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苏轼 03：忧国不谋身
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苏轼 03：忧国不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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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出道即获得欧阳修等朝廷重臣的赏识，但是他走上仕途的道路并不平坦，经历的过程也充满了苦痛和变数。他二十二岁名震京师的时候，当朝皇帝还是宋仁宗；而在他历经地方上的几次任职以及完成两次回乡服丧、重返京师汴梁的时候，他已经时年三十三岁，当朝的皇帝也已历经三朝，变成了宋仁宗的孙子、宋神宗赵顼[xū]，天下的形势正在开始发生一场重大的改变。
此时的宋神宗，面对建国已历百年、却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痛下决心，任用一代名相王安石开始改革变法，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整合财政、经济大权，先后颁布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等一系列法令，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改变和影响着整个王朝。
那么，面对如火如荼的改革变法，苏轼会有怎样的政治表达？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轼与王安石，为什么会在这场事关王朝命运的变法中分道扬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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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讲王安石的时候，大家都还记得，王安石给宋仁宗写过一封万言书。苏轼也写，苏轼给宋神宗也写了一封万言书，这时候苏轼才三十四岁，宋神宗才二十一岁。王安石给宋仁宗写万言书是对北宋的王朝提出了批评，要求改革变法，相当于给宋仁宗敲了一记警钟。苏轼给宋神宗写这万言书，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只对事不对人，苏轼的这个万言书是既对事又对人。他才不是警钟呢，他等于直接拿一棍子敲宋神宗的脑袋，让他要清醒过来。他这个万言书比起王安石那万言书更尖锐，火力更猛。
一开始这万言书就提了三个指标给神宗皇帝，说是下三个指标，实际上就是说这三件事你都没做好。第一，要凝聚人心。第二，要让风俗淳朴，用现在话说就是建设和谐社会。第三，要加强法制、加强监督。那你反过来讲这三条做得都不好。
第一，凝聚人心。苏轼打了比方，说皇上跟老百姓的关系就是鱼跟水的关系，鱼要是离开了水就会死，你这皇上要是离开了老百姓的人心，你也就会死。当年商鞅变法，实行严刑峻法，国家强了，老百姓兜里也有钱了，可是道德败坏了，失去了人心，所以秦王朝到了最后还是灭亡了，商鞅最后也是不得好死。他就拿这例子给宋神宗提醒，您现在支持王安石搞改革变法，还弄了个什么“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个变法的机构。好好的国家有个三司的机构是管财政的，你就愣从这个正常的机构里头分出一支来，大事小事都不跟宰相商量，天天就跟那条例司里几个人、跟王安石商量，这走的不是正道，长此以往人心惶惶，你这人心就散了，人心都散了这队伍就不好带了，您这鱼也就离开水了。所以他给皇上提的建议是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取消改革变法这机构，等于是取消变法。这是第一条。
第二，苏轼警告神宗，说孔子说过一句话，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这话原话什么意思？拿木头做的俑、陶器做的俑去陪葬，它不是做得像人型一样的吗？孔子就觉得这很不道德，你拿个纸或者拿草扎一个东西去陪葬就可以，你做得跟真人一模一样去陪葬，这很不道德、这是不好的，凡是这样做的人，你自己会断子绝孙的，但是这句话到了后来就引申成为你只要做了坏事，你就会断子绝孙的。苏轼就跟宋神宗说，您记住这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最近听说这《青苗法》，这不是给农民要贷款吗？要收40%的利息，可是你得让人家自愿贷您这款，没说是强制贷款的，你怎么能保证这帮贪官污吏不强制地去把贷款发下去？如果那样做了的话，老百姓就有怨气，将来如果历史上写这档子事，说这《青苗法》、说这改革变法就是从您神宗皇帝开始的，您这就是始作俑者，那您还会有后吗？这话就非常严重了，他虽然明着没这么说，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这意思。这是第二条。
