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的遇见
这一切的遇见
人生如梦，转瞬就到了花甲之年。似乎刚刚拉开了帷幕，人生的大戏就快演到了谢幕的时候。感激上天的赐予，让我来这娑婆的人世间走一遭，尽管匆匆；感激父母给了我生命，并让我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尽管短暂。今生的遇见，都是前世的因缘，无论善缘恶缘，必定是命中的注定。
我的发小项达成，是我始于幼儿园时期的同学。幼儿园的同学互相之间称“小朋友”，我最要好的小朋友就是项达成。他就住在我家楼下，我家三楼，他家二楼。
达成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最小。大概他妈妈嘴笨记性又不好，每次要叫他们中的一个去做什么事的时候，都要从老大——他的大姐开始叫起。假如是要叫二姐，就会“达明那个达昭啊！”假如要叫达成，那就逐一叫了个遍：“达明那个达昭那个达宏那个达成那！” 所以，只要听到他母亲开始起叫了，他便撒腿就跑假装没听见，反正他排在最后有足够的时间开溜。
达成的父亲是甘肃人，母亲是苏北盐城人。那时上海人有点看不起苏北人，其原因大约就是苏北人大多很穷，干的营生也都是剃头扦脚拉黄包车之类。但达成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据说解放前还是国民党的军官（我怀疑是否马步芳的部下）？所以他们是知识分子家庭，几个孩子也教育得蛮好，邻居间也并没有歧视他们。
现在回忆起来，达成的家族一定有西域胡人的血统：浓眉深目隆鼻加络腮胡，很英俊的样子。而且姓党、姓项的多是西域党项族的后裔，所以他们一家除了他母亲以外，相貌不似一般的汉人。
小时候我常到达成家玩，经常听他妈妈讲苏北话。小孩子学语言快，所以我也会讲一口瓜拉松脆的苏北盐城话，以至于听上海滑稽剧团姚慕双周柏春讲苏北话时，就觉得不大像。后来魏宗万等人学苏北话，那就更是太不像了。
记得在幼儿园时，我们都痛恨午睡。那时是睡床垫的，床垫铺在地板上排成两排，小朋友们一头一个相隔着排列，就是一、三、五头朝南，二、四、六头朝北。达成经常挨着我，等老师不注意时，就会在被窝里悄悄蠕动着身体掉过头来和我头朝一个方向，然后就做鬼脸、叽叽咕咕引我发笑，直到被老师发现。我们的袁老师脾气好，就会命令他再掉过头去，还会用手帕折成长方条盖住我们的眼睛帮我们入睡。等老师走了，达成就会努力地又呶嘴又皱鼻子，直到用脸的蠕动把手帕慢慢移开，然后对我做鬼脸。
达成有点结巴，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要是坐在小椅子上常常就干脆稍微抬起屁股再猛地坐下去，用身体的冲击力把要说得话顿出来。有时候他叫我的小名“小妹”时，这个“小”字的开头音是“Xi”，他会“西”了半天也没有发出后面的“奥”音，真替他发急。所以，论吵架他是绝对吵不过我的。这时，他就会把自己的两只眼皮翻上去，就像眼科医生做检查那样，让两只红红的内眼皮对着我。我害怕，就认输了。然后他只要用力眨巴一下眼睛，就可以立马把眼皮再翻回去。
其实很多童年趣事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达成还记得。他说，我小时候有点霸道。幼儿园的课桌是六个人一组的，游戏课时，小朋友围成一圈坐好，等老师发积木到每张课桌上后，我就会伸出两只胳膊把积木全部揽到自己面前，说：“我来发！”他一边说一边就用食指点着我：坏欧！——原来，翻眼皮是他对付我的唯一办法！
小学时，男女同学在学校里就互相不讲话了，但我和达成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同学，又住在同一栋楼里，所以回家照样一起玩。楼里年龄差不多大的只有我一个是女孩，所以我就只能跟着男孩子们一起玩。记得我学会骑自行车就是拜托了他们的功劳：达成和他的哥哥在自行车的左右两侧，车后还有一个男孩拽着座垫，这样我无论往哪边倒都不会摔着。
那时骑车要学自行车在行进时的上下车，有点难度，我就穿着姐姐的一条旧长裤学骑车。然而练习后上车时，由于姐姐的裤子太大而挂在了座垫上，于是我就叫达成他们一字儿排好背对着我，然后赶紧把大裤子的裤腰拎到肋骨上系紧，说一声：“好了！”再继续练习。直到男车女车我都能骑，而且是自行车在行进时也会前后上下车。现在想起来，满满的都是童趣和快乐。
中学时，我们和“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很友好，那时觉得最好看的电影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了，不少电影我们都不止看一遍，大概那时除了《地雷战》《地道战》和八个样板戏拍成的电影，也没有什么更好看的电影吧。记得有一次我告诉达成，听说《地下游击队》很好看，达成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两张电影票，偷偷塞给我一张说：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分头去，电影院里见。
