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旅游演艺的审美境界
自然真山真水和文化真情真意
山水,在古代几乎就是自然的代称,具有自然的总体特征,代表着天地万物的根本性质。从现代旅游学的角度看,“山水”是一个具有美学、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景观,是专供人们进行游览、审美、科研、文化教育等精神活动的重要场所。山水的自然性不言而喻,与生俱来,自生悠然,山水的本真形态就是自然的真山真水的源发状态。
山水,是人类的安身立之所,构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山水,为人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资源,就像母亲用乳汁养育着自己的儿女一样;山水,又是人们生活实践的主要对象,在利用和改造山水的过程中,使自身的需求、智慧、能力凝聚于山水之中,也就是使自身的生存本质力量高度对象化,从而得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起内涵丰富和博大精深的山水文化。其实,自然真山真水环境本身不是山水文化,而是它赖以生成的客观条件;山水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创造,是人与自然环境交相辉映的智慧结晶。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对山水文化的最高领悟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从自然角度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睁眼看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看山认识了山,看水认识了水。因而,便有了第一重感知或认知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随着年龄渐长,经历的世事逐渐多了,阅历也丰富了,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既复杂又多变。看到的,不只是看到的,人生百态,世事无常。进入到这个阶段,人就不会,也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了,思辨能力由此而生,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也不再是单纯的水。因而,便有了第二重感知或认知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从哲学角度看,人们的认识,有待于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体现了认识的发展与深化。感性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表面,而理性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经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精取精的过程,所以,看山不是山。等到了第三重感知或认知境界“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说明年轻时的争强好胜、与人攀比、过度享乐、透支身体,统统化为年老时寂寂无闻、碌碌无奇、汲汲顾影、郁郁寡欢。再睁眼看,顿悟人生,豁然开朗,回归本初,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此时的山,已非世俗之山,此时之水,也非世间之水,非人言非意恋之,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世本是世,无须精心去处世;便也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世了,返璞归真,九九归一。笔者认为,如上的所谓山水“三重境界”的说法,尽管听上去多多少少有些“玄学”形而上的味道,但其自然角度的感知和哲学角度的认知并非只是玄而又玄,而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建诸于山水的不同感知和认知角度。其实山水“三重境界”的说法也是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感知与认知的进化表征,就像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所阐明的“本我、自我、超我”,弗洛伊德在研究人格的时候发现,在某些时候人格的不同部分可能会发生冲突,甚至于会产生一些自我矛盾的情况。所以弗洛伊德根据这种特别的情况创立了人格的结构模型,主要分成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所谓本我,就是人出生时候的自己,只追求内心的快乐的满足,不受其他的调节制约,当然这也是人最初的自己,当然长大后情况会有变化,想要的东西需要努力才能拿到。而弗洛伊德认为本我一般都是无意识发生的,很多时候还伴随着一些冲动,人们经常没办法分别到本我。这个阶段有些类似“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完全是本我的本真、本能、本心甚至本性在起着主导作用。所谓自我,则是会遵循一定的原则,有时候也会考虑具体情况,会进行自我控制,让本能和环境和谐共处。因为本我的冲动不被很多人接受,甚至于对自我产生一定的威胁,自我就是要将本我的冲动控制住。当然自我不仅可以更好的控制本我,有时候还会尝试去满足自我的要求,这样让自己感觉更加舒服,缓解紧张的感觉。这个阶段有些类似“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完全摆脱本我进入自我的自感、自觉、自悟甚至自省阶段。