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黄昏”:农村老年人搭伴养老现象研究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婚恋现象，黄昏恋在农村日益兴起。作者立足北方农村小样本的质性研究，通过对黄昏恋兴起特征和实践规则的分析来印证黄昏恋搭伴养老的本质，并重点阐释了代际关系变迁内涵及对老人养老的作用路径。
作者：尹秋玲
来源：《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期
伴随现代化转型，农村老年人黄昏恋呈兴起态势，立足北方农村小样本的质性研究，通过对黄昏恋兴起特征及其规范“字据”的分析，发现黄昏恋金钱交换、权责脱卸的实践规则，由此印证了农村老年人的黄昏恋不是个体主义发展带来的现代自由恋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婚姻，而是功能性搭伴养老，它通过需求互补和需求互助两种搭伴形式，实现了男性老人生活照料、女性老人赚钱养老和精神慰藉的自养功能。而探析农村老年人黄昏恋的兴起逻辑，需从代际关系变迁视角予以分析，在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家庭代际关系逐渐失衡并走向代际剥削，具体表现为资源交换失衡、权力让渡失范和伦理失序，这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子代退养和老人自养并起，这构成黄昏恋兴起的内在逻辑。农村黄昏恋的兴起是家庭伦理危机的映射，农民家庭的神圣性趋于瓦解，亟须重塑。
黄昏恋;搭伴养老;代际关系失衡;伦理危机;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农民家庭婚姻行为、伦理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针对农村婚恋变迁研究聚焦于农村年轻人天价彩礼、离婚率上升、光棍、晚婚等社会热点现象，对农村老年人婚恋现象关注相对较少。有意思的是，笔者近期在北方X村调研发现，近十年来当地农村老年人黄昏恋呈朝阳之势，有22对左右，因大部分老年人没有领证，所以只能算作黄昏恋。更有趣的是，该村2000年出现第一例黄昏恋，老人的子女、村庄舆论都极力反对和排斥，2010年左右一个婆婆曾因子女反对找老伴儿跳井自杀，但现在不仅村庄中的人对黄昏恋喜闻乐见，老人子女也由反对转为不干涉甚至主动帮老人找老伴儿。在短短20年内，作为一个拥有千年伦理传统的北方农村，老人不再追求“守活寡”的超越性价值，乡村社会对黄昏恋也由传统的排斥到开放性接受，这背后反映的社会急速变迁极具研究意义。
目前针对黄昏恋，学界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研究和论述。其一，黄昏恋的性质判定，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自由恋爱观。黄昏恋代表老年人情感需求，象征现代老年人追求个体幸福特别是老年幸福生活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障[1,2,3]。第二，一种事实婚姻观。因非婚同居，老年人黄昏恋是事实婚姻的一种类型，分走婚制和契约再婚两种形式[4,5,6]。第三，搭伴养老观。黄昏恋的本质是实现自养[7,8,9],男性老人主要是出于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考虑，而女性老人则有赚养老钱和情感慰藉的需要，搭伴养老存在一定性别差异[10]。整体而言，搭伴养老为学界主流观点。其二，黄昏恋发生的社会学机理，代表论点为代际关系变迁论，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代际关系失衡导致养儿防老的弱化，即子女养老伦理弱化，黄昏恋是老人养老的一种补偿机制[4]。其三，黄昏恋必要性、影响因素和存在问题分析。在搭伴养老的整体正向功能判断下，学界对黄昏恋持肯定态度，但因传统观念、法律保障隐患和子女反对，黄昏恋遇到一系列的难题，国家和政府应该从法制和宣传方面加以正确引导[11,12,13]。
