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梁启超在1901年就看透了
梁启超：“门户开放”？“门罗主义”？不过是一种“灭国新法”罢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章永乐。最近许多人都在看《觉醒年代》，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直接针对的是巴黎和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转给日本的这个决定，有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诉求。但人们不常注意到，这个消息，是梁启超从巴黎和会发回来的，并通过他领导的研究系媒体传播开来。那么，梁启超是怎么看待当时日本的对华野心呢？今天我们做个聚焦，谈谈梁启超和日本的“门罗主义”之间的关系。
所谓日式“门罗主义”，就是近代日本学了美国“门罗主义”之后搞出的山寨版。美国的“门罗主义”讲“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欧洲列强无权干涉，后来实质上变成“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日本跟着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实际的意图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干的事情，日本在亚洲也可以干，域外国家无权干涉。但它搞的修辞很高大上，团结黄种人对抗白种人啊，把西方殖民者赶出亚洲啊，等等。日式“门罗主义”话语一度对近代中国的很多人物产生深刻影响，但梁启超是其中觉醒得比较早的一个。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多重要呢？教员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曾经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做“学任”“子任”，他在1918年发起成立的社团也命名为“新民学会”。梁启超早年鼓吹学习意大利民族解放领袖马志尼的“少年意大利”思想，写了篇《少年中国说》，这个号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催生了一个鼎鼎大名的社团，叫做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同志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拿的就是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的资助，而教员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来说，梁启超是一个多么如雷贯耳的名字。
梁任公多年以来一直是媒体大V，非常敏锐，是很多思潮的引领者，粉丝无数，但是这些思潮往往是相反的。举个例子，在20世纪初写《新民说》的时候，梁启超还是以列国并立的欧洲作为文明的典范，他就说国家已经是人类最高的团体，如果破除国界，全球一统，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会消灭，人类文明因此会停滞不前，所以中国过去的“大一统”是坏的，窒息了中国文明的活力。
但是看到欧洲列强在一战之中相互厮杀相互毁灭，任公就转进了，他就说，国家不是人类最高的团体，国家之上还有天下，中国历史上富含建设超国家组织的经验，所以中国人可以对国际联盟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梁启超类似这样的“转身”还不少，一点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的老师康有为曾经批评他“流质易变”。
我们今天只讲梁启超思想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对“日本门罗主义”的态度。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和康有为流亡日本，在1912年回国之前，基本上都呆在日本。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遭遇“三国干涉还辽”，意识到自己力量较弱，同时又担心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所以一度致力于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并给了中国留学生很好的待遇。在世纪之交，中国有很多精英人物呆在日本，许多人受到日本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套话语很大的影响，但梁启超很快就完成了对它的免疫反应，这个速度，比孙中山先生要快得多。梁启超“转身”的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1898年康梁流亡日本之后，向日本政府求助，梁启超密切追随康有为左右。11月12日，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当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理论代表近卫笃麿公爵接见了康有为。近卫当时已经在大讲，黄种人和白种人终有一战，日本要保全中国，防止中国被欧洲列强瓜分，还要引导中国，让中国产生一起保全黄种人的默契。在见康有为的时候，近卫开场即提出：“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
不过，当康有为提出具体的求助要求的时候，近卫却非常谨慎，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后来，由于清政府施加压力，日本政府给了康有为一笔钱，让他去加拿大。但梁启超却在日本呆了下来。他发现，他可以凭借对于西学的日语翻译，迅速了解和吸收西学知识，于是长期滞留日本，到1912年才全面回国。
