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兵曲折而惊险的革命历程

——刘德的“红与黑”

海丰人刘德，于大革命时期任曾杂务工会委员、交通站站长、随军宣传员、海城东北路交通站长、香港“海丰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党小组组长、香港工人互助社主任、香港橡胶厂工会副主席（秘密）、海丰地下情报员、解放后任名园乡副乡长、副村长、城关区委党代会委员兼县公安局内线人员、海城水产公私合营商店经理、南海舰队谍报组工作人员、独立生产队负责人、农场治保主任等职；由于他为人厚道勤力，一直忠心耿耿奋斗在基层一线，任劳任怨、工作出色，曾被当选为“作风优良、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加以大力宣传。

然而，到了“文革”，刘德却遭污蔑为彭洪黑帮、叛徒、特务，当作海城镇头号专政对象,受尽磨难，至1987年，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平反。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已是80高龄矣。

刘德于上世纪90年代初重返香港曾居住过的地方留影纪念：

童工的觉悟

刘德于1908年出生于海丰海城镇名园乡。由于家庭贫寒无法上学，小小年龄就当了童工。后来，在小学当校工，看着别的孩子能上学，自己一个打杂的还要遭人欺负，刘德感到委屈和无奈。但在这一时期，他接触了进步师生，见证了大革命初期欣欣向荣、令人鼓舞的新气象。特别是1925年，东征军两次克复海丰，给刘德的思想带来震撼式的冲击。

东征军胜利后，在桥东龙舌埔召开庆祝大会，蒋介石、周恩来、彭湃等在会上进行了精彩的革命演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驻扎海城的学生军，纪律严明，爱民如子，平易近人，得到群众好评和拥护，受其感染，一向感到沉闷的刘德，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并产生了向往、投身革命的念头。他跃跃欲试，积极投入到各种革命宣传活动中。

1926年，海丰县革命形势持续高涨，各个革命团体迅速发展，刘德参与了成立“杂务工会”的活动，并当选为七个委员之一。

杂务工会成立后，曾领导一场提高工资待遇的斗争。当时杂务工人每月工资六元，除了自己的饮食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困难，工会委员听取会员的意见，决定推举代表向县长要求增加工资，刘德被推举为代表之一。他们先走访教育局长林铁史，要求他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林铁史局长表示同情，并带代表们去见张治平县长，但县长态度强硬，不同意其要求，还说你们认为工资低，也可不做。于是引起杂务工人罢工，向县长声明：如不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就决不复工。杂务工人多在机关学校，罢工对教学和机关工作秩序影响甚大，机关几乎停止办公。罢工两天后，县长不得不答应每人每月增加三元工资。这次胜利虽不大，但让工人们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

刘德当时兼任地下情报工作，还被选为“东江特别委员会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动员东江大暴动的代表大会）海丰县代表之一，在海城红宫出席会议。彭湃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做政治报告。会后，刘德和代表们到城北尖山岭列队欢迎红四师。红四师到后，在县城平民医院等地方稍作休息，然后挺进陆丰消灭白旗党。刘德作为随军宣传员参加行动。

当时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外地来的同志水土不服，敌军四面封锁，粮食和医药供给困难，时任中共海丰县委秘书长陈舜仪找刘德谈话，要求他回县城建立地下情报站。陈舜仪说：做这项工作需要经验丰富的同志去完成，认为刘德负责过这项工作，比较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暴露过身份。于是，他被任命为海城东北路交通站长。

临危不惧

一次，刘德突然被几十名国民党兵捉到县署，戴上脚镣手铐进行审问，他暗想自己原是学校的伙工，虽然参加了革命，但一直没有露面，而且他早有思想准备，因此被抓后比较冷静。审判时，审问官拿出一张东江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合影照给刘德看，问道：那个是你？刘德缄口不答。他又指着照片上的刘德说：这是你吗？刘德从容答道：是的。又问：你和匪首彭湃、古大存、刘琴西一起合照，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你在共匪里头担任什么职务，好好交代清楚，否则就要用大刑。