第三，苏轼认为现在这朝廷上下缺乏监管，监管力度不够。我们知道在宋朝的时候有谏官，看着皇上做得有不合适的，大臣做得不合适，谏官就要出来提意见，可是现在苏轼认为这朝廷上下风气不正，明明皇上做错了，王安石做错了，没有人敢出来，连个屁都不敢放，谏官都是一帮无能之辈。当然了，苏轼也说，说皇上现在主要是朝政太清明了，都是做好人好事的，没有不正之风。可是有一样，难不成说你们家没老鼠，就得非养着不会抓老鼠的猫吗？你们家没盗贼，难不成就得养着不会去抓盗贼的狗吗？你现在就养了一批不会逮老鼠的猫，也养了一批不会防盗的狗。
你看，就这三条，说白了从人事上、从人心上、从监管上、从各个方面就是否定新法，而且话说得非常地够火力。这信写在二月份，苏轼可能觉得料还不够，到三月份，《再上皇帝疏》，这回没那么大力气了，写短点，千把来字。字是少了，火力更猛了，为什么呢？说皇上您成立这制置三司条例司，我告诉您一句实话，您这做法，就您改革变法这事，从古到今就没您这么干的，您的很多做法都是跟历来的圣贤们背道而驰。我还听说您前一阵子后悔了，改主意了，说是不变法了。我又听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您只是改正了一些小的不合适的做法，大的面上您还改革。皇上我告诉您，您这做法好有一比，有一小偷，这是孟子举的例子，你看见没有，他一会儿举孔子，一会儿举孟子，都是圣贤的话。说孟子举过一个例子，说一小偷想改自己偷东西这毛病，别人说你改了吧，他说我会改的，我这个月偷少点，下个月再偷少点，下下个月再偷少点，我循序渐进慢慢地我就把这毛病改了。苏轼跟皇上说，您这改革变法从根儿上看就是错的，要改就彻底一下把它改了。就跟小偷改他偷东西的毛病一样，哪有说今天少偷点，明天少偷点。你想把皇上比成小偷了。苏轼在这封比较短的奏章里头说，说皇上您还是幡然悔悟吧，要不然朝廷里边这有识之士就都跑光了，不跟您干了。他们哪儿像我呀，我是贪恋这点俸禄，我是个没能耐的人，所以我不走。人家都不在乎，人家都是君子，我是小人，您等一天朝廷里头就剩下我这种人了，您也就差不多了，您也就确实“无后乎”了。
这你就看出来了，苏轼在朝廷里边在中央做官，他有这么几个特点，他第一，立场非常地坚定，旗帜非常地鲜明，敢做出头鸟，敢摸老虎的屁股，敢触及问题最核心的矛盾，敢于顶撞最高领导。这点连司马光，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领袖，司马光都觉得我不如苏东坡。他（司马光）给神宗写了一封信，司马光说什么？说论先见之明，我不如吕诲；论说公正，我不如程颐；论敢说话，我是真不如苏轼。苏轼太敢说话了。苏轼只不过是个小官，因为三十四岁的时候苏轼在朝廷里边做的官，七、八品的官，司马光说苏轼只不过是个小官，但是他对您，他不怕，更不怕王安石的虎狼之怒，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从来都不怕丢官，我跟他们比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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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进行的改革变法，涉及到北宋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方方面面，它极大地提高了王朝实力和军队素质，改善了国家财政和民众生活，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然而，面对这样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变法运动，苏轼为什么会强烈反对？他与当朝宰相王安石的这种正面对抗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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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等很多大臣都曾经向朝廷推荐过苏轼，神宗皇帝本人对苏轼也非常欣赏，老想重用他，是个刺儿头，但是个有水平的刺儿头，很想重用他。谁不同意啊？想都能想出来，王安石不同意。王安石给神宗说，苏轼有学问我承认，但是学问路子不正，这人跟他向来都没法合作，他说的意见跟咱们都不合辙。我跟您说，他是受刺激了，因为他的意见您老不采用，所以他就老反对你。旁边有个宰相叫曾公亮，就打圆场，给王安石说没那么严重，苏轼就是
