在飞机上，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国内的同事，我的字写得乱七八槽，同志们看了说，哎呀，这是“天书”，天上来的书信。
坐着看还有一个“马上”，长征路上毛泽东骑在马背上读书、吟诗、填词。
“马上”还有一个涵义是如厕即坐在马桶写东西看书，这倒是几乎天天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枕上”看书和刊物，也是我天天做到事，坐着不只是看书，还包括记笔记、写文章、开会、谈话等等，都可以增加学问。反正只要不离开当地就属于“坐出来”的范围。
“走出来”就是到外面去看。现在我只能做轮椅走了，“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去年走了二十多个城市，今年也会有几十个。我准备在“于光远网站” 拍卖《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影集，现在这样的照片大约二三百张。
六、与大人物进行学术讨论
大人物写的著作总有比较高的水平，甚至有社会的乃至历史的影响。挑选合适的题目来同他进行学术讨论可能是一个治学的可取的办法。1998年快过我83岁生日的时候，我出了一个主意，要和毛泽东进行学术讨论，就出自这个考虑。
我想同毛泽东讨论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也已经想好了，我想同他讨论关于《论持久战》中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写得最好的哲学著作，这本著作是毛泽东根据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 和自己作战的经验写成的，辩证法运用得很活。从实际效果来看，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对《论持久战》这篇文章又不是没有可以讨论之处。
七、治学也要现代化
我在这里讲的“要现代化”，还不是研究内容的现代化。我认为从整个学术界来说，研究的内容应该现代化，我有一个“社会研究课题的五层次说”，其中第一个层次就是研究我们的时代，使我们能够最充分适应我们的时代，这只是一个大的治学方针。现在我讲的是治学也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
1999年前，我听说许多朋友纷纷换笔、上网。我以年老迟钝为借口，自暴自弃，我是个“残废”，在食指和与食指相连的手背上，开过好多好多刀，这个手指就不能弯了，因此我就不能抓鼠标。
直到1999年7月，考虑到新世纪即将来临，才宣布“我要现代化了”。过了 一年我决心换笔，一只手抓住移动鼠标，另一只摁鼠标左侧和打键盘。直到现在我是这样用电脑写文章、写信，好几本书我就这样在电脑上“写出来了”。
2001年7月我生日那天，我开通“于光远网站”，对我的治学能起很好的作用。
八、让友人得知本人状况
我想做的工作很多，同时我又是个退下来的人，因此我的工作就要靠朋友们帮助。中国江湖上有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不过我本人已经87，父母早已去世，这话也就改成“在家靠老伴，工作靠朋友”。
我想要取得别人的帮助就要使别人知道我的工作状况，知道我都打算干什么，打算怎样干。我取得朋友们的帮助，也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是我去找，有一种是朋友们主动给我帮助。
九、每年出一个新花样
过去有几年我把一年提出几个新学科作为一种研究学问的目标也是研究学问的方法，为此我还给学科下了个定义，说一个学科就是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对某一个领域作出的系统研究。我把“提出”一个新学科——仅仅提出，不包括作进一步研究看作自己的研究成果。道理很简单要论证这门学科的成立本身就要花时间下工夫研究。尽管对这个新学科来说只是开了个头，用研究来开一个头，理所当然本身就是研究。
我是一个“发起家”。“发起家”者，本人对所发起的事并不自己去做， 如果一个人发起的自己一定要做他就发起不了很多的事，这个人也就算不了什么发起家了。这几年我又把一年出一个工作上的新花样作为我的治学方法。
十、掌握“思想开路、人才决定、组织保证、金钱后盾”的工作规律
前几年我有一个“发现”，是关于作成一件事通常必须遵守的规律，这规律我概括成四句话：思想开路、人才决定、组织保证、金钱后盾。
“思想开路”，说的是要求有好的工作思想、好的指导思想来开辟工作， 认为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才决定”，说的是要十分重视人才的决定性的作用。“组织保证”，说的是一切需要多人一起工作的事，都要做好组织工作。“金钱后盾”，说的是今天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
十一、俗事雅说
多年前戈扬主持《新观察》编务时，她的助手郑仲兵提出，在那个刊物上可以提倡发表“俗事雅说”和“雅事俗说”的文章。其实我常这么做。
我曾到南京的新华书店签名卖书，卖的书是两种，一种是《于光远短论集》。其中收入我从1977年到2001年写的短论，按时间编，四卷二百多万字。另一种是《吃喝玩—生活与经济》，那就是“俗事雅说”的作品。“吃喝玩乐”应该是俗得不能再俗的事情。我把这乐字去掉了，剩下“吃喝玩”三字也还是俗事。这本书，我特别加了一个副标题“生活与经济”，讲了我对关心人们的生活和获得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我在书中表示我主张应该把生活放在前头，经济放在后面。我是个经济学家，我说应该这么说才对。当然“吃喝玩”也是经济行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属于经济。我这里讲的经济，指的是人们讲的经济效益。我在这本书里就对有一个时期媒体上天天讲假日经济有了看法当然赚钱这件事我是不会反对的，我好歹是个经济学家。但是我认为你要为生活服务得好，你得到的经济效果一定会更好；你脑袋老想经济效益，却不着重为生活服务，那不行。
关于旅游，现在人们常常只讲旅游业，不着重讲旅游生活。什么叫旅游?旅游的定义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特点是异地性、休闲性和享乐性。旅游的心理是求知、求新、求美，求得一个美好的回忆。什么叫旅游业?旅游业是一种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经济事业，也是具有浓厚经济色彩的文化事业。这些都是我在这本书里“俗事雅说”的内容。在签名卖书时这本《吃喝玩》卖得很多就是因为它是“俗事雅说”。
十二、考虑选题的经济学
有一年我在山东东营，说：如果要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和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间选择其一，我宁肯多做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理由是对黄河三角洲研究的人比较少。研究容易受到重视。
最近我写了一篇《众口争说WTO》，稿子写好之后，《北京日报》向我约稿就给了他们（编辑部把文章的题目改成《英特纳雄内尔和全球化》我认为改得不错）。这表明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众口争说的产物，那就不是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选的题目。
总的来说，选题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写出来的文章一般要求及时刊出，看到的人比较多。“信息经济”就讲求争夺眼球。
从研究领域来说也有选择问题。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我当然要写。可是经济学家太多了，物以稀为贵，就是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也不少。而且叫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一定意义下就是还不那么著名，真著名了就用不着叫他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因此还是叫我教育学家让我高兴。
十三、研究成果不妨先写随笔发表