既有研究对笔者有很大启发，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局限：其一，分析对象主要是城市老年人，对农村老年人黄昏恋现象研究较少。其二，虽然学界主流认同黄昏恋的本质是功能性的搭伴养老，但此观点的获得往往是基于对黄昏恋的现象描述，而非基于对黄昏恋实践运作规则的论证，故此，虽有功能性本质的大体判断，但难以在学理上对自由恋爱观和婚姻观形成进行辩论和对话。其三，老人自养有很多方式，黄昏恋在实现老人自养上有何特殊性?搭伴的形式有哪些?既有研究对此分析不够。其四，在发生学机理阐释上，代际关系变迁论很新颖，也印证了学界主流对黄昏恋搭伴养老功能本质的判断，但代际关系作为推动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变迁的关键变量，在仅有的一篇研究中对代际关系变迁内涵及其对老人养老作用路径分析不够深刻，农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深嵌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家庭变迁之中，单以家庭结构核心化来印证养儿防老的弱化和代际关系失衡，不够严谨。其五，作为典型的农村婚恋变迁，既有研究对黄昏恋兴起带来的后果分析较少。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多是侧重经验现象层面的描述，缺乏对黄昏恋性质判定、功能实现、兴起逻辑及兴起后果的完整逻辑分析。
由此，在既有学术研究基础上，本文基本思路是：第一，通过对黄昏恋兴起特征和实践规则的分析来印证黄昏恋搭伴养老的本质，与学界既有的自由恋爱观和一种事实婚姻观形成讨论，并分析黄昏恋是如何搭伴来实现老人自养的。第二，从代际关系变迁视角分析农村老人黄昏恋的兴起逻辑。重点阐释代际关系变迁内涵及对老人养老的作用路径，以丰富学界已有的代际关系变迁论。
笔者于2020年7月在山西省L县X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实地调研，围绕当地的老人养老、代际关系、婚姻习俗、家庭生计等内容，以深度访谈的方式重点访谈了村干部、妇女主任、普通村民和老人，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实证基础。X村位于L县北部，距离县城15公里，是典型近郊农业型村庄。全村共有12个村民小组，2900人，705户，耕地9858亩，人均3亩多地，户均15亩地，人少地多。大部分家庭自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种植苹果，每户平均有15亩果园，收入可观的果园经济对当地社会有三点影响：第一，人口稳定，中老年人作为农业主力，基本没有外出务工，“80后”、“90后”大部分也在县城工作，由此，人口不外流，传统乡土熟人社会秩序和价值生产能力稳定维持。第二，较多的农业剩余和较快城镇化。近10年来50%—70%的家庭为了子代结婚、孙辈教育已在县城买房。第三，经济低度分化。家庭生计是典型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作为农业大县城，工业基础薄弱，子代工资收入不高，家庭生计以父代半耕为主，除了少数养殖户和做生意的人，因户均经营规模相差不大，大部分家庭收入差距不大，家庭经济分化程度小，是相对均质化的村庄。总体而言，当地社会比较传统，但2010年城镇化和工业化进村后，为了实现子代家庭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当地农民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黄昏恋的兴起特征
据统计，2000年左右X村出现第一例黄昏恋，2010年开始城镇化和工业化后黄昏恋逐渐增多，共22对。黄昏恋的男女双方身体状况良好，都经历了丧偶独居，为全面呈现农村老人黄昏恋的基本特征，制定统计表1。
结合表1和访谈过程中所得的信息，X村老年人的黄昏恋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男性老人普遍比女性老人大5—10岁，且比女性经济条件优异。男性年龄在60—70岁有7位，70—80岁有5位，80岁以上的高龄有6位，不详4位。男性老年人个人经济条件不错，有一定物质基础，其中7位有退休金，其他人则种5—10亩左右的苹果地或有数万元积蓄，都有独立住房。女性年龄在50—60有2位，60—70岁之间有6位，70—80有7位，80岁以上有1位，不详6位。女性老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没有独立住房和稳定经济收入来源。
