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实业开拓者——周学熙

■ 张金喜

周学熙是北洋实业的巨子。他和张謇同被誉为近代中国实业的先驱，世称“南张北周”。周学熙一生创办了很多企业，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仕途得意 实业巨子

周学熙字缉之，60岁后取号止庵，安徽建德县人。1866年（清同治五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是两江总督周馥的四子。周学熙未满周岁时，

因母疾失乳，致使他年少体弱，营养不佳，但他聪颖好学，喜爱数学、地理等科目，1895年考中举人。他本想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但没想到，到北京会试屡次落第。他在北京候试期间，听了当时著名学者李尊客、邵班卿等讲学，受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他考虑再三，决定放弃科举道路，出资捐了一个候补道。1896年，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派周学熙为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售煤处主任，1898年升为开平矿务局的会办，次年又升为总办。这是周学熙接触到新式工矿企业的开始。为兴办北洋实业，1903年3月，周学熙到日本考察。周学熙在日本逗留三个月，认真观察，用心思考，得到深刻印象。周学熙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日益强盛，不外乎致力于“练兵、兴学、制造”三件事。中国要富强，也必须从军事、教育、经济三方面效法日本所走的道路，周学熙在考察中初步有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回国后，他被委派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所谓“北洋实业”，就是以这个工艺总局为中心而兴起的。周学熙担任工艺总局总办期间，在仕途上也节节上升。他由候补道升为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 ；在民国初年，两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为谋取国家的财政好转，提出和实施整理田赋、整顿盐产、清理官产、倡行烟酒公卖和“公平”的纳税原则，使国库得以充裕。因而又被人们誉为“北洋实业之导师，民国财政之权威”。

作为实业家的周学熙，从1898年参与管理开平矿务局的会办到1924年，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周学熙为代表的新兴实业资本集团，包括金融、煤矿、纺织等20多个近代企业，资本总额高达4000多万元。

周学熙创业的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父亲周馥的政治地位和各种社会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周学熙当时所处的时代。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慈禧太后和八国联军订立了屈辱条约，为保住岌岌可危的政权，不得不颁诏变法，在1901年以后的五年间，推行一些“新政”。袁世凯秉承清廷意旨兴办工业，他所委托、依靠的人主要是周学熙。周学熙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北洋实业的巨子。

兴办实业 锐意经营

1.创办启新洋灰公司

1906年，周学熙开始创办启新洋灰公司。

启新洋灰公司创立后，周学熙锐意经营。为了使企业尽快发展，他将陈旧落后的机器有计划地进行更新，这样，由原来每年生产水泥18万桶，跃增为24万桶。在此基础上，周学熙审时度势，看准市场对水泥的急度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设新厂。1910年又从丹麦订购窑磨、锅炉、蒸汽发电机等，每年可增产43万桶，作为乙厂，原厂称甲厂。1921年，周学熙将企业再次扩充，添购新式窑磨和新增厂房，每年可增产水泥86万桶，分别称为丙厂和丁厂。之后，仍不断更新设备，改进工艺，把原有机修厂扩建为启新机器厂，并增建电气炼钢厂，进一步制造出全套水泥机器。不久，周学熙又收购了与他竞争的湖北水泥厂。1923年以前，启新的水泥垄断了中国市场，盈利极丰，股东很快从红利中收回了股本，启新本身的积累也极为可观。后来，刘鸿生在上海创办华商水泥厂，姚锡舟在南京创办中国水泥厂，与启新呈三雄鼎立之势。不久，日本水泥也在中国市场扩大倾销，启新虽遭遇了竞争对手，但由于资本雄厚、技术过硬、生产得法，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据统计，仅从1906年11月创办启新开始到1912年年底的六年间，共盈利158.92万余元，成了当时名闻遐迩的大型现代化民族工商企业。

2.创办开滦煤矿

开滦煤矿是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的合称。周学熙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以后，又创办了滦州矿务局，经过一段曲折的斗争，滦州矿与开平矿由联合而合并。滦矿和启新一样，是周学熙一生事业的基础。

开平煤矿成立于1879年，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为给北洋海军提供煤炭做燃料奏请清廷开办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京津，矿务局工程师胡华（即后来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诱骗矿务局督办张翼，借口为使开平矿不被联军强占，将开平矿卖给英国人墨林，并许张翼为终身督办。张翼利令智昏，欣然应允，亲自在“移交约”和副约等三个文件上签字，遂将开平矿全部主权断送。事实上这是胡华和墨林设下的骗局。矿权移交后，不仅旧债没有清偿，新股也未实收，答应张翼的好处也只是一句空话。1902年，矿务局的中国员工在局前悬挂龙旗，英国人认为不能在英国产业上挂中国旗，凶悍地将龙旗扯下。英国公使还为此事提出抗议，英国领事将“三约”文件抄送清政府。张翼见势不妙，当即隐藏起来。此时，群情大哗，要求政府揭穿骗局，并收回矿权，掀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