有点不同意见，不至于像你说得这么严重。王安石大怒，拍着桌子说，什么呀！他就问神宗皇帝说，你是不（是）打算要用这苏轼？我告诉你，苏轼这人就像一匹烈马，你好好地对他、跟他说话，他不听，您非得给他打一顿，打得服服帖帖的，饿他几天，给他弄得服服帖帖了，他才会给你干活。苏轼很有才华，但是我告诉你，苏轼这人你用不了，他那才华对社会只是有害的，他才华越大危害越大。您可千万把眼睛擦亮了，甭用这个人。王安石对苏轼成见特别深，当然有的也不是成见，因为你反对人家反对得很厉害，人怎么可能用你呢？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苏轼明明知道这么做什么后果，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家说为什么能至于这样呢？不光是胆子大嗓门大解决问题，苏轼他其实是有一个原则的，他胆子大、敢向虎山行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要坚持一种政治上的理念，就是自己的政治理念。苏轼为什么这么剧烈的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自己有四大理念：
第一，治国之道，从根本上来讲不能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应该用儒家的仁爱精神。说白了，以人为本。你王安石搞这套变法，你是理财、抓钱，你的根本之道不是理人心，不是以人为本，是修理人的，是要从老百姓身上抓钱的，所以这个不对，这从根本方向上是错的，这是第一。
第二，苏轼认为，改革不能急功近利，要从长计议，不能用休克疗法，不能一蹴而就。王安石就不是这样，王安石希望通过几个短平快立马解决问题，苏轼认为这不妥，苏轼在改革上是个稳健派，我们强调苏轼不是完全地反对变法，他是反对王安石主持的那个变法，他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他的变法的原理就是循序渐进派、稳稳当当派。这是第二。
第三，苏轼有一点讲的是对的，说这国家的体制和制度不能说变就变，要维持它的稳定性。所以你王安石变法你要变根本制度这是不对的，你可以改变用人制度，你多用君子，少用小人，但是你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国家体制，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四，苏轼认为，国家缺钱，王安石帮着宋神宗捞钱，这是对的，这没什么错，但取之要有道，你不能从老百姓身上拿钱放到国库里。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矛盾，就是到底是藏富于民呢？还是取之于民呢？问题是取之于民了之后是不是用之于民了呢？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王安石搞了改革变法，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动机和效果有点不大靠谱，国家富了，军队强了，但老百姓穷了，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所以你说苏轼很激烈，他激烈在哪呢？他有些根本的大政方针政策上，他跟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也不是针对王安石这个人，也不是针对王安石这个团队，更不是针对宋神宗，但是因为宋神宗他支持的是王安石，如果把神宗说服了，王安石就失去了根本。那苏轼虽然年轻，这点看得是非常之清楚。所以你说他为什么在中央做官的时候，官做得还小、还不大，按一般年轻人来讲，你这么年轻你还得往上走，你不得把领导巴结好了？你不得把皇上哄高兴了？你还天天跟他们吵架？这就是苏轼的不同之处，他争的是什么呢？原则。所以我为什么说他对事也要对人呢？因为这事都是人干出来的。但是一般的人为什么说他对事不对人呢？因为他对事他不敢对人，一看事出来了，这事办得不怎么样，人还是好的，好心办了个坏事。这等于没说。效果如果很差，动机即便很好，那也应该对他进行否定，所以你动机跟效果你要统一在一起，从这一点上来讲，苏轼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在中央做官，虽然官职做得不大，而且三十四岁的时候他的仕途的阅历还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他已经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的素养和素质，这是他在中央做官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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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无法在朝廷立足，只好自己外放，先后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二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谪到湖北黄州以犯官待罪之身躬耕东坡长达五年。