科学研究成果通常以议论的形式发表。在长期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论文已形成某种格式，要求确切地表述研究后作出的结论，写清楚自己的诸论点和它们的有力根据。论据的力量在于资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严格逻辑的要求。这在自然科学中更加重规。但是写成这样的论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觉得可以先写成随笔发表。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愿意这样做，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报原则也不登随笔，它不是论文，就没有论文的地位，也不享有论文的权利。你可以从早发表得到很大好处。
十四、不要瞧不起故纸堆
家里保存的乱七八槽的资料可以称之为故纸堆。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不要瞧不起故纸堆》的文章，因种种原因这篇文章至今没有拿出去发表，也没有收进我的集子。本身成了故纸堆里的东西，不过“不要瞧不起故纸堆”这句话我却记得很牢了。
说是故纸堆其实它们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我当时做的记录。1997年和1998年我见邓小平作的记录，就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在故纸堆里还有一种是我动过手、用过脑的、在纸上留下来的思想资料，其中包括我写的还没有发表的书稿或完整的文章稿子，也许不用花很多时间改改就可以拿出去发表。
故纸堆中还包括只写了半篇的、甚至只开了个头的文章草稿，包括当时只是为了备忘而写的几张纸。这些东西因为是经过我的手、眼、脑子的东西常常可以唤起过去的回忆，结合今天的情况，产生新的思想和写作的冲动，对我有用。
我还有一个这样的治学经验，那就是保存自己的半成品，以便有时利用这些半成品来制作成文章。我说的半成品不仅是还没发表的书稿或完整的文章稿子，也包括散页和片言只语。
十五、温故求新
中国有一句老话“温故知新”。这话我赞成，有一回我在上海，住在衡山宾馆。一天去嘉定开会。会后回衡山时有两个青年搭我坐的便车到市内。路上走的时间很长。一路上我给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最后车到衡山时，这两个青年要我写几个字作为临别赠言。我就写：“青年人梦想多。老年人故事多。老年人可以讲对青年人有益的故事。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了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
“温故知新”这句老话还是要，但是要发展，应该再加上一句“温故求新”。对“求新”这一点应该更积极更自觉，要努力去求。
十六、乐在创造中，乐在自由中
“我的劳动是自由生命的体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这句话表明他追求的是自由的创造的生活。罗曼罗兰说：“惟有创造才是快乐，但是没有自由又怎能创造呢?”我说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本质上是他人无法干预的完全自由的领域，但也有人不敢享用这个自由。因此首先克服这个领域内的自我禁锢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有了两部机器，一部是国家机器，另一部是经济机器。有了机器，就要有开机器的人。开机器的人就是“官”。我们需要有不少人去当官，但是共产党一定还要有不开机器的，即不是当官的人。这种人不是“官”，1982年，我从“官”的位子上退下来了，我不是再做开机器的人了。但我还是共产党人，我有推动社会前进的神圣责任。我要在群众当中，站在群众前面，和群众一起争取民主，争取群众自身的权利。我和那些“官”， 那些开国家机器、开经济机器的人分工。我们各做各的事，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共同为我们党的事业奋斗。
我这么说了，也就这么做了。时间过的真快。从1982年我退下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中，我做的工作，在工作中收到的成效，比以前我担任“官职”时多得多。我非常满意。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是因为我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自由度大，从事创作的空间也就大，在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的乐趣就多。当然我对之并不完全满意，甚至很不满意。
上面我写了治学方法十六条。的确没有什么逻辑性，内在的、外在的逻辑性都不讲求。而且这只是“我的治学方法”，我的治学方法有一些可能对别人有用，但是有不少恐怕只对我自己有用。
还有一些方法，如我常常把讲话和治学结合在一起，我一面讲一面思考， 让我的思想成为一匹脱缰的马到处跑。
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于光远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于光远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经济学，由于涉猎甚广，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中国率先发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也是较早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
于光远也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他曾参与起草了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所著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回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担任10年中顾委委员
除了学者，于光远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原中顾委委员。
1982年，中顾委在邓小平的倡议下成立，邓小平任主任。根据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顾委是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组织，使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年纪大的老干部退到中顾委。
1992年，党的十四大同意不再设立中顾委，这一机构从此成为历史。
党章曾规定，中顾委委员应具备的条件是“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
对于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以及10年的中顾委委员经历，于光远曾自述：“这些经历对随后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基本思想倾向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后来在党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简历
于光远 ，男，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1978年兼任马列所***任所长。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64年至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任所长。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