第二，以男方托人介绍为主，有一定仪式。在22例中，大部分都是男方托人主动介绍，只有3例女方主动托人介绍，有1例本村自由恋爱。介绍人主要是双方熟人，专业媒人少。介绍圈以周边各乡为主，女方多是本乡人或者本县人，本村人较少。常规程序是男方托人给自己找一个“保姆”,两人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若觉得合适，便在介绍人见证下确立双方关系，部分还会请子女吃饭，不论结婚不结婚，老人黄昏恋都不办酒席。
第三，从代际关系上看，大部分男性老年人与子代家庭关系较为和睦，女性老年人与子代关系不和睦多一些，特别是婆媳关系较差。从子女对黄昏恋态度上看，其中有3位男性老人子女支持老人找老伴，1位男性老人子女明确反对。2位女性老人获得了女儿的明确鼓励与支持，有1位女性老人子女强烈反对。子女反对案例时间较早，基本在2010年之前，反对理由是面子不好看，担心家产纠纷。
第四，生活较稳定。虽然22例中只有5例老人领了结婚证，大部分老人黄昏恋缺乏法律保障，但是从生活稳定性来看，有6例黄昏恋失败，其中4例是因男方经济条件不够富裕，无法满足女方物质要求，1例是因为子女反对，1例则因为男方出轨。除此之外，大部分黄昏恋生活比较稳定。
第五，女性老人有相对优势，与既有研究从婚姻权益保障立场所塑造的女性边缘地位[12]不同，笔者发现农村女性老人在黄昏恋市场上有相当自主权，一旦过不下去，便可立刻走人。这主要受黄昏恋市场男多女少的供需影响，虽然女性整体寿命比男性寿命较长，农村单身女性比男性多，但因传统道德文化习俗约制，愿意接受黄昏恋的农村女性相对较少[14]。
2.金钱交换与权责脱卸：黄昏恋的实践规则
根据知悉情况的关键人物表述，当地老人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后，若决定在一起，则会邀请媒人及子女举行见面仪式，其重点是确立“字据”,包括以下三点内容：其一，确定男方给女方的金钱数额和生活保障。按当地规矩，男性不仅需要负担女方吃、住、穿等基本开支，每月还必须额外给女方五百到一千元的零花钱，对于年纪在6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额外还需给几千到万元不等的彩礼钱，这部分现金收入是女方的私钱，从表1中也可看出，大部分男方都给了女方一定数额的钱。金钱有多方面意义，主要是对女性照料服务的报酬，但也有礼物和维持感情的情谊色彩。其二，确定生病的照料责任，一般而言，女方平常感冒发烧等小病由男方承担，但男女双方生大病则各自回家，由自己儿女照料，即病不同养。其三，确定丧葬归属和财产边界，从习俗上讲，老人去世后都应该与原配合葬，遗产归各自子女所有，即死不同葬且财产独立。
不难看出，作为地方老人婚恋规范，字据反映了农村老年人黄昏恋“金钱交换”和“权责脱卸”的实践规则。一方面，男性必须有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和独立房产，没有经济收入的男性几乎无法找到老伴儿。当男性无法支付女性报酬或者报酬太低的时候，以介绍为主的黄昏恋很容易分手，在失败的6例中，有4例皆是因为男方无法给女方金钱回报，这充分体现了金钱交换的实践规则。另一方面，病不同养、死不同葬以及财产独立则充分体现了“权责脱卸”的规则。病不同养意味着两人共同生活局限于彼此身体状况安好时，不能如传统夫妻和现代情侣一样出于责任和情感守望相助；死不同葬则是因为在当地传统观念中去世的老人是子代的庇护神，必须与原配合葬，由原来的子孙祭祀，以继续保护原来家庭的子孙。许烺光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15],而延续祖荫的最好方式便是繁衍人口和祭祀，作为回馈，祖先神灵也会保佑子孙世代生活顺利；财产独立说明不论是生前还是去世，双方没有任何财产牵绊，这与传统“同居共财”的家庭大为不同。