元丰八年，宋神宗赵顼病逝，宋哲宗赵煦继位，由于新皇帝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她重新起用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尽废新法，苏轼得以重回朝廷，并担任翰林学士的重要位置，然而当苏轼与司马光同朝为官共商国事之时，本属于同一阵营的两个人却闹得不可开交，这究竟是为什么，苏轼的为官之路真的就这么不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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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啊，苏轼之所以是苏轼，肯定不是胡乱做事的，但大家也会问，现在年轻，他这样，火气大，他年纪大了，官做大了还会这样吗，会的。为什么他值得别人尊重，历朝历代的人，对苏轼非常地欣赏，很尊崇他，推崇他，就是他的原则一直没有变。
没有变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应该知道后来苏轼被贬到黄州了，贬了一段时间之后，神宗去世了，王安石也去世了，这时候司马光上台了，也就是说守旧派们，原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这拨人现在登上政坛了，司马光一上台就把苏轼提拔起来了，而且提拔的速度也很快，呼啦一下，短短的一年零五个月里头，从一个没有品级的黄州团练副使，这根本是一个犯官的位置，没有实际的职权，也没有品级，一下提到三品大员。那很兴奋，这可逮着机会了，还不得好好地把这变法派刺痒一顿，说他们的坏话，把他们赶尽杀绝了，没有。我刚才前面说了，苏轼的政治理念是实事求是，还有一个以人为本。他到哪儿都拿那个尺子量，这量，开
始量王安石，觉得这不合适。量量，量到司马光身上，觉得你也不合适。所以就决定了什么呢，他坚持这个理念的结果是，他只要在中央做官，他就跟王安石有冲突，完了往后，五十多岁了，做了三品大员了，跟司马光也有矛盾，而且是剧烈的冲突。司马光是什么态度，司马光一上台，就一条，重敲锣鼓另开张，把以前王安石的一切，甭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全否了，否的一干二净，苏轼态度不一样，他说一句话∶
"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
——苏轼《试馆职策问三首》
什么意思啊，说现在，新皇上上来了，宋哲宗。咱们这些做大臣的要坚持一个原则，既不能像宋仁宗那个时候，放任自流、消极怠工，但也不能像宋神宗那个时候，神经绷得太紧了，处事苛刻。都不行。就是要团结紧张、活泼严肃，要一张一弛，要有文武之道。八个字概括了苏轼第二次回到朝廷中央做官的原则，"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翻译成白话文，说白了，就是只要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我们就支持，只要不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反对。实事求是、以人为本，跟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一样的。
但是我刚才说了，司马光他上台了之后，他代表着一种政治势力上台，有时候一种政治势力上台的时候，他是不讲道理的，作为这一方政治势力，那必须对前面的王安石为代表的那拨政治势力要有一个鲜明的态度，这个态度的表现就是全面废止新法，包括在人事上全面地贬斥新党人物，这个是苏轼绝对不能够认同的，苏轼所反对的，你注意，他的核心是什么，反对一切形式的没道理的专制的行事。以前他反王安石也是因为这个，不调查研究，不顾及到大多数百姓的利益，你就靠着皇上的支持专权，强行推行，那你现在司马光这做法跟他有什么不一样，换了个名目，本质是一样的。尤其是在一个具体法令上两个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什么法令，在王安石变法之前，朝廷有一项法令叫《差役法》，什么叫《差役法》，我们知道在古代，官府不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从局长一直到科员，都是国家干部，那时候不是。那时候衙门里头有好多乱七八糟的杂七杂八的事，取个快递、打扫个垃圾、砌个围墙，这都不是当官的干的事，都是什么呢，都是分派到老百姓家里头，义务劳动的，那会儿老百姓天天搞五一节义务劳动。这样既耽误了农时，有些贪官污吏借此勒索百姓。王安石变法实行的是《免役法》，什么叫《免役法》呢，比方我是个农民，我今年二月份，我要到官府里头给人家定期地取报，我忙，我要忙农活，我出点钱，我交给朝廷，朝廷拿这钱去雇别的人，专门人士来干这个活。这比起《差役法》好多了，交点钱就把人给腾出来了，他在地里边用的工，跟那钱比起来，那多得多了，收益很大。当然这《免役法》也有它的弊端，比方说有的地方钱交得多，有的地方钱交得少，钱交上去了是不是就雇了别人了呢，不知道。但是凡事哪有十全十美的，总的来讲，即便到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无论是赞成王安石还是反对王安石，都认为《免役法》比《差役法》要好。可是就这个司马光∶否，也给它废了。