在这生死关头之际，刘德镇定地说：我讲。几个审判官一听，个个满面笑容，认为一条大鱼已落在网里了。刘德说：我前两年在县立第八小学做马校长的校工，共产党占据海丰四个月，我没有领过马先生的工资，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迫不得已我找到大会做招待员，每天赚六角钱工资，借以解决家庭生活困难。

审判官追问道：你是大会的招待员，怎么这样大胆敢跟彭湃等匪首一起照相？刘德说：闭会后，有人招呼大家一齐去照相，我好奇心强，认为能够照相是挺光彩的事，便跟大家去了，谁知今天惹上了这样大事，早知如此，就不敢照这个相了。我做校工四个月没领工资，马先生（审判官之一，又是刘德做校工时的领导）在这里，请你们问他是不是真的？”马达只好站起来证实说：他的确是我的校工，共产党占据海丰四个月没有给他工资，家庭生活确实困难，所以不得不找工做。刘德听了马达这些话，压在心里的大石头轻了一大半，相信生死关已过。

刘德获释后，立即将被捕的经过和口供详细地作了书面说明，向山区领导机关报告，领导随即答复了他，赞扬他机智，鼓励他继续开展工作，并要求他放手发展“灰色”交际人物，积极活动。刘德接到指示，继续投入，做了大量工作。

一天晚上，刘德秘密上山开会，开完后刚好下起倾盆大雨，他只好在山上过夜。第二天早上赶紧回家之时，却遭附近的国民党便衣队员刘伟抓捕，送至桥东社林祖祠（现南丰布厂）警卫大队部进行审问，审问他的刚好又是同乡马杏其，他一见刘德，便开口叫一声“阿水”（刘德乳名），你怎么来这里？刘伟赶紧说：他昨晚上山开会。

刘德立即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上山开会？谁说的？找来对证。刘伟说：昨夜你家里人到处找你，你没有回家，你究竟在哪里过夜？刘德听了这些话，好似晴天霹雳，在这危急关头，他竭力定神，而且面带笑容说：我昨夜在高田社吴振辉家打麻将，因雨太大不能回家。马杏其即说；阿水在学校做伙工，有闲的时候喜欢帮助附近人家做活，也经常帮助我买鱼菜，他并没有参加共产党。马杏其是警卫队的秘书长，刘伟只是普通的便衣队员，经他这么说，刘伟不敢再多言，不得不把刘德放回家。

就这样，刘德又侥幸逃过一劫。然而，形势越来越严峻。不久，交通员马葵被敌人逮捕后叛变，出卖了县城和郊区党组织。他负责西北线，供出许多同志，包括刘德，地下情报人员遭受严重损失。幸好刘德极时获知这一信息，在亲友的帮助下立即逃往香港，再次避过一难。

香江岁月

没想这次逃难香港，一呆就是10年有余。一开始，刘德乘船在茫茫大海中，倍感身如浮萍那般飘零，此去香港又能在何处栖身？心里一片茫然、心生无限悲凉……

在香港，为了生存，刘德到处打杂工，经过一番周折，站稳脚跟之后。他又开始寻找在香港的党组织。经过多方打听，刘德终于找到了捷胜人梁秉刚的哥哥梁秉根，一经梁秉根搭线，刘德才接上了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关系。

1929年10月，刘德在香港入了党。接着，香港市委通知他和其他党员成立党支部，由刘恕任党支部书记，刘德任组织委员，吴立同志为宣传委员，陈娇同志为支部委员，支部成员均为海丰人。开始了相关活动，发展党员等工作。不久，刘德介绍了吴光荣入党。期间，刘德所在的党支部，在香港市委领导下开展活动，主要任务是：一、发展组织，吸收党员；二、宣传国内红军消息，动员香港青年到国内参加红军；三、团结工人，向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作坚决斗争；四、组织工人互助社，发展工人组织。

