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往北京大学听文化议题的讲座。讲课的有不少当时的前沿学者。那时有一股文化热,但谁知道什么是文化呢?反正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听讲座还是有收获的,我记住了《周易》里的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还弄懂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黑格尔的“异化”,还有一个是康德的“道德律”。未必有特别精深的理解,但起码不致太陌生。那次在北京大学还有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一件是傍晚散步时遇见卜丽萍。她是我在淮阴师专时的同学,她学的是英语,我学的是中文,在校时只是面熟,没有交往。毕业后她分在淮阴中学,我分在清江四中,我常去淮阴中学找人或者办事,渐渐地也就打起招呼来。让人意外的是她跟我同时在85年考取研究生,她上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我上河南大学哲学专业。那天我在淮阴中学北校区宋磊家出来,正好遇上卜丽萍赶往汽车站去北京,那时清江市还不通火车,得先坐汽车往南京或者徐州转车。我见她带的东西太多,就用自行车帮她驮行李并送她往车站,我推车,她徒步,趱行。汽车站在淮海北路,我们先过北门桥,再沿着运河北岸一路向东,从水门桥拐弯往北,看见清江商场对面新盖的七层邮电大厦,觉得很壮观,人在自己建成的高大建筑面前显得很渺小。路上我们讲了些研究生备考和考场上的事,她跟我一样,前一年考过,名落孙山,落榜的原因是第二外语日语的分数太低,第二年她将第二外语改作法语,成绩就上去了。她两次都考北大,有那种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气概。到车站我跟她就此别过,未免有“君向潇湘我向秦”的感叹。未曾想在燕园邂逅。攀谈起来,一番欷歔感慨是免不了的。她还执意请我在第二天晚上一起用餐。我没有理由拒绝,准时赴约,地点在离北大西门不远处的一家西餐厅。她还带上一个作陪的女孩,是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本科生,也是清江市考来的,我问女孩什么是考古,女孩说考古就是从散落于各处的古代遗存中寻找古代社会的生活面貌。她的话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用餐时卜丽萍讲到不久她要往英国留学一段时间。那顿饭我吃了牛排、三明治和罗宋汤,记得罗宋汤酸味颇大,可能番茄放多了。那顿饭以后,我再未见过卜丽萍。前些时我回母校淮阴师专,校园不复旧时模样,且校名改作淮阴师院。我见到校史展览馆的杰出校友栏里,有卜丽萍的照片,在特别显眼的位置,仔细阅读照片的说明,才知卜丽萍已定居美国,是密歇根州阿尔玛大学的终生教授。
另一件是关于义利面包的事。虽然只有一个星期的讲座,我们还是被安排住在校园里。博雅塔巍峨耸峙,未名湖风光迤逦。宿舍里住了四个人,除了我,还有两个上海人,都是闵行区教师进修学院的老师,一个四川人,复姓尉迟,是成都文联的干部。两个上海人相互之间讲吴侬软语,我虽是江苏人,但属北方方言片区,听起来不很顺畅,而他们讲普通话有点费劲,有时还期期艾艾起来。他们常常用录音机放苏州评弹,余音绕梁,我跟他们一样沉醉,算是共鸣,却很少语言交流。我跟四川的尉迟倒颇多话题。他是诗人,那时朦胧诗方兴未艾,他自言自语时常常背诵北岛、舒婷的诗,我是乐意在他方言浓重的语调中体味诗句所创造的意境的。有一天他半夜才回来,洗漱时慑手慑足,怕弄出声响,两个上海人已进入梦乡,我还醒着。他住上铺,我住下铺,我听见他向铺上爬的时候扑通一声摔在地下,我赶忙起来将他扶起,两名上海人也醒了,问他摔得如何,他整饬了一下说腿上破了点皮,没有伤着筋骨。第二天我悄悄问他,可是昨晚校园中遇见红颜知己,相携入海棠花深处坐谈至夜深?他断然否认,且坦然说出原委。讲话时喜形于色。原来那一期《诗刊》发表了一首他写的赞美府南河夜色的诗,府南河就是锦江,被尊为成都的母亲河。杜甫有“锦江春色逐人来“的诗句,尉迟的诗未必能跟杜甫的诗一较高下,但能在《诗刊》发表,也必定是上乘之作。他那天晚上就是因为发表那首诗而往编辑家中致谢去的。我问他带礼物去没有?他说带了,带了八块很大的义利面包。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义利面包”这个词。我又问他为什么送面包而不送别的东西?他说贵重的东西送不起,其它不贵重的东西没意思。头几天他去《诗刊》社送稿,见到两个编辑的早餐都是一杯牛奶加两块义利面包。他反复思考,决定用义利面包作礼品。那时义利面包还紧俏,他跑了几条街才购得。他提着一大包面包去编辑家,主人并没有谦让就收下了,看上去还有异样的喜悦洋溢在脸上。编辑还邀尉迟小酌,喝的是二锅头,觥筹交错之间,谈的都是诗。我当时就想,用义利面包作礼物,真真是尉迟呕心沥血想出的绝妙主意。烟酒是场面上的东西,被过度赋予了社会性,面包则不然,面包只在某个人枵腹时作充饥的物件,私密性很强。文化人当深谙个中三昧。后来听说,不少文化界的礼尚往来,非琉璃厂的古玩字画,不足以显露送礼者的诚意。不过我想,送面包的人或许还有。许多年后我去北京,专门买了义利菓子面包和义利维生素面包,真的很好吃。
还有一件是在课堂间隙听音乐的事。上课的有位老师,徐姓,名气不是很大,但很有特点,讲西方哲学,精彩处是奥地利犹太人维特根斯坦。他跟希特勒是中学同学,两人后来走着截然不同的路。希特勒试图构筑跨越世界的庞大帝国,失败了;而维特根斯坦试图为构筑人类的思想大厦添砖加瓦,成功了。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在面对枪炮和死亡的战场上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写出了《逻辑哲学论》,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西方哲学界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徐老师课间休息时用自己带的录音机放起了音乐,声音很大。那音乐节奏很快,分明是促人用疾速的脚步跟着跳舞的那种。我想起孔子的一句话:“八佾舞于庭”,佾是一行八人的舞蹈队伍,八佾就是六十四人,在贵族的宽阔庭院里翩翩起舞,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徐老师放的音乐当然不是孔子时代的韶乐,而是西方的进行曲,不知乐名为何,作曲者又是何许人。我以前听过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和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但都不像。我壮着胆走上讲台去问徐老师,他告诉我是老约翰·斯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原来如此。拉德茨基是奥地利的民族英雄,他曾带领他的军队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意大利人打得丢盔弃甲,并在意大利北部做了多年殖民者。徐老师不仅教授了西方哲学,还向我们传递了爱好音乐的信息,这爱好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后来我对这支曲子异常关注,我发现,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演奏曲,必定是《拉德茨基进行曲》,让人联想到奥地利人是有骄傲过往的。人只有亲身经历某些事情,对事情产生的感悟才能真切并且铭记于心。《拉德茨基进行曲》给我的感悟是:北大的课堂未必都拘泥于崇高和庄严,像徐老师这种洒脱且带谐谑意味的执教鞭者估计也不是个例。
蒙志军,清江浦人,家住大闸口南侧轮埠路。曾下放清江市郊区公社西郊大队,也曾任教于清江四中,又在广东珠海做公务员多年。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