字据作为确定男女双方关系最重要凭证，其内容所折射出的金钱交换和权责脱卸的实践规则完全消解了现代社会恋爱的情感，也消解了传统婚姻中的义务与责任。由此，同居的老年人是夫妻又不是夫妻，女性是保姆又不是保姆，一旦物质和身体条件不允许，则各自回家。虽然不排除有一定的情感色彩，但农村老人黄昏恋本质是功能性搭伴养老，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恋爱，也不是传统同居共财、有明确义务和责任伦理的婚姻。另外，字据作为地方性规范，它规避了黄昏恋对传统财产继承、宗族祭祀和亲子关系等传统婚姻家庭秩序的挑战，化解了老年人黄昏恋对双方家庭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看似现代化的恋爱形式，透过其实践规则，可见它是在遵循传统婚姻秩序的前提下，为了满足老人实际自我养老需要而采取的实用策略。
3.搭伴养老：黄昏恋自养功能实现
作为自养的一种方式，黄昏恋通过需求互补与需求互助两种搭伴形式，满足了老人的自养需求。简析如下。
(1)需求互补：男性生活照料与女性赚养老钱。
对于农村男性老人来说，一旦丧偶独居，首先面临生活上的适应困境。在长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秩序下，很多男性老人不会做饭和洗衣服，老伴儿去世后，不仅卫生状况逐渐变差，而且食宿生活质量降低，对于仍要从事农业生产的男性老人来说，一个人劳动也比较辛苦，需要他人协助。虽然他们可以寻求子女和村庄熟人的协助，但前者一般忙于自己的家庭生计和人生任务，后者牵扯到人情归还，所以一般只在大事和急事上找他们帮忙，日常生活小问题还得依靠老人自己解决，生活上极其不便。而对于女性老人来说，她们大多数与子女不和睦，丧偶独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养老资源，但她们既无法从子代获得养老资源，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获得收入，另外，日常生活中遇到重一点体力活也需要他人帮助。黄昏恋重新构建了男女搭配的生活组织模式，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夫妻，但为双方生活生产提供了稳定的互助对象，极大地方便了双方日常生活相互照料。因男性需要支付一定经济成本，女性老人普遍年轻些，身体条件相对更优，黄昏恋对男性老人来说更多是生活照料，对女性老人来说更多为赚养老钱，双方实现了一种需求互补的搭伴养老。
(2)需求互助：精神慰藉。
“少年夫妻老来伴”,一旦丧偶，不论是对于男性老人，还是女性老人，都较为痛苦，这种痛苦区别于养老资源匮乏带来的少吃少穿，它是人对社会交往和精神慰藉的向往，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在X村，因大部分老人都有一定积蓄和农地，老人丧偶后生活资源问题相对不大，但因无人聊天精神上比较孤独和困苦。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村老人文娱和社会交往活动本来就少，大部分老人平常只能在路边、戏台等公共场合与熟人聊聊天，公共场合的开放式交往很难获得深度的情感互动和精神慰藉，并且开放式聊天受天气、地点影响较大，独居老人一旦回到家中，会再次面临精神孤独的困境；另一方面随着子女进城和老人家庭地位的日渐边缘化，老人很难有机会在子女身上获得足够的生活关注和情感慰藉。黄昏恋的核心优势就在于通过需求互助，男女双方都有了可以固定聊天的对象，两个老人一起在村庄中生活，不仅有丰富的社会交往，还可重建类似伴侣的亲密关系，因丧偶带来的社会交往和精神慰藉困境得以化解，老有所乐得以可能。
最后，作为老人自养方式的一种选择，黄昏恋还有独特优势。这一点可从黄昏恋与其他自养方式的对比中获得。从X村实际来看，老人丧偶独居后有三种自养方式：其一，参与村庄日间照料中心，近两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X村以村委会为依托，开设老人日间照料中心，每个老人每天交5元，可以在村委吃两顿饭和休闲娱乐，有20—30位老人参与，老人可以低成本享受村庄服务，但因受气候、身体条件和距离因素影响大，远处的、身体条件较差的老人难以享受此福利。其二，进敬老院，服务化水平高，但经济成本较高，在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下，很多农村老人认为只有五保户或被子代弃养的悲惨之人才会进敬老院，且没有自家自在，由此，敬老院并不受当地老人欢迎。其三，黄昏恋，找一个老伴儿搭伙过日子，它的优势是对于有条件男性老人来说，黄昏恋的经济成本比进敬老院成本低，对女性老人来说，还可以赚自己的养老钱。老人在农村乡土熟人环境和自家房屋中生活，也避免了长途跋涉和舟车劳顿之苦，更容易获得生活和精神上的满足。由此，对有条件的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来说，黄昏恋成了流行的自养方式。
