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谭门的三座高峰
（文：崔伟 来源：《福建艺术》2012.3 ）
（原题：京剧如此辉煌 谭门功德无量）
一
京剧历经 200 多年的历程发展到今天，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将谭鑫培先生作为一个历史的坐标前瞻后顾，顿会有一种深深的惊叹与感念——谭鑫培先生的历史影响与贡献，越来越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谭氏家族几代老生艺术家对京剧老生艺术繁荣发展所做出的推动与催化，越来越彰显出不同凡响的作用！
在谭鑫培以前，以程长庚为代表的京剧老生“三鼎甲”，源自徽、汉地不同地域文化特色，以各自的演唱特点与艺术品格，在徽剧与汉调的基础上为后世京剧艺术的蔚为大观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但随着徽剧、汉调在京城文化生活中，欣赏者的本地化，特别是越来越多满汉达官贵胄以及文人的关注与喜爱，浓郁体现地方特点和乡镇特色的徽剧、汉调的演唱风格，逐渐不能适应京城文化和观众的口味。因此昔日时尚的“黄腔喊似雷”，不再是对“黄钟大吕”的赞誉，反而成了观众的讽刺与调侃。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变迁和观众的欣赏口味都渴望艺术发生嬗变的历史时刻，谭鑫培异军突起，以他不同前人、细腻激越的演唱风格和勇于挑战传统演唱风格的勇气及善于传达精雅艺术的精神，在诸多压力下，披荆斩棘地开辟了艺术新风，不仅开创并奠定了国粹京剧的艺术品貌，而且衍育出了后世丰富多彩的京剧老生唱腔艺术。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评价谭鑫培的历史贡献与功绩。如果我们把他的智慧及超凡智慧下的艺术实践仔细梳理，便更会令让我们产生充满景仰的惊叹。
首先，在京剧面临未来观众群体和艺术土壤变化的历史时刻，谭鑫培面对来自传统势力的压力，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冒着“靡靡之音”的诟病，顶着“亡国之音”的指摘，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体现风格独特、惠及后世的一条新路。完成了京剧从乡野文化向城市文化的重大转变。所以说，称谭鑫培是京剧艺术的奠基者之一，恐怕是毫不过分的。
其次，谭鑫培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应该说，他的杰出与天才并不在他有什么过人的艺术条件，而是他具有不同一般的创造天赋。无论从身材、形象和嗓音，谭鑫培都与当时的著名老生以及京剧表演时尚和艺术评价标准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他作为一个成功者，其成功条件有3个。第一，他对自己的艺术条件有清醒的认识和自信的坦然；第二，他能对流行的时尚有着客观的认识和敏锐的捕捉，对艺术的未来发展和观众的欣赏需求有着清醒的分析；第三，他能将自己的特点融入时代的发展洪流，并打造影响巨大的新时尚，其艺术风格的生命力延续百年而影响犹存。
二
谭派老生艺术肇始于清末的谭鑫培，历经百年以上，出现了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增等4代名家，并延续到21世纪才华卓越的青年老生谭正岩。这在京剧界和艺术家族中是没有的。
研究和弘扬京剧谭派艺术，我们不能不谈到谭派老生艺术的第二座高峰，也就是著名的京剧老生、新谭派的创始者谭富英先生。
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著名的老生艺术家相比，谭富英最突出和独特之处，就是他顽强坚守，强烈体现着这些古典京剧所应有的艺术气质与天赋。特别是那与众不同，或者说在他那时代就很难找寻的“精气神儿”，用今天话说叫精神气质和艺术理想。
首先说天赋。京剧演员从个人条件上说，不过体现为两种美的类型。一种是本色美，另一种是缺陷美。我认为，谭富英无疑是京剧史上难得一遇先天条件极为优越的一位。
撇开家世不谈，仅从唱腔等“本钱”上看，他个头不高不矮，扮相面目清隽，朗目隆鼻，天生就是老生的“坯子”；嗓音高亮浑厚，抑扬自如，“响堂儿”挂味儿，天生就具老生的“本钱”；他幼功扎实，文武不挡，“把子”娴熟，翻扑不惧；举凡老生戏，不管是衰派还是唱功，无论是“穿蟒”还是“扎靠”，只要他演，每出戏都游刃有余，既中规中矩地传达着前人创造的精华，又能体现出人物的灵魂。在京剧老生史上，像谭富英这样优异天赋条件和全能表演身手的老生人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可遇不可求的。
难能可贵的是，谭富英的表演与唱腔中体现出了一种别人不具备的清逸豪迈之气，在超脱和纤尘不染的洁净气质之上，强烈呈现着一种仁人志士般的刚毅挺拔和方正端庄的精神征服力。无论是他扮演的黄忠、花云等刚烈武将，还是范仲禹、祢正平等儒雅书生，抑或诸葛亮、杨延昭等忠义贤良，以及刘世昌、秦叔宝等江湖市井人物……一经他饰演，总能呈现出一种质朴、浓烈的表演风格和鲜明、清朗的人物个性，洋溢着一种迷人、大气的古典美。
他塑造人物似乎永远并不刻意的让观众感到有多么复杂和深刻，但却恰恰是在朴素得近似透明的气质衬托下，给观众一种对古人精神的感受与感动。他的生动不是做作而是天然，撼动不是晴空霹雳而是沁人心脾。
我经常不由自主地苦思冥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呢？是一种怎样形成而又能自信坚守的艺术理念呢？他为什么能在这般古典气质中，在看似与同辈们具有明显距离感的风格下，能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传统的魅力，以及这种表演风格与精神的回肠荡气、大气深邃、迷人万种呢？