期间又出了叛徒，抓了好几位党员干部，为防止再出事故，刘德躲到了太平山顶，再次投靠在那里的老乡黄覃浮。不久，经覃浮介绍，刘德成了一名人力揽车工。太平山顶是旅游区，游客在太平山顶可以观赏全港风景，这里不准中国人居住，据说只有何东绅士例外，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英国有特大贡献才获此殊荣。除此之外，还有几百个为外国人服务的打工仔，这些人叫做侍仔。当时太平山顶的运输工具主要是人力车和轿子，有限额限制，车轿各五十辆，车要俩人拉，轿也要俩人抬，上下岭要前拉后推。刘德统计了一下，车轿各一百人，合计二百人，加上服侍外国人的侍仔三四百人，总共有劳苦工人五六百人。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刘德把这种想法写成草稿向香港市委请示，市委领导人看了他的草稿后，称赞刘德敢想敢干，是单身匹马的奇人！市委书记蔡俊同志要他赶快搞出可操作的方案来。

经过短时期调查及谈心摸底，刘德发展了一批忠诚可靠，愿为劳动人民出力出汗的骨干分子。他们多是在海丰参加过赤卫队或当过农会干部，有如赤花寮村吴源、吴建两兄弟，曾配合红军攻打汕尾；吴娘哲、吴森当过农会长；赤山乡的卓覃香，参加过赤卫队（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港口乡人的吴覃泽、吴覃卢，参加过农会；海城名园乡的杨玉，父亲为革命牺牲，是烈士后代。有了这批骨干分子，刘德便公开组织“工人互助社”，制订了章程。章程十分简单：一、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二、互相帮助；三、社员如有失业每人月捐献二角至三角帮他维持生活至复业为止；四、社员如有疾病，每人月捐献二角至三角帮他病愈为止。这个章程公布后，大家都举手称赞，说这是公益事业，是办好事，纷纷报名参加。

正式成立“工人互助社”之时，刘德被选为主任，吴建被选为副主任，从此，党的组织有了活动阵地。有的骨干分子还向党组织提出参党要求。对此，刘德特向市委书记蔡俊同志请示。经过研究，他们在党的低潮时期要求参党，自愿为党的事业而斗争，是非常难得的。因此，吴建、吴源、吴潭泽等人被批准为中共党员，刘德任党小组组长，吴建任副组长，“工人互助社”成为党的外围组织。

1930年底，广东省委委派彭叙（又名彭承伦、彭十，曾在第八小学任教师）与刘德接触，彭叙是来香港巡视工作的，特地来到太平

山顶找他。刘德便安排彭住在吴覃泽、吴覃卢的宿舍，他俩当时为亚细亚石油集团公司的总大班，即总经理的人力车夫，分有宿舍，大家认为彭叙同志住在那里比较安全。1931年春节，彭叙和车夫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谁知不久却大祸临头。

当时，中共南方局交通员莫叔波被捕叛变，出卖了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林道文同志和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陈舜仪同志，中共香港市委属下的几个秘密组织也被破获，一大批同志被捕。因为彭叙同志住在刘德安排的地方才幸免于难。彭探知这个不幸消息之后，同刘德商量营救的办法，要求营救一个算一个。刘德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去找互助社积极分子吴章帮忙营救陈舜仪，因他在大律师罗文锦家当杂役，与吴建是堂兄弟。果真，吴章听后一口应承。于是，刘德、吴建、吴章三人一齐去拜访罗文锦，请求他出面营救（陈舜仪当时化名林覃佑），罗文锦答应帮助他们。法庭上，罗文锦经过几次辩护，港英当局判决押解陈舜仪回国内，党组织考虑当时法国同苏联关系比较好，故要求港英当局同意解去上海法租界。船票是党组织买的，以避开反动派的毒手，谁知国民党布置了特务在轮船里跟踪，船到福建厦门之时，陈舜仪即被特务拦截逮捕，解回广州杀害，年仅28岁。

当时，刘德被党组织调往香港西环亚洲橡胶厂当工人，与陈文配合做搞工人运动，陈文任党小组长，刘德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中发动反内战、反倒退的教育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围剿革命根据地的罪行。并负责散发和张贴宣传传单，同时在厂内发展党员。后来，又遭遇省委委员廖卓凡叛变，他出卖了组织秘密，许多同志被捕，陈文、刘德等人的直接领导人香港市委书记蔡俊不幸被捕，之后押解到广州杀害，年仅22岁。