1.代际关系变迁的视角
农村老人黄昏恋实践中金钱交换、权责脱卸的规则，消解了现代自由恋爱中的情感特质和传统婚姻的责任伦理，它通过需求互补和需求互助两种搭伴方式实现了农村老人的自我养老。随着社会的开放，虽不否认现实中有少部分农村老人的黄昏恋是自由恋爱并走向了传统婚姻。但从普遍的社会事实和黄昏恋本质功能的角度而言，农村老人的黄昏恋并不是部分学者所认为的现代社会中的自由恋爱，而“事实”婚姻作为一个新概念，也主要用于现代社会年轻人的婚恋形式，它与农村社会所认同的婚姻内涵相差甚远，以此来理解农村老人黄昏恋的也并不全然合适。由此，针对农村老人黄昏恋的性质，对比搭伴养老观、自由恋爱观和一种事实婚姻观三种观点，搭伴养老观更符合农村普遍的社会事实，这也再次印证了大部分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何针对同一种社会现象会有三种不同的理解，进一步追溯此认知差异的本源，则应是分析视角的不同：自由恋爱观是从现代社会中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视角出发，而一种事实婚姻观则是基于现代社会新型婚姻形式的视角，它们都是以现代社会中个体自由和婚姻形式的发展作为结果，并以此为参照来理解农村老人黄昏恋，在此思路导向下，农村老人的黄昏恋在现代社会具有天然的价值上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合法性，但这却很难解释清楚农村老人黄昏恋发生的社会学机理，也难以全面呈现推动农村老人黄昏恋兴起的内在矛盾。这说明，对农村老人黄昏恋现象的发生、变迁的认识必须要从其源头出发，必须要纳入家庭视角，以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对老人养老的作用来探寻老人黄昏恋的发生逻辑。从这一点来讲，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视角更具把握社会事实本身的分析魅力。
2.代际失衡与代际剥削：农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
在L县X村，2010年是黄昏恋兴起和城镇化、工业化开始的关键时间节点，“80后”、“90后”相继从学校毕业开始务工，家庭生活重心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了实现进城生活和阶层流动的目标，家庭资源分配以子代为核心进行配置，代际关系从“抚育—赡养”厚重均衡开始走向代际失衡、代际剥削[16,17],可从资源交换、权力让渡和伦理[18]三个方面来阐释。
(1)资源交换失衡：难以分家与父代托举式城镇化。
在传统农业时期，为了规避多子家庭同居矛盾，让老人按期退养并实现子代的独立，北方农村基本以第一个子代结婚为节点，举行分家仪式，在孝道制约和多子均分的绝对公平规则下，分家能够发挥平衡代际关系的作用。但进入2010年后，一方面，计划生育带来的少子化消解了以往多子家庭带来的分家人口基础，父代家产资源和养老责任都是独子或者两兄弟的，“分不分都一样，反正都是他的”。另一方面，子代结婚和进城压力增大，父子必须合力才能实现结婚买房和顺利进城的家庭发展目标。由此，父子之间难以再分家，父代无法再以结婚为节点从对子代的付出中抽离。而X村近几年能够快速、高效实现城镇化的关键是高农业剩余基础上的父代托举式支持，父代既要承担子代在县城的房车首付，还要进城照顾孙子和做家务，近30%的子代日常生活还需父代资助。父代托举式城镇化打破了以往家庭资源在代际之间相对均衡的配置模式，子代的城镇化生活建立在对父代的剥削基础上，X村70多岁依然种10多亩地，给子代攒钱的人大有人在。城镇化时期家庭资源配置以子代小家庭为核心，父代对子代的单向资源输入没有具体的截止日期，代际资源交换失衡。