1905年，清政府向英国法庭起诉。英国政府对于开平煤矿不肯轻易放弃，伦敦上诉法庭的判词当然偏向英国人墨林，收回开平矿权之事遂以失败而告终。

周学熙作为前开平矿务局的总办，目睹并参与了收回开平矿的调查和斗争，对不能收回开平矿并不甘心。他决定开一个新矿来包围、挤垮开平矿，这就是后来的“以滦制开”计划。1906年，周学熙积极筹备滦州矿务有限公司，1907年正式成立。滦矿开工后，由于矿苗旺盛，虽用土法开采，也出煤甚丰，而且成本很低，销路很好。次年，周学熙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扩大煤区，开设新矿。各支矿之间均设有铁路、电话与总矿联系，同时不怕花巨款从法国购买开采机，积极钻探新井。经过努力，终于打开了滦矿的局面，对开平矿形成了威胁。

周学熙开办滦矿自然遭到英国人的反对，致使周学熙在滦矿以后的几十年生涯里走过一条不平坦的路。周学熙苦心孤诣，费尽心机，但其“以滦制开”的设想无法实现，无情地为“以开合滦”的现实所取代。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以军管名义，将开滦攫为己有，疯狂地掠夺我国资源。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官僚又染指开滦。直到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开滦煤矿才真正为中国人民所有，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3.创办华新纺织公司

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是华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先驱和推动者。有了华新，华北其他纺织厂才逐步发展起来。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年，帝国主义自顾不暇，对中国的侵略暂时放松，洋货进口锐减。当时我国东南各省，尤其是上海，原来已开办的纺织厂生意兴隆，盈利倍增。周学熙看到纺织业大有可为，计划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并准备在天津、青岛、唐山等地设厂。不久，周学熙首先筹建天津厂，并担任总理。因无锡人杨味云为纱厂世家，有丰富的办厂经验，故请他任协理，共同主持。纱厂开工后，最初采取“包工缴办”法，每件纱规定工缴费用。当时在棉贱纱贵的情况下，开工以后，很快得到丰厚盈利。1919年一年就获利高达140万元，而总资本不过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年底四年间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天津华新厂很快成为殷实的大企业。

天津华新厂有了巨额盈余积累后，1916年，周学熙在青岛又筹建第二厂。在周学熙筹办华新二厂时，青岛还没有纱厂。因欧战关系，周学熙向德国和美国订购的机器迟迟未到，而日商纱厂纷纷开设。日商内外棉纱厂是青岛的第一个纱厂，接着，四方的大康、隆兴两纱厂，沧口的公大、富士、宝来三纱厂相继开设，到华新二厂开工时，青岛除了华新以外，全部纱厂都是日本人所办。周学熙面对日商包围之势，为战胜劲敌，尽心竭力，不断革新，华新二厂业务蒸蒸日上。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已发展为纺织印染全能厂，日本人曾几次进行威逼利诱，阴谋染指，均未得逞。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周学熙在建设华新青岛厂的同时，在河北唐山筹办第三厂，在河南卫辉（汲县）筹备第四厂。

周学熙在创办纱厂过程中注意培养技术人员，设棉业传习所，分纺织、植棉两种。植棉系毕业生一般分配到各植棉场，纺织系毕业生多派充华新技术干部。同时，注意改良棉种，设胶县植棉场，进行棉种试验，培养优良品种。为扩大原棉生产，还成立长芦棉垦局，自兼督办，计划利用废盐场开河蓄水，筑堤防潮，准备大规模植棉等，这一宏伟计划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无疑为周学熙创办纱厂起到积极作用。

周学熙除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及华新纺织公司外，还创办了其他在当时较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其中包括他主持的直隶工艺总局，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实业总汇处等实业，无论从奠立北洋实业的基础方面，还是从他个人积累办实业的经验方面来看，都是十分重要的。