1898年刚到日本不久的梁启超对日本期待很高，也受到日本当时的“亚洲主义”话语很大影响，甚至在讲到中国的时候，也跟着日本说“支那”。当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创刊词里写了四条宗旨: “一、维持支那之清议, 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 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并呼吁“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我黄色种人欲图二十世纪亚洲自治之业者，当共赞之”。
《清议报》首期就讲：“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在不久后发表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中，梁启超说，日本和中国唇齿相依，是兄弟之国，一定要相互团结，才能够保护黄种人的独立，防止欧洲势力的的入侵。以后中日两国会形成“合邦”，所以一定要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0]这些文字，都具有强烈的日本“亚洲主义”的色彩。
然而，梁启超毕竟是个非常敏锐的媒体大V。他关注当时风云变幻的东亚局势，关注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和菲律宾人的反抗，关注南非的布尔战争，关注与帝国主义相关的理论讨论。《清议报》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讨论美国“门罗主义”解释的变迁。我在《此疆尔界》里探讨过，《清议报》是在汉语世界中传播“门罗主义”并推动“门罗主义”本土化的先驱。《清议报》编辑团队里的欧榘甲，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到“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再说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最后是“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给革命派的分省自立的思想，带来了“门罗主义”的话语支持，梁启超一度也支持欧榘甲的“分省自立”主张，把他们的老师康有为气得够呛。
我们今天不讲这部分，而是聚焦于梁启超对于日本“门罗主义”的思考。在1899年一年中，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评论的基调很快发生了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其《论中国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一文，在其中梁启超指出，日本人的“保亚洲独立主义”与“与欧洲均势主义”都存在很大的盲点，都是低估了中国的力量，没有能够看到到中国人种、地势、宗教均倾向于统一，光绪皇帝英明，民间自治力量发达，海外华侨为数众多，中国是具有自我保全的潜力的。日本如果和欧美列强分割中国，必然唇亡齿寒，即便从中国获得土地，也难以保全。
他还写了篇文章，叫做《保全支那》，在里面说：欧洲人日本人，动辄说保全中国，但我最不喜欢听这种话了。中国如果还需要依靠别人来保全，那么肯定就保全不了；中国如果靠自己就能保全，也就不需要依靠别人的力量。说保全中国，实际上是在侵害中国的自由；而中国如果期待别人保全自己，那就是放弃自己的自由。[1]在此，梁启超将其通过日文转译所了解到的欧洲自由学说运用到对日式“门罗主义”的分析上。
1900年中国遭遇八国联军入侵，濒临被瓜分的边缘。在《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中，梁启超评论了列强处置中国的几种可能的方法，一种是英法共治埃及的做法，他认为在中国会碰到列强相互争斗、无法协调的问题，并不可行；另外一种就是18世纪普、奥、俄三国瓜分波兰的做法，梁启超认为会遭遇中国民众的剧烈抵抗。
梁启超不仅从义和团运动看到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更密切关注菲律宾的反美革命与非洲德兰士瓦布尔人反抗英国的战争，这让梁启超相信，弱小民族的反抗具有一定的力量。至于未来的走向，梁启超对某些列强还是有一些幻想，他肯定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保全”中国土地与自主权的意义，并寄希望于美、日、英三国牵制其他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2]，从而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自主。
梁启超毕竟是梁启超，还是转进得快。1900年的《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对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仍有一厢情愿的想象，在1901年《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就再一次实现自我超越了，他指出即便是“门户开放”，也不过是一种“灭国新法”：“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全国而为殖民地。” 因此，不仅日本的“保存中国论”意味着对中国自由的限制和剥夺，连美国的“门户开放”是一种帝国主义手段。你看看，1901年梁启超就看明白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多专家学者其实还没想明白。
梁启超流亡日本，正值美国击败西班牙，将从其手中获得菲律宾之时。在日本“亚洲主义”的话语氛围中，梁启超将菲律宾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与亚洲的认同关联在一起。1902年，在《论美菲律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一文中，梁启超大赞菲律宾抗击西班牙与美国，认为菲律宾“实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兴民权之初祖也！” 菲律宾如果取胜，“可以为黄种人吐气，而使白种人落胆”。