旧中国积弱积贫，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屠杀，内受军阀压迫奴役，民不聊生，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同帝国主义和卖国贼作英勇的斗争。就海陆丰的斗争情况来看，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逃到香港，继续战斗。在这个过程中，刘德目睹了许多革命志士遭受摧残、镇压，海陆丰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精英人物几乎丧失殆尽。解放后，仅刘德所在的海城镇名园乡参加革命的村民有百余名，直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存活下来的只有李奇珍、刘碧銮（女）和刘德。

▲上图文字为下图▼图片说明： 

刘德（左二）与老战友合影：

积极抗日

1932年初，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率领下反对南京政府的投降主义，抵抗侵略上海的日本军国主义。十九路军的官兵多数是原粤军部队出身，他们的勇敢行为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迅速掀起支援十九路军抗敌的爱国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男女学生青年上街宣传十九路军的爱国精神和英勇作战的事迹，学生卖花募捐支援前线，工人组织纠察队搜查烧毁日货，市民三五成群，冲击日本侨民，爱国之火越烧越旺。而港英当局却站在日本一边，表面上以维持秩序，实际上是压制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

而香港党组织的处境也日益艰难，情况越来越复杂，刘德所在的党组织活动进入了低潮期、甚至暂停。

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香港党组织活动有了新的发展。这时，上海派来一位饶平县籍的陈生同志联系刘德他们，要求恢复党组织。期间，刘德和其他在香港橡胶厂做工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秘密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他们带领工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行罢工，与资本家作斗争，以及为支持内陆抗日，积极发动大家捐款；努力宣传抗日，以唤醒民众觉悟，抵制日货等工作。

香港沦陷后，橡胶厂被日军占为营房，到处掠夺奸淫。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刘德只好将全家带回海丰。回来后因家里人口多，生活十分困难，刘德一边疲于为生计奔波，一边却不忘寻找党组织。经过一番曲折的暗访，终于找到当年在香港通过他介绍入党的吴光荣，由他帮刘德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即是吴光荣带着刘德去见党的领导人蓝训才。当时，蓝在一间布厂充当染纱工。

之后，蓝训才安排他和同乡李奇珍（曾任名园乡保长内线）分别以开设小店为据点，设立情报站。蓝训才说：李奇珍在中山桥头做豆腐干和酒生意，刘德做卖鱼生意，两店一墙之隔，壁上可开一小窗口相通，文件通过小窗交接，不会给外人发现。并为两人设了代号，李奇珍叫“阿马”，刘德叫“阿北”。

一次，刘德和李奇珍半夜出门张贴传单，从卖鸡巷开始往杂货街、町仔街、新鱼街、打铜街，再回到本店，时至凌晨二点多钟，仍还有一些传单。两人商量了一下：交通员经过千辛万苦，冲过重重封锁把传单送到他们手里，烧掉太可惜了，便决定全部散出，以发挥更大宣传效果。于是，两人向老车头的方向走去，一路散贴，途径径口街伪关东乡公所之时，看见无人看守，门户紧闭，便将几张传单贴在伪公所的大门上面。第二天早上，群众看见了议论纷纷，都说共产党本领无穷，日军和维持会重重封锁，游击队还能在县城到处散发传单。这次行动震动很大，日军气急败坏，全城戒严，挨家逐户进行搜查，见到伪关东乡公所大门也贴着共产党的传单，更加气愤，加强对周围环境的搜索。

尽管日军加强防范，化妆的便衣队不时在暗中侦查，但他俩仍然照常活动，毫不畏惧。一次，交通员送来一批印有日文的《告日本士兵书》。刘德与李奇珍商量后，认为这些传单要散发在日军驻扎的地方，才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暂时埋藏起来，等待时机行动。

一天早上7时左右，一队日军从老车头向市内行进，买鱼菜的群众纷纷避让，站在两旁观看，恰巧有一个买菜的日本兵从市内担两箩筐菜肴过来，因前面给马队堵塞了，就把两箩菜肴放在李奇珍的店前，自顾钻入人群当中观看马队行进。奇珍认为这是一个难逢的机会，即向刘德使眼色，刘德会意也装作观看日本马队，用身子将日本兵的菜箩挡住，遮住其眼线，奇珍迅速把一捆《告日本士兵书》塞在其菜箩底，让那个日本兵挑了回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47年初，蓝训才从香港回来，很快和刘德他们接上关系，他和李奇珍继续为部队提供情报。