苏轼真的想不通，有一次两个人在办公室就吵起来了。大家别忘了，司马光刚当上宰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这苏轼从那偏远的，当然了，写"大江东去"那黄州，提到朝廷里头来，十七个月里头，跨越了十二级当了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什么东西，太重要了，皇上的私人政治顾问，专门负责给皇上起草高级的政治文书，就是诏书。还要我怎么样，你还这么反对我，反，不反你，我就不是苏轼。你只要不实事求是，只要不以人为本，我就反你。给这司马光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苏轼就是话多，苏轼跟他说，说你也年轻过，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跟韩琦、当时的宰相韩琦争论，韩琦很不高兴，您还是奋不顾身地说下去，最后您还是把话说完了。现在你做了宰相了，难道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完吗，司马光很谦虚地笑了笑，但是那是苦笑，看着他∶你说你说……。苏轼把话说完了，气还没消，回到家里一边脱衣服，一边嘴里嚷嚷着，"司马牛，你这个司马牛……"什么意思啊，这司马牛跟司马光不是亲戚，司马牛是孔子的一个学生，他名字叫司马牛，他之所以脱口而出说司马牛，就是这司马光太罩牛了，是个犟人，跟牛一样。这人太博学了，脱口而出，"司马牛、司马牛"。但你也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当时神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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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苏轼有提携之恩，苏轼年轻时，司马光就曾经多次举荐过他，这次司马光担任宰相主持朝政之后，最先想到的入主朝廷的人选之一就是苏轼，一方面是看重苏轼独一无二的文学艺术才华，另一方面也想倚仗苏轼远扬天下的盛名，希望这些旧党人物共同联手，清除王安石的势力，消除王安石变法的影响。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苏轼竟然执意与他唱
起了反调，那么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蹊跷？苏轼这种不近人情、不通事理的做法又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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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说，苏轼疯了吧？在黄州待了几天脑子待坏了，都分不清好坏了，世态人情都不认识了。司马光这可跟他是有举荐之恩，怎么不识好歹啊？
这你就多虑了。好在苏轼的时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材料不少，苏轼给他的朋友写信，怎么说的？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天下士子唯王安石的马首是瞻，都追随他，我没有。他说现在王安石死了，神宗皇上也死了，天下的读书人、当官的又以司马光的马首是瞻。对不起，我也不赶这个风潮。他给朋友的信里边说，我要论起跟司马光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亲密无间，但是这并不能让我盲目地追随他，这是两回事。说想当初王安石执政的时候，我一概地反对他，我但凡要松一点口，对新党的新法说上两三句好话，我也不至于后来落到如此下场，我早升官了。但是我那样做违背天意，违背我的良心，我不能那么干。现在，司马光对我有举荐之恩，他器重我，我现在坐到这个位置上，于情于理我不能跟他对着干，但是关于《免役法》的事情事关国计民生，事关老百姓的利益，我不能不说，我只要说了我就会得罪他，那就得罪吧！这些都是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边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出来的，写的都是他内心的真实的感受。