(2)权力让渡失范：父代权威和当家权瓦解。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产，家长的权力和地位建立在对土地这一核心家产的控制基础上[19]。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父代权威表现为父代掌握当家权。2010年X村开始城镇化和工业化后，父代作为主要农业劳动力依然掌握着核心家产与财富，子代需要高度依赖父代才能在城市稳定生活。但父代权威并没有因此而得以维持，反而呈现日渐瓦解趋势，这不是因为子代从父代继承的资源减少，而是子代的生活重心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工业和城市生活的环境里，父代权威没有再生产空间。另外，基于婚姻性别优势，年轻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父代承担了高额彩礼、房、车等婚姻成本后，出于对子代婚姻和家庭财富稳定的顾虑，便主动让渡家庭政治权力。“该说的话不说了，该管的不管了，手不往门缝里插”、“娶个媳妇跟请个神一样”、“看不惯也不说”,从X村老人朴实的话语中，可见家庭横向夫妻关系逐渐取代纵向代际关系成了家庭生活的主轴[20],父代主动将家庭权力退让给子代小家庭，家庭关系以夫妻为本位，家庭权力在下移过程中逐渐失范。
(3)伦理失序：孝道文化衰落。
“孝道”是传统家庭伦理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子女孝顺是父代有面子的事情，老人之间也会互相攀比谁的儿子给的养老钱多。但2010年后，子代结婚进城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压力，父代便不再如传统农业时期一样攀比谁比谁的儿子更孝顺，在子代压力发展较大的情况下，从子代过多地获取资源会被认为极其不会做老人。反之，家庭伦理逐渐偏向子代，老人逐渐攀比“谁比谁给儿子挣得多!”。这推动了为子代付出“行下孝”的文化流行，“结不了婚买不了房一般都是父母的责任，子女都是一样的子女，只有父母才不一样!”。与老人心甘情愿为子代付出相呼应，子代也日渐心安理得地“啃老”,并不会因为从父代索取太多资源而觉得过意不去，且自动生成一套“啃老”的合理文化，这集中表现在年轻男女的婚姻观念变迁上，“50后”、“60后”作为父辈，他们的相亲结婚口号为“一起奋斗过光景!”。但现在“80后”、“90后”后相亲则是“有房有车可以少奋斗好多年!”。“行下孝”与“啃老”共同推动了孝道文化衰落，家庭代际伦理走向失序。
3.子代退养与老人自养：黄昏恋兴起的内在逻辑
代际关系失衡并不必然带来代际之间关系的紧张[21],在X村父代对子代的无限付出是心甘情愿的，代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正因厚重的“恩往下流”的家庭伦理支撑，儿子的“不孝”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失衡的代际关系下，儿子作为传统养老责任主体，不再有刚性的养老责任，赡养也从过去全方面衣食供养、情感慰藉、临终照料逐渐退化到现在的临终照料，家庭养儿防老的功能弱化[22]。在X村，对大部分“50后”、“60后”而言，“儿子一年都攒不到钱，完全不指望他养老!”是普遍的心态。在顺利实现子代结婚进城的人生任务后，因大部分老人没有退休金，所以必须继续高强度参与苹果种植，这既是为了支持子代城镇化生活，也是为攒养老钱，如某一村民所言“我们这代人比较辛苦，啥事都给他们办好，该办的都办了，还得给他们带娃，年龄大了，想不做了，还不成，还得种果树!”。X村的老人相当辛苦和劳累，他们普遍预期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持续种田到75岁，过了60岁之后，考虑到身体机能的衰退，可以从15亩减少到10亩，再减少到5亩，目标是要攒够5万—8万元。相比于传统农业时期，父代分家后基本只需要耕种口粮田，现在父代主动延长农业劳动时间，积攒自养资源。