一次，游击队在名园乡附近的山地打冷枪，刘德家养的狗听见枪声后汪汪乱叫，如临大敌的敌军马上派出大批人马加紧巡逻。他们在距离刘德家仅有二十余米的地方听见狗叫声，立即把附近十几户人家包围了起来，逐户搜查。敌人把刘德和他哥阿益、弟阿鑫、叔父阿炉、邻居杨水宝等五人抓去，关在老车头敌营里进行审问。敌军头目狠狠地说：你们统统都是共匪，如果今夜你们的共匪再次在乡里开枪，我们就将你们五人枪毙。刘德听了挺身而出，回答敌头目说，共产党从山顶打来的枪，与我乡无关，乡民耕田劳动，安纪守分，并把随身带来的保长委任状拿出来给敌军头目看，又道：贵军初来时，我曾代表乡民慰问贵军，怎么可能在我们乡里打枪出来呢？”敌头目听后无话可答，随即释放了刘德等四人，但仍扣留了其弟作为人质。之后通过多次交涉，才肯释放。

参加建设

解放后，刘德任名园乡副乡长，李奇珍任正乡长，后来名园乡分为两个行政村，李奇珍任名下行政村正村长，刘德任副村长兼县公安局内线人员。

1953年初，南海舰队谍报组到海陆丰开展工作，需要一位合适人员协助，海丰县委研究后推选了刘德，并被派往香港从事秘密工作，两个多月后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嘉奖。1957年，南海舰队的工作完成后，刘德被安排在公私合营的水产商店任经理。

同年末，开展反右斗争。解放初期，刘德曾对一些领导人做法不对的地方提出了个人意见，谁知由此得罪了人，惹祸于身，不但成不了骨干，而且受到打击、孤立。运动结束后，刘德虽没有被划成右派，却被派到可塘的“五一”农场工作，并任独立生产队长，又成了劳动模范。在插秧评比中，他的独立生产队名列第一，得到城关区奖励红旗一面和40元人民币。

公社化时期，市场供给紧张，百物俱缺，群众怨声载道。刘德观察了市场后，认为可以种蔬菜供应市场，这样既有助于缓解市场紧缺，也能维护党的威信。于是说服了场员，起早摸黑地开荒种菜、加工施肥，蔬菜生长得快，经过一个月就有少量上市，两个多月后大批量上市，三个多月后就用汽车、马车满载上市，解决市场部分供应，减少了市场群众摆长龙状况。贡献虽然少，但意义大。

1960年，海城镇把刘德树为财贸战线“作风优良、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并把他的事迹用图片展览方式公布于众，海城公社将刘德一生的经历，详细写了出来，挂在中心市场，连续多天展示，作为人们学习无私奉献的榜样。1961年初，社会形势逐步混乱。时任农场治保主任的刘德，被公安局领导抽调往海城镇协助治安工作。

1962年底，接着县委通知刘德参加评选老革命。全县参加评选的有300多位老同志，评选条件是：（一）有参加大革命；（二）有参加抗日战争；（三）有参加解放战争。同时符合三个时期参加革命的条件，才有资格申报。然后分组讨论评选决定，最后报县委审批核准，全县共评定了58名老革命，刘德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万没想到祸却从此起。

惨遭迫害

“文革”时期，这58人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不明不白被打死，有的被打残，有的被折磨而死，有的被监禁坐牢，奇珍亦惨死，无一幸免。