所谓超我,指的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东西,比如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等等,在做事情的时候会用道德等来自我约束,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本我的冲动,并且进而说服自我用比较道德的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这个阶段有些类似“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与山水“三重境界”的第三重境界所不同的是,这个阶段并非再睁眼看,顿悟人生,豁然开朗,回归本初,而是在做事情的时候会用道德等来自我约束,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本我的冲动,调节自我的理智。亦同笔者在本章第二节第二部分“实景演出类旅游演艺”一段阐述有关“自然实景”与“诗意实景”时所讲明的道理一样,山水,若只是看在眼里,只有兴奋、激动甚至大呼小叫,无疑满眼都是自然的青山绿水,或好山好水;山水,若看在眼里又记在心里,甚或化在梦里,那山水的模样就会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山水,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所,构成生态环境的基础,为人们提供了生活资源,好象母亲的乳汁养育着她的儿女;山水,又是人们实践的主要对象,人们在这个广阔的舞台上,从事着多方面的形形色色的活动。今人之所以将山水之美分为雄、奇、险、秀、幽、奥、旷;不仅说明山水与文化息息相关,紧紧相连,更说明山水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山水的灵魂。人有生存、发展、享受等多种多样的需求,适应这些需求而与山水结成各种对象性关系,在利用和改造山水的过程中,使自身的需求、智慧、能力凝聚于山水之中,也就是使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得以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积累起丰富的山水文化。
自然山水的原生环境,本身不是山水文化,只是它赖以生成的客观条件;山水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晶。山水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创造的过程,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各个方面的进步,人对山水的需求和关系自然也在演变。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体现出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文化即文而化之,亦是“文治教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认识、利用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物质世界以外的属于观念形态范畴的精神财富(如哲学、宗教、文艺、教育和社会制度等)的概括集成。同理,广义的山水文化是指人类在认识、利用、开发和保护自然山水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即以自然山水为物质载体、活动空间或观照对象而产生的各种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的总和;而狭义的山水文化则是指人们以自然山水为关照对象和基本素材而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如山水哲学、山水美学、山水文学、山水艺术、山水绘画、山水诗文、山水园林以及儒释道文化中有关山水的思想理念等)的概括集成。总之,自然真山真水是大千世界原发状态的自然遗产资源,而文化真情真意则是始终创造不断创新的人文精神资源。因此,山水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持久的、不断发掘、发展和创造、创新的演进过程,随着时代和社会不断发展以及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开明进步,人对山水的需求和关系也在发生着演变。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断地被注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而历史文化内容对山水文化的精神回馈和人文反哺,真实地展现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演进过程。
中国山水千姿百态,可谓得天独厚;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代人文荟萃。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特点,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山水文化。中国众多的名山胜水,不仅自然景观雄奇秀丽,而且沉积着深厚的文化,闪耀着灿烂的异彩。所谓“中国山水文化”,就是山山水水中蕴涵和引发的文化现象。这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并在世界上具有显著地位。人与山水的关系发端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在这种对象关系中实用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人类的文化也是从这里起步。在中国山山水水中,留下了中华民族利用、改造自然的许许多多遗迹和传说。这些遗迹和传说,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开发锦绣河山的丰功伟绩,也使山水渲染着古老而神奇的色彩,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光辉。