当然司马光也是人，他也会烦的，你知道吗？这不是给自己找一麻烦吗？让你是来帮我的，不是让你来呛我的。时间长了，一来二去的冲突多了，司马光就很烦苏轼，而且他有了想法，想把这苏轼看找个适当的时机给他弄出去，当年王安石也是这么把苏轼给送出去的。可是司马光还没来得及干这事呢，就病死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徒子徒孙身上，司马光虽死犹生，他的那些学生和门生们、他的那些下级们可跟苏轼的想法不一样，他们的想法是可算捞着了，这就是为什么司马光去世了以后，苏轼和苏辙在朝廷里边做官，却总也做不稳当，跟他发生矛盾的已经不再是原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那批新党人物，而就是司马光去世以后，在旧党人物里边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各种党派，他们因为有一己之私利，认为苏轼这种坚持原则的做法是他们的绊脚石，所以就齐心协力地要把他拱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苏轼后来主动向朝廷提出来说我就不在中央干了，我要到地方去，你把我派到杭州去，我喜欢杭州，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他坚持原则的一个下场。
所以我们从上边（我们）讲的能够总结一下，苏轼在中央做官，以黄州、被贬黄州为界限，大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边一个阶段是三十多岁，做了三、四年的、七八品的小官，但是也是京官了。黄州以后回到朝廷，又做了那么几年的高级的官员，前边一个阶段主要是跟王安石争论新法，反对新法，后一个阶段先是跟司马光争论是否全面否定新法的问题，后边一个阶段主要是跟司马光的徒子徒孙们在争这原则的问题。
他好多的学生和朋友就劝他，你比方说他有一个学生，就是“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晁补之，晁补之就劝他说你争什么呀，你怎么逮谁都争？你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再者说了，就算是你争赢了，天下的事情岂能尽如人意？我们知道人生在世十有八九不如意，你总想争个全十、打个满垒的，不可能。而且您这么做不好，看上去像是在为生民着想、在为社稷着想，可是您这么做就像一个人抱着石头要去救那个落水的人一样，抱石而救溺人，最后是那个快要淹死的人指定要淹死，你呢，你也淹个半死。
苏轼怎么回答啊？苏轼说，我承蒙仁宗皇帝选拔了我，后来神宗皇帝虽然有点不待见我，但总的来讲对我还是不错的，我跟人家去汇报工作，谈我的想法、建议，我嗓门特大，人家不动怒容，虚心地听取意见，甭管最后是不是听进去了，但在当时起码是很虚心地接受了意见。我的话有时候说得比较难听，人家照听不误。所以这朝廷上能逮老鼠的猫本来就没几个，敢逮老鼠的猫就更少了，我就是硕果仅存的那几只猫，我要再不说话、谁说话啊？这意思是我要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我们说，苏轼这番给晁补之的话可以说是确确实实是心里话。
可是我们知道苏轼不是个沉重的人，就是这种沉重的话题他也能说得非常地潇洒、有水平，他后边的话还没说完呢，他给晁补之说，你怕什么呀？你不就是怕朝廷要杀我吗？我这条小命早就不值钱了，我也想不开的一点是，朝廷如果把我杀了，你捞不着什么好处啊。晁补之一听，一愣，两个人哈哈大笑。到这份上了，苏轼还忘不了拿自己开一个玩笑，这就是苏东坡。
所以我们说，讲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苏轼这个人在中央做官，在朝廷里边做官，他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跟人辩论。大家说，就长了一张嘴啊？错。因为在中央做官，很多事是战略性的、是方向性的、是原则性的，该不该变法？怎么变法？变到什么程度？这都得定好了，一步定不好、走空了，步步都走空。如果方向错了，做得越刻苦、越努力、越用心，越麻烦，正所谓南辕北辙，所以在中央做官就得争辩，真理得辩得明明白白的。到了地方还这么辩论，就耽误大事了，所以苏轼后来到了地方之后做官那又有另一番的风采，风采到底是什么？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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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被洪水浸泡两个多月的城市在他的指挥下成功脱险，一个被誉为城市眼睛的湖泊在他的治理下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采。为了灾民，他不惜违背对朋友的承诺。为了解困，他宁愿帮助可怜的被告自我救赎。一段段不期而遇的浪漫事，一个得心应手的地方官。——《浪漫的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