1966年，异常气候的“四清”运动开始，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同志莫名被列为“黑帮”而进行批斗。当时，刘德还不知道“黑帮”为何物？即被列为“彭洪黑线”进入县财贸系统学习班。在学习班中，工作队队长李苏有意要他在学习班扩大会议上讲述海陆丰革命斗争史，刘德如实地介绍了。刚讲完，一位讲普通话的工作队负责人站起来，恶狠狠地指着刘德说：“你讲的算什么革命史？彭湃是土匪头，你们是土匪。”第二天，便有人以学习班学员的名义写刘德是“彭洪黑帮”的大字报，接着纺织品公司黄某某也跟着写刘德是“彭洪黑帮”的大字报，直接寄到其单位。单位又以“全体职工”的名义出大字报，悬挂在水产站会议室上，他们列出刘德宣传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凌驾于井冈山之上，是替“彭洪黑帮”歌功颂德的罪状。接下来，学习班从医药公司转到商业局继续批斗。

商业局原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海丰县委所在地，当年在墙上刷写过很多革命标语。土地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用白灰水涂掉，经过多年风吹雨打，这些红色标语重新显露出来。学习班迁到这里开办后，有一天刘德发现这些革命标语给人铲掉了，内心非常不满。学习班中，工作队长李苏及工作组长林心湖还强迫刘德等人揭发彭洪、周凤的罪状，规定每个学员要写200条以上，并要刘德如实交代与彭洪、周凤的黑线关系。

刘德不怕工作组打骂，拒绝污蔑与乱写。1967年10月，站长李诗京叫刘德出去工作，站内无人敢和他接近，都与他“划清界线”，连他的宿舍都被列为“黑据点”。从此，刘德过着非人的生活，成为当代的奴隶，做牛做马任由人摆布。

1968年初，刘德被送到县水产公司开办的小漠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思想。遭受冤屈，身心受到很大伤害的他，不久就得了一场大病，将至病危，才肯放刘德回家。

不久就发生了“八二六”惨案，整个海丰一片黑暗。紧急情况下，刘德带病躲进山上，逃到水库时，他要求管理人员暂时到此避难，该工作人员开始同意，后来知道彭科、赖高、吴浩都在水库邻近被杀，再加上城北大队8名青年男女无路逃生时，被迫投水自尽，因此他死活不肯刘德在那避难，刘德只好无奈离开。

此时，夕阳西下，四面的路口已被民兵封锁，下来不知生死如何？刘德十分悲哀，心里想死在党的政权之下，做鬼也不甘情愿。自杀吗？更没有意义，想求生存又困难重重。此刻，躲在山洞里的他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这样，刘德在那荒野中徘徊，无处藏身。想起16岁就参加革命，无私奉献，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侥幸能够生存下来。而今解放了，谁知还要遭此劫难，生死未卜。他心如刀割，犹如当初逃难到香港那种凄凉、无助的心境再次重现。他一夜难眠，熬至东边泛白，仍漫无目标。

忽然，刘德想起胞兄阿益早年家穷，送给东屯村苏姓人家为子，何不到他那里避下难。但到东屯村还要越过两道封锁哨位，一道东屯村的农民放哨，另一道是劳动大学学生放哨。而山穷水尽的他，也只能冒险试一试了。走近农民哨位时，刘德向放哨的人喊话，骗说其母亲病危了，特地来找兄长阿益商妥后事，放哨的农民同意让他入村。再经胞兄和侄儿疏通该村干部，同意他在该村留宿。

一个星期后，形势有了变化，县城有了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公开声明屠杀革命老同志和人民群众的都是反革命，一定要旗帜鲜明地清算其罪恶。同时，号召四处逃难的同志回来就业。得到这个消息后，刘德立即辞别东屯村的亲人，回到自己老家，回到海城水产站报到，要求安排工作。当时，其领导假装关心，安排他做售货员和杂工，实际上将他监管劳动，只不过态度比以前温和了一些。这时候局面似乎平静。不久，解放军调走，形势又急剧变化，黑云翻滚起来，某些人的凶恶面目又暴露了出来，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们大设监狱和刑庭，搞刑讯逼供，其中谢森就当众宣布，刘德是“叛徒”、“特务”，并命令陈顺荣立即将刘德捆绑起来，胸挂“叛徒”、“特务”的黑牌，并给他戴上高帽，推着他上街进行游行批斗。而海城镇管委主任黄炎多次在海城镇财贸战线职工大会上，污蔑刘德是“叛徒”、“特务”，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身上“血债累累”。特别是在批斗彭洪那天，同样把刘德拉出来示众、陪斗游街。从凌晨一时到下午十三时，他被捆绑着，挂着“叛徒刘德”、“特务刘德”的黑牌，头戴高帽，在陪斗中低头，若稍微一动，或抬头一下，后面的棍子就打下来。