实景演出的自然情境无疑是实景演出的标志性特质要件,没有真山真水的情境和背景,就不能称其为山水实景演出;没有自然生态的铺陈与烘托,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景演出。尽管笔者认为实景演出有自然实景,也有诗意实景,但山水的景是一定要具备的必须要件,区别在于这个景是自然的实,还是诗意的实。比如《印象·刘三姐》的实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山水固然是真山真水,但被设计在“印象”和“刘三姐”特定情境中的那一片山水背景并非是原生态的真山真水,“刘三姐”和她的乡亲们也并非生活在那样的真山真水之间,因此,实景演出有一些艺术化的设计和诗意化的再造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比如《长恨歌》的实景,华清池和骊山的山水固然是真山真水,但刻画于《长恨歌》特定情境中的那一幅山水画卷并非是原生态的真山真水,唐明皇与杨贵妃也并非在这里缠绵悱恻于“霓裳羽衣曲”之中。再比如《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的实景,张家界的天门山固然是真山真水,但被魔幻在《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特定情境中的那一片山水背景并非是原生态的真山真水,狐仙也好,刘海也罢,其实都还是不晓得虚无缥缈在哪一个灵界或人界的生物分子,是艺术家赋予他们再生、再世和传世、传情。笔者认为,无论是实景演出,还是山水实景演出,美学意义的最大化是自然实景与诗意实景的意蕴之分,而审美情趣的最大值则是自然实景与诗意实景的品鉴之别,山水实景演出必须要有的是真山真水的情境和背景,而非绝对自然的真山真水。山水实景演出必须要有的是蕴涵在真山真水里的文化魅力和艺术设计,如果没有这些山水文化特质要件充其量只能是一般化的实景演出、景观演出或户外演出,尽管山水实景演出与实景演出、景观演出或户外演出本质上的区别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但却是属于不同文化魅力和艺术设计的实景演出类旅游演艺范畴,因此,实景演出必须讲究的自然实景与诗意实景的意蕴之分和品鉴之别,毕竟自然与诗意之间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审美表达样式各不相同、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自然情境,特别是山水情境,作为一种天然、质朴且超凡、奇特的自然生态,其精神内涵和美学价值十分巨大,能够满足不同层面游客的多元化审美需求,山水的自然生态和天籁之美丰富了人类无限的审美愉悦。自然风景首先进入人的视域的是它的物理形态,包括形态、色彩、声音、味道等,具有强烈的视觉享受和直观的感染体验。形态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它将山水自然生态的物理特性与审美主体结合并统一之后,就能迅速转化成为人的特定情绪的表征。形态和色彩与欣赏主体的这种同构关系大大增加了山水景观的旅游魅力和价值。与山水实景演出的自然生态的引人入胜相比较,山水实景演出的文化魅力的感人至深尤为重。从甲骨文和最早的文字记载来看,那时的自然崇拜现象已十分普遍了。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缺乏科学认识,将各种自然现象,如日、月、天、地、山、川等等,当作自然神加以崇拜,借以寄托人们精神和心理的祈求。《山海经》所记400多座山,都有不同规格的祭祀,说明当时自然崇拜的普遍性。在诸多自然崇拜对象中,山和水逐渐成为大自然的代表,五岳四渎则象征神州大地。帝王封禅泰山包含祭祀天和地,祭祀四渎,亦代表了天下河川。封禅祭祀主要是出于“神道设教”,即为了政治目的,借自然山水之神来加强对人民的精神统治。群众祭祀山神水神,是祈求吉祥平安,五谷丰登,亦带有功利性。这就从远古的普遍祭祀具体的山山水水,发展到祭祀那些富有象征意义的名山大川。从而把名山大川从普通的作为物质利用的对象中分离出来,保护起来,作为象征性的祭祀对象,加以崇拜。这是先秦时代人与自然精神关系的主要方式,也是当时名山大川的主要功能。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山水祭祀文化。在普遍自然崇拜中,民间也萌发了自然山水的审美苗头,如《诗经》中一些歌颂自然山水的诗句,“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等等。有的学者、思想家、隐士,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见解,如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理论虽模糊抽象,但都力图探索解析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提出自然至“上”,天人和谐的思想,这对后世关于人与自然精神关系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孔子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山水观,认为山和水的形象内蕴着值得人们效法和崇拜的美德,值得作为审美对象去欣赏去品鉴。