第三、从谭富英表演效果上说，这也是分歧最大的地方。有人认为他的表演粗枝大叶，草率而不讲究。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建议不妨换个角度，从演员表面表演效果，深入到其艺术理念和理想上来解读他这种风格的成因。
谭富英并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因循守旧的人。那他为什么还如此特立独行地秉承着自己的风格而异于时尚、别于同行呢？其根本原因，是他始终不移地坚信与坚守着古典风范的京剧表演信条，不仅因为这种风格在他心中根深蒂固，更重要的是这种风格和艺术理想符合他的性格和他的艺术理念，从而奠定了他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从前，在总结他的古典风格与气质时，给他扣上守旧的“帽子”。这没有道理。看看谭富英创作演出的《将相和》，那其中绝不乏旧，也绝不乏新，但妙在新旧融合，大匠无痕。特别是在精神气质的刻画上，谭富英把剧中人物——蔺相如从个人性格气质、内心活动塑造入木三分。
因此，研究谭派艺术的发展，总结谭氏家族对京剧老生唱腔的贡献，首先要对谭富英先生给予恰当、客观、公允的评价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三
谭派艺术的第三座高峰，应推当代老生艺术家谭元寿先生。他艺术造诣高超，对新中国京剧事业、谭派艺术传承和老生唱腔发展有着巨大贡献。
谭元寿延续了谭派老生的精神本质，但又在一个新的时代和不同以往的社会环境中，广学博采，功力深厚。他的艺术特色与成就是谭派老生艺术一脉相传的新发展。
谭元寿生长于祖父谭小培、父亲谭富英三代同堂的艺术氛围中，从小就有着别人不具备的艺术环境。他不仅家学渊源，而且自幼入富连成科班学艺，打下了规范、扎实的京剧艺术功底。出科后，他在父亲和舅父宋富亭的指导下，对科班所学的剧目进行了认真、严格的“下挂”，为日后在舞台上施展身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艺术实践中，谭元寿走南闯北，经受了无数的历练，锻炼了一身过硬的本领，终于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首屈一指的京剧老生名家；至今虽然年过八旬，仍活跃在舞台之上，深受观众的尊重和爱戴。
对谭元寿的艺术进行研究和评价是一件亟待开展的工作，也是一项内容丰富、研究视角广阔，且非常有价值的京剧学术性课题。
评价谭元寿的艺术地位，前提是必须将他的艺术发展与成就放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的环境中去考量。这样，才能客观公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进行研究。
首先，谭元寿在当代京剧表演中担当起了传统老生唱腔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深厚家学和科班基础，以及他成名后的丰富舞台实践，使得谭元寿传统功底坚实，身手全面。在老生行当中，他继承了谭派“文武不挡”的特点，不仅年轻时经常演出《三岔口》等武生戏，更是目前首屈一指的文武老生翘楚。特别是他对于传统剧目和表演本领的掌握更是异常扎实，非常广博。他掌握的剧目和具备的舞台经验和拥有的艺术价值，在前辈凋零的大环境下具有更为重要的艺术价值。
其次，谭元寿在当代京剧流派传承中承担着谭派老生薪火传递者的重要作用。谭派历经几代人的呕心沥血，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将其流传下去不仅是当代人的责任，而且对京剧的发展意义深远。而谭派艺术集文武于一身，无论是演员的先天嗓音条件，还是后天功底基础，都要求极高。从遗传基因和后天过硬功底的两个角度来看，谭元寿都具有继承谭派艺术的最佳条件，而多年的艺术实践和过人的艺术功力，不仅成就了他当代杰出老生的社会地位，也积累了深厚的心得和丰富的经验。目前，他掌握的谭门名剧，如《定军山》《战太平》《洪洋洞》《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李陵碑》《奇冤报》等，都具有浓郁的谭派风格，饱含着深厚的创造心血，极具艺术价值，的确是后学问业的最佳人选。
第三，谭元寿在当代京剧现代戏创作、表演中，以成功的创造、生动的形象，无愧为京剧现代戏的重要奠基者。
谭派每代人都有着不同特点和程度的巨大创新，但真正用京剧形式反映现代生活，谭元寿可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沙家浜》中饰演的郭建光、在《红岩》中饰演的许云峰、在《草原烽火》中饰演的巴图、在《秋瑾传》中饰演的徐锡麟等，都很好地将传统京剧老生艺术与新生活、新人物予以结合，为京剧表演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为谭派艺术续写了新的辉煌。
第四，尽管谭元寿没能像祖父谭鑫培、父亲谭富英那样开宗立派，但他在继承谭派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的学习余（叔岩）派、李（少春）派等流派，结合自身条件，同样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并育人众多。
因此，我们评价谭派对京剧、对老生唱腔的贡献，仰望的应是“三座高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视野放远到京剧艺术的发展长河中，全面、客观地看问题，也才能更强烈受到谭门数代人对京剧艺术，对老生行当的巨大贡献以及谭派艺术的不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