梁启超特别强调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的外祖母是中国人，其部下也多华人，如果菲律宾独立，太平洋东岸，则有日本、菲律宾与中国相互提携，“合力以抵御欧势之东渐”。在这里他还是诉诸“黄白种争”的话语，体现出当时日本的知识氛围的影响。
然而梁启超并不接受日式“门罗主义”话语对日本在“黄白种争”中的盟主地位的强调。我们可以从其同年所作的《亚洲地理大势论》管窥其亚洲观。在该文中，梁启超将亚洲分为西伯利亚、支那、印度与伊兰四部，“支那”部包含了中国、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缅甸等国，“高等黄种人居之”，高于西伯利亚的“劣等黄人种”。而印度与伊兰，前者由高加索人种居之，后者由黄种人与高加索人种杂居。显然，在所谓“黄种人”的世界中，梁启超主张以中国而非日本作为中心。其同期所作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更明确宣布：“亚洲者，全地球之宗主也；中国者，亚洲之宗主也。”
1904年日俄战争是日本“黄白种争”话语爆发的重要时刻，并对中国国内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此时梁启超却写了一篇《朝鲜亡国史略》，表明他对日本的“黄白种争”话语保持一定距离。
1904年10月23日大隈重信在早稻田大学清韩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被称为“大隈主义”的演讲后，梁启超迅速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回应，称：“大隈之反对瓜分论而提出保全论也，盖自十年以前。以吾中国人所受言之，则被瓜分与被保全，其惨辱正相等，两者盖无择也。”梁启超的观点是，日本人无论讲瓜分中国还是保全中国，对中国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梁启超在这里重申的还是他在《保全支那》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对大隈的“保全中国”论述表示不认同，但他突然话锋一转，认为大隈关于中国不可瓜分的道理，值得重视。而这正是从他所不认同的大隈的“保全论”中，打捞出他认为尚有价值的部分，第一是中国不可瓜分，第二是一个国家灭亡主要是因为内因而非外因，梁启超认为两点可以促进中国人的自我反思。对大隈重信讲排斥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强调中日两国同种同师，梁启超说，晚近日本的风气是不屑于和中国为伍，大隈不忘本，“犹磊落一男子也”。
因此，在短短几年之中，梁启超完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面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述，梁启超同意其强调“同文同种”的历史联系部分，但他强调是中国而非日本曾扮演“亚洲之宗主”的角色；同意中日两国在当下有必要相互扶持抵御欧美列强，但是反对日本“门罗主义”论者面对中国与朝鲜的“东亚盟主”姿态，反对日本的“保全支那”论，主张中国通过自立自强而实现自我保存。
梁启超也实现了另一个认识转变：从寄望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来保全中国，到认识到“门户开放”也不过是一种“灭国新法”。在接下来的东亚国际形势变迁的背景下，当许多人试图以美国的“门户开放” 来制约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的时候，梁启超对二者都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当然，他和日本的官方和民间还是保持了联系的渠道，这些渠道在他参与护国运动、平定张勋复辟和担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的时候发挥了作用。
梁启超这么早就看清日本“门罗主义”的意图和本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孙中山先生。孙先生长期以日本为基地进行反满革命，后来又以日本为基地反对袁世凯，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到很多日本“亚洲主义”话语的影响。
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先生发现日本支持的是段祺瑞，而不是他，于是逐渐将日本和段祺瑞政府放在一起批评，在日本的压力下，孙先生一度寻求跟德国结盟，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又寻求跟苏俄结盟，最后在1924年产生了和日本非常不同的“亚洲主义”论述，认为“亚洲主义”的关键是要讲亚洲的王道，而不是西方的霸道，这样人种是不是黄种人，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对梁启超来说，这个认识问题，他很早就已经解决了。那么，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中亲日还是亲美，就变成了一个基于利益计算的策略问题，而不是信念、感情乃至身份认同问题。
[0] “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珍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焉。故日本之志士，当以学汉文汉语为第一义，支那之志士，亦当以学和文和语为第一义。”
[1] “欧人日本人，动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闻此言。支那而须他人之保全也，则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则必不借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谓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谓放弃自由。”
[2] “…英国为世界文明先进第一之国，日本为我东方兄弟唇齿相依之交，其待中国之心，亦与美国略同，美国肯力任其难，英日必联袂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