就人与自然而言,中国人对山水的看法和西方人有所不同。中国人游山玩水,秉持的是欣赏与品鉴的游历态度,游山玩水讲究的是“赏心悦目”;而西方人则是抱着跋山涉水,甚至满怀征服山水的“雄心壮志”。过去中国人谈游山,似乎很少听见有人说“征服”二字,也没有那么多人会将攀登某个冰封雪冻的高山而引以为傲。中国人游山是欣赏它深邃幽缈、高不可攀的伟岸之态,品鉴它深藏若虚、高山仰止的含蓄之美。所以说是“寻幽探胜”自得山水间之洒脱快活、酣畅淋漓,其中的“寻”与“探”,无疑是游山玩水的真谛,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赞叹激赏之情。唐朝诗人常用山林来造境,以表达他们的禅思和对大自然的喜爱。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幽谧,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的隐逸,是“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快意,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惬意。所以,中国人游山是纯然精神上的快乐、愉悦、潇洒与解脱的“善意”游历,绝无一丝一毫意欲“征服”而后快的不怕、不甘、不吝、与不畏的“敌意”游兴。再看中国人对水的态度,也与西方人有所不同。其实,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仿佛永远都藏着一个“崇道”的小小精灵,貌似人人骨子里都天生兼具“守道”的天赋秉异,而道家哲学思想的具体象征就是“水”,在道家学说里,水至善至柔。水性绵密,微则无声,巨则汹涌。与人无争且又容纳万物。人生之道,莫过于此。从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到庄子的《秋水》,借河伯与海神来比喻见识的小与大,再到《渔父》,借江上渔父来象征一种不屑世俗仪节的超然,都是用“水”来给人造成浩阔博大的思想境界,然后才对照出个人的渺小。因此,中国人游山玩水的“玩”,是“玩味”的“玩”,而不是介入其中的玩。文人乘月泛舟,静态多于动态,用心灵多于用体力。而西方人“玩”水的那般“顽劣不羁”就大不一样了,一会儿高山悬崖跳水,一会儿大海冲浪戏水。西方水文化在文学中的表现尤其相当有型有款、有模有样。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是水文学最早的源头:奥德修斯海上漂泊历险,是以神话隐喻的方式表现了古代人类与自然的斗争,是西方文学海上历险小说或者人类探索世界与生命的探索小说的最初原型。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史诗《贝奥武甫》中的大海,神秘凶险、杀机四伏,是海怪的庇护所,象征着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令人恐惧的力量。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雷·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对14世纪英国航海和商贸的情形做了真实的描写,也涉及了商人遭遇海盗的凶险记录。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里则幻想了一个海上“世外桃源”的理想岛国,从而创造了“乌托邦”一词和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学类型。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有庞大固埃与巴汝奇远渡重洋寻访“智慧的源泉”神瓶的故事,由此引出了的“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的“庞大固埃主义”(也被称之为乐观主义)。莎士比亚“诗的遗嘱”《暴风雨》以大海为背景描写了善与恶、爱与恨、忏悔与宽恕等深邃复杂的人性问题。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可谓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海上和海岛历险小说,它已成为后世文学模仿和改编的源泉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水意象已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确,水不仅有饮用、灌溉和舟楫之利,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存。此外,水还是一种伟大的力量,鼓舞并激励着人类的生命力,水使人与人之间得以沟通联络、交往联系,水使文化得以传播传扬,文明得以传承确立。笔者认为,中国人也好,西方人也罢,尽管在人与自然的主观心态上认知不同,但在客观形态上却是殊途同归。尽管中国人游山玩水的“玩”是“玩味”而不介入其中,西方人的“玩”是“玩帅”甚至“玩征服”。但最终体现的都还是一个“玩”字,只不过是心态不同罢了。
编者按 | 郭洪钧简介
著名作曲家、多元文化人、资深文创产业专家;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专委会秘书长,亚洲艺术家联盟执委会执行主席,悉尼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一带一路文化艺术先行工程组委会主席,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名誉院长。郭洪钧是一个“多元”的文化人,他既是国家一级作曲家、资深的音乐界人士,又是多场中外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曾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策划和音乐创作,多部作品曾在国内国际的音乐创作比赛中屡屡获奖。他还数度主持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及文旅融合项目的战略策划与创意打造,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旅游演艺联盟、中国音乐产业联盟的创建和旅游演艺、音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