4.主持开办直隶工艺总局

1903年9月，周学熙主持开办直隶工艺总局，业务范围广泛，周学熙标榜直隶工艺总局为“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为宗旨”，除管辖附属津埠各官办学堂、工厂外，凡本省各属之兴工学皆有提倡保护之责。他还行文各府州县厅，要各地也成立工艺局。由于周学熙全力以赴，在较短时间内就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周学熙鉴于当时官场腐败，首先抓人事工作，他的原则是量才用人和绳之以《局规》。他借鉴日本的商规，想把“所有官场习气一概摒除，所用之人也照生意规矩，须一人得一人之用，不得瞻徇情面以致人浮于事”。开办时，全局在职人员只有23人，“薪水以酌量才干及办事多少为准，每月按定数发给，不得挪移挂借分文，至应酬一切不准开支，以重公办”。他还规定《局规》5章46条，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扼定宗旨，尚勤、尚实、尚公、尚廉，各秉血忱，拔除旧习，坚忍持久，以期经达上项之目的”（《北洋公牍类纂》，下同）。他的用人原则在当时腐败的风气中是否能够做到，固是问题，但于此可以看到周学熙对革除时弊的用心，这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要素。

工艺总局的业务种类繁多。创办的计有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即考工厂）、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劝业会场、北京第一小学堂工场及第二小学堂工场。附设的，计有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招考工业、招考仿制物品小彩票工业售品所及销售处、津益拍卖处。劝工陈列所和实习工场每年各开一次劝工展览会和纵览会。工艺总局的业务种类如此繁多，而就其性质归纳起来不外三项：一是兴办学堂。有名的高等工业学堂原为工艺学堂，教学内容特别注重理化与机器制造。工艺学堂的实习工场除供学生试验制造外，还招收学徒从事生产制造。1905年，周学熙的夫人刘氏还帮助他设立了妇女工厂、慈幼所、蒙养所、幼稚园、女医学堂等。二是办工厂。著名的考工厂于1904年建立，1906年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周学熙在筹办考工厂时，“均采日本成法”，同时又“参以本省现情”，除购置本省、外省和外洋常用、稀用的各种物品陈列起来，供人参观，以开风气外，还附设工业售品所，出售工艺总局所属各工厂的产品。他为鼓励绅商投资工业，成立了工商演说会，每月举行演说两次，“以增益其见闻”。又设工商研究所，研究有关技能，“以开拓其知识”。他为激励工厂提高产品质量，定立了考工制度，其办法是“或给金银牌，或禀准专利，以资提倡”。他又投资开办造纸工厂，作为示范；又以官督商办形式创办劝业铁工厂和以官助商办形式开办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等。三是推动各地“大兴工艺”。周学熙“委派劝工员赴各地考察情况，开会演说，其风气未开者，多方利导，其成本未裕者，酌助赀财”。但是，事实上周学熙的这个在全省大兴工艺的举措并没有按计划完全实现。当时外洋商品侵入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具有悠久历史的高阳土布虽得到工艺总局的扶助，也渐为洋布所淘汰。有些地区办了一些小工厂，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关闭。尽管这样，直隶工艺总局的各项业务，在周学熙的主持下，对北洋实业的兴起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5.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

190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诏令周学熙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当时慈禧太后认为井水有苦味，同时北京常有火灾，也需要水源救火，军机大臣袁世凯就奏荐周学熙办理此事。周学熙派工程人员勘探，查到京东北孙河水源纯洁，可以使用。周学熙组建公司，招股300万元，每10股送红股1股，由政府保息3年，认股者颇为踊跃。为引北孙河水入京，在东直门建厂设水塔，敷设大小钢管370余里，各街道设水龙头320余个，安装水表，按用水量收费。在自来水未出现前，京师居民都购买井水饮用，售水者均为山东人。现在改用自来水，势必引起售水者的激烈反对。为了安置他们，由他们改售自来水，颇受居民欢迎。但是一般达官贵人无视公司利益，不装水表，同时居民中偷水的人越来越多，以致公司连遭亏损，股票到期也无力付息。这是清末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周学熙认为这是自己事业中最失败的一件。