开始时游行批斗三天，以后要斗就斗。刘德等人好似笼中鸡，随时都被提出来，有时还要日夜轮番斗24小时。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这些没有人性的恶棍还请拳师专门毒打他们，让人内伤之后慢慢死去。更有县领导李诗德的妻子王爱亲自督战，主持批斗刘德，要他坦白交代历史问题，要他回答如何勾结彭洪和“牛鬼蛇神”陷害“好人”的？威胁他如不坦白交代，就要吊打。在她指挥下，四类分子之子林四尊等几个人，从上午到晚上轮流对刘德不断地进行审讯和批斗，一直到天亮……

一次，他们强迫刘德承认陈汉英是叛徒，刘德拒绝了，就被拖到烈日下暴晒，从中午十二时到下午一时，他还是坚持住了。还有那个黄胜家，在审讯期间颠倒是非黑白，严重歪曲事实，捏造各种罪名，他多次疯狂地要刘德承认叛变行为，承认宣传海陆丰革命史是为了替“彭洪黑帮”歌功颂德。更可耻的是，他还带上了几个人到刘德家里恐吓说：刘德已经承认在大革命时期叛变了，现在来对证材料，要老实交代，并擅自写了一份假材料，要他的家属签名，遭到拒绝后还说：你们不老实，刘德无好处。另外，还组织人员，到处调查刘德是“叛徒”、“特务”的“罪证”。刘德就像囚犯一样被批斗、示众了20多次。

同年9月，海城镇财贸战线在海城镇中学和柴炭站又办起学习班，把刘德和另14位老同志囚禁在仅有七槽半瓦的狭小房间里，被用铁钉钉住窗，房门日夜加锁。他们的吃、住、大小便都被限在里面，室内臭气难闻。他们每天只给七两米的定量供应，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那时在学习班的门口吊着赵紫阳、陈焕新、彭洪和刘德四个草人，把他列为海城镇财贸系列的头号专政对象。在这里批斗囚禁了三个月左右，刘德的身体变得十分瘦弱。

当时，刘德已60多岁的人了，被连续折磨了十多个月，身心遭受严重创伤，头发全白。由于他们没有迫出刘德什么“有用”的材料，有些气馁，不得不宣布他不用处理，却把他送到水产站自办的农场去劳动改造。

这个农场，除县农科所给了30亩水田之外，其他的都要开荒。刘德带头动员职工起早摸黑，在山坡地开垦土地，种上水稻、甘蔗、花生、油麻、蕃薯、西瓜及其他瓜类，并利用空地搭草舍养猪，养三鸟和牛，开挖鱼塘养鱼。埋头苦干了几个月，就收得了丰硕成果，比其他行业或单位的农场干得出色，受到党委领导的关注，他们经常带队来参观，拍摄农场产品，并拿出样品去展览，受到观众赞扬。但是某些领导干部有野心，想吞没农场全体职工辛勤劳动所得的成果，把功劳归为己有，因此还得到提升。更为气愤的是，1970年海城公社举办的农场产品展览会上，农场负责人要站在农场作物后面，给观众参观，作为背景拍摄宣传，却唯独不让刘德参与。

1973年，已经66岁的刘德，身体状况不好，却不准退休。并花言巧语说要继续留用他。当时，水产站建设楼房，他们让刘德当保管员，仅分配了一、二个杂工配合他。而那么大型的建设，要刘德一个人承揽运输水泥、沙石、壳灰，还负责晒稻谷、鱼脯，和载尿粪上农场等杂活，干完后,夜间还要兼做保卫，简直把刘德当成新型的奴隶。

一声春雷平地起。1978年，终于盼来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全国蒙冤受屈的同志和人民，得以平反昭雪。刘德却又经历了无数周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