在子代逐渐退出老人养老的同时，老人开始想办法自养，这一方面体现了老人积极和主动，饱含了父代对子代的深切体谅，既表现为高龄老人意识到“50后”、“60后”子代帮助孙辈完成结婚进城任务难度和压力空前增大，再如以往一样期待从子代那里得到厚重的回馈，会令子女极其为难，有悖于传统家庭伦理。也表现为“50后”、“60后”逐步意识到子代进城后，他们很难再如自己的父辈一样享受到子代的照料，自己必须积极主动解决丧偶独居的生活问题，既缓解子代压力，也让自己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老人的被动和无奈，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黄昏恋中女性老人身上，她们大部分家庭条件都不好，代际关系特别是婆媳矛盾相当差，很多女性老人愿意与别人搭伙过日子主要就是因为儿子儿媳不赡养自己，子代弃养是其主动愿意接受黄昏恋的关键。不论主动或被动，失衡代际关系下，农村养儿防老功能弱化，子代将养老责任让渡给老人自己，老人开始想办法自养，黄昏恋作为老人自养的一种方式逐渐兴起。代际关系变迁的背景下，子代退养和老人自养构成了黄昏恋发生的内在逻辑。
结论与反思
阎云翔认为农民家庭个人情感和道德生活的变迁缘于象征西方自由与权利意识的个人主义的兴起，它推动了中国农民私人家庭的崛起和家庭内部私人生活的普遍出现，家庭由传统人们追求的终极价值目的，转变成为了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23]。若依此理论推断，老人黄昏恋兴起一方面是老人自我主体意识觉醒和恋爱自由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则是子代对现代婚恋自由文化认可，而村庄中的社会舆论从强烈反对到沉默和喜闻乐见是因为村民将黄昏恋视为个人的隐私，而非公共事件。但黄昏恋金钱交换和权责脱卸的实践规则印证了黄昏恋的本质是功能性的搭伴养老，作为一种自养方式，它的兴起是基于代际关系变迁带来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子代退养和老人自养是其发生学的内在逻辑，而非个人主义发展带来的现代自由恋爱。
老人子女由反对到沉默或支持的原因，不在于年轻人对婚恋自由文化的认可和对父代恋爱自由权利的尊重，而是在养儿防老依然是北方农村养老规则的前提下，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搭伙过日子，既不用子女负担成本，极大地缓解了子女养老的压力，女性老人还可以赚一笔钱，继续支持子代结婚或者买房，其中1例女性老人赚钱主要是给子代还债，另有1例女性老人去世后所攒几万元被子代均分。年轻子代从老人黄昏恋中获得了切实的生活好处，借助尊重老人恋爱自由的现代化话语，不仅可以化解面子危机，还树立了一种新型孝道文化。
而村庄中的人们从舆论排斥到喜闻乐见，也不是尊重恋爱是个人的隐私，而是大家都不想因老人的事情得罪人，尤其不想得罪老人的子代，在人口相对稳定的X村，人们对熟人的互惠帮助和人情交往依然具有长远的预期，既然老人的子代都不反对，普通村民作为“一般巷道中的人”更没有必要为此事得罪老人及其整个家族，在法不责众的社会形势下，为此事影响自己家庭的人情交往和在村庄中的生产生活是极不理智和不会做人的行为，很容易被贴上“憨憨”(不懂村庄规则和傻的人)的标签。但不反对并不代表黄昏恋就不属于村庄公共事件，笔者在村庄中调查发现，在传统的公开反对形式之外，“闲话”作为隐匿的村庄公共舆论场所，不断生产着对老人黄昏恋的热烈讨论。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婚恋现象，农村黄昏恋的兴起继续推动了农民婚姻道德和伦理变迁，映射出农民家庭在社会转型中产生了一定的伦理危机，如孝道作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日趋衰落，金钱交换和权责脱卸的实践规则也挑战了传统家庭婚姻道德和责任伦理。而伦理危机的本质是农民的价值危机，对老人来说，搭伙过日子的功能性需要胜过对传统“守活寡”的超越性的追寻，对老人子女来说，养老负担的减轻也胜过面子不好看，村庄共同体维护传统秩序的作用也日趋消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导致了农民婚姻家庭越来越呈现“世俗化”的一面，原来安身立命的本性价值出现危机[24]。之所以说是危机而不是变迁，是因为旧的价值体系逐步瓦解，但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如何恢复中国农民家庭的神圣性，是未来我国文化建设亟须考虑的问题[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