6.创办中国实业银行

中国实业银行是周学熙在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时建议创办的。周学熙创办的企业很多，各自独立核算，往往甲企业将多余资金存入银行，而乙企业资金短缺，又要向银行贷款。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很大，本财团系统的企业在一存一贷之间，往往使银行获得为数可观的利息差额。周学熙为使利益不外溢，很早就想自己设立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最初名为民国实业银行，作为官商合办企业，派钱水铭（新云）、李士伟、巢凤岗等为筹备委员，原议资本2000万元，由中国银行拨1000万元，商股主要向盐商筹集。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职务后，实业银行筹备工作一度停顿。1919年4月，财政部重行开办实业银行，以熊希龄为总董、周学熙为总理、李士伟为协理，收足股本350万元，即行开业。总行设在天津，同时又设立了天津分行，由卓香仙任经理，又陆续在北京、济南、上海三地设立分行，后来为照顾华新纺织公司的四个工厂，又在秦皇岛、青岛、唐山和新乡设立了支行或办事处。银行附设永宁保险公司，承办水火保险，并开办有奖储蓄，以吸收游资 ；附设货栈，办理仓库抵押。周学熙创办银行，原想主要为其企业服务，同时也可吸收开平煤矿大量存款，可是开办不久，即成为一般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开办时，经营顺利，每年均有很多盈余。不久，内部人事发生矛盾，特别是天津分行与总行的矛盾最为突出，周学熙由于人事纠纷无法解决，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自己的意图不能实现，终于辞去了总理职务，改任名誉总理，由龚心湛继任总理。周学熙退居幕后，在行内仍控制一定权力。中国实业银行几经周折，最后也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吞噬。周学熙在辞去中国实业银行总理之后，另行创办华新银行，资本100万元，由他的企业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华新纺织等公司投资。设总行于天津，设分行于上海，由安徽人柳廉玉、叶文樵先后任经理，主要业务是为华新纺织公司四个厂调剂金融。后来因各地军阀对银行摊派勒索，不胜负担，遂把华新银行结束，另组久安信托公司，资本40万元。不久将启新等股份撤出，缩小经营范围，专为青岛华新纱厂资金周转服务。

7.成立实业总汇处

1924年2月，周学熙建议成立实业总汇处，作为与他有关的各个企业的协调、管理的机构。这个处由周学熙直接领导的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华新津、青、唐、卫四个纱厂和他的儿子周叔迦管理的机器制造厂普育公司联合组成，分设机要、稽核、统计各科，作为各公司的“筹划及考核”的机构，具有类似康采恩式的联合企业的总管理处性质。他在建议成立这个组织时说是由于他年事已高，精力不够，无力管理各个企业，也由于时局多艰，应付不易，各企业须相互照顾，共商良策。实际上是各企业之间为争夺权益，矛盾重重，周学熙想借此起平衡作用，以利于控制。实业总管理处的章程虽规定“本处义务只居于筹划及考核地位，其执行之权仍属于各公司的领袖人各负责任”，但同时又规定，实业总汇处设有讨论会和审查会，讨论“公司事业之进行办法”，审查“公司款项之出入情形”；在人事安排上也规定“各厂、所正副经理、协理及监理、股长更调，将由总经理咨商理事长酌定”。周学熙是理事长，就掌握了人事、财务的大权。这种办法自然不为各企业的股东所接受，所以对管理处只是阳奉阴违，因循敷衍。管理处徒拥虚名，无所作为。周学熙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搞了一年，就称病辞职。各股东为维持周学熙的利益，在总汇处结束后，另组成实业协会，由周学熙任会长，王锡彤和李士伟任副会长。两年后这个协会又改组为实业学会，变团体企业总枢纽的组织为空论研究的学会。周学熙自知已无可作为，又由于身体多病，从此引退。他虽引退，北洋实业一时并没有衰落，只是后来在国民党官僚资本掠夺下才日趋消亡。这说明，就像周学熙这样的大财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也是无法发展的。只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华新纺织等大企业才得到真正的迅速发展。

鞠躬尽瘁 名垂青史

周学熙一生创办了许多企业，从清末提倡“新政”，洋务派兴办实业以来，周学熙成绩卓著。周学熙创办的企业，以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及华新纺织有限公司三个企业最为著名，既是周氏家族产业的核心，也是周氏创业全盛时期的标志。周学熙主持、创办的直隶工艺总局、京师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实业总汇处在当时也是较为有影响的企业。此外，周学熙还创办了银元局、滦州矿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普育机器厂等20多个近代企业。1927年1月，周学熙因病不再过问北洋实业的事务，多数是由他的子侄亲人继承，如其子周志俊、侄周叔弢都能发扬他的事业，不仅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周学熙在北京病逝。

周学熙一生创办了许多企业，但他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他晚年检阅自己编记的年谱时，曾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心情：

“少日一心三不朽，毕生十事九成空。

诗书莫继先人业，惠泽难伸慈母衷。

病茸吟看诗有崇，狂疏世态酒无功。

今看雪上鸿泥迹，历历分明只梦中。”

周学熙说自己“六十岁后，一切卸去不问”。他恐身后有人对他误解或溢美，还自撰“墓志铭”。文曰：

“居士性拙，无他长，唯持躬涉世，一矢以诚。生不作欺人之语，死不受谀墓之文，故自为此志，以记实云。铭曰 ：忧患如山兮其甘如饴，与世落落兮惟天不欺。生无所恋兮死也何悲？今而后还太虚兮浩浩乎与天地无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