座位倒是不错，蛮靠前的，但是我却没法完整地看完，因为达成居然充当起了骑士——每次快到紧张的情节时，他就会拿一本书挡住我的眼睛，还说：“后头很紧张的不要看！”原来他已经看过，就为了陪我看电影并且担心我害怕，就又看了一遍，还难为他特地带着一本书！
珍宝岛事件后，全国都搞起了野营拉练。那时我刚读初中，学校里组织中学生也要参加拉练。大概因为达成的骑车技术好吧，就被安排在“先遣部队”，就是骑着车抄近路，比我们大部队先到下一个宿营地联系住宿伙食等。所以，先遣部队的同学比我们可自由多了，可以上街买东西。
记得有一次夜行军，我们半夜被紧急集合哨吹醒了，打好背包坐在路边等炊事班送来“半夜饭”，吃了上路。这时，达成他们先遣部队走过来了，要到下一个宿营地去。只见达成走着“一、二、一”的正步向我们走来，我正奇怪他为啥这么一本正经呢，只见他走到我的面前时故意贴近我走过去，在踩“一”的时候右手正好甩到我的面前，然后就是一块雪饼——松江著名的小吃丢在了我的饭盒盖上。这饼啊，真是好吃！若干年以后去松江想再回味那种饼，却再也没有找到。
毕业时，我们按“档次”被分配去向。我留在了上海，到中华印刷厂当工人。报到那天厂里就通知我们：新工人全部去松江县泗泾公社劳动一个月。后来才知道，厂里是要通过下乡劳动来观察每一个青工的身高、体格和表现，然后分配在不同的车间。农村的生活当然艰苦，记得每天伙食的常驻代表是卷心菜、土豆和萝卜干。达成那时还没有下乡，就写信问我需要什么？我回信时顺便给了他一份清单，说告诉我妈买这些东西。没几天，达成居然带着我要的东西骑自行车送到了泗泾！问他骑了多久？回答：三个小时。我的天！接着还得三个小时骑回去呢！
几个青工看着这一大袋食品都羡慕地说：你的男朋友对你真好！我立马不高兴了：“别胡说！这是我的同学不是男朋友！”因为在当时我的心里有一个白马王子的形象，所以现实生活中的男同学就没有一个是符合这个形象的！达成确实不是我的男朋友，但是现在再回想起来才明白，一个肯为我来回骑车六小时的人，对我的这份情感真的堪称“男朋友”的。而当时，我真的没有这种感觉。
由于达成的兄姐在上海，他只能去崇明农场了。那时，我每隔一个月就能收到达成的来信，但每封信的墨水颜色都是一段一段不同的。他解释说，农场劳动非常辛苦，他当上了大田班的班长就更忙，写信只能是有空就写一段，一封信要分好几次才能写完，所以墨水颜色就不同了。我们就这样保持着联系。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我不再收到达成的来信了，我也没有再见到他。直到十几年以后才知道，是因为我的母亲阻止他再来找我。原来最后那次他回上海探亲，放下行李就上楼来找我，但不巧那天我不在家。我母亲把他送到楼梯口时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于是他向我的母亲保证，不再打扰我。
后来我们搬家了，我也就没有了达成的任何音信。过去的一切便从我心里轻轻地飘散了。
又过了很多年，我在曹杨路等63路公交车，忽然感觉附近有一双眼睛在看我。由于我经常被路人注视，所以起先并没有当回事。但那双眼睛契而不舍地盯着我，我便回头看去，竟是达成！他见我看见他了，反而尴尬地扭过头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不联系我的原因，就上前笑他：“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他支支吾吾地说了令我吃惊的原委。虽然有点吃惊，但因为那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似乎再和异性联系就有“外遇”之嫌，于是尴尬之余，我们就像匆匆过客，没有互相留下联系方式。
后来，听我的闺蜜——和达成在一个崇明农场的阿萍说，那时几乎每个人都在谈朋友，其实际意义就是生活上互相有个照顾。比如男生帮女生干点农活和体力活，女生帮男生洗衣做针线活等。但只有达成在农场一直不谈女朋友。
再后来，听说达成考上了复旦新闻系。后来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和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好上了，因为那个女同学长得很像我。然后他们结婚。毕业后，达成给汪道涵当秘书并开车，一面继续深造。但是可能因为他工作忙又要读书经常不在家，他的妻子就红杏出墙了。而达成似乎也已发现了这个情况，又因为那个女孩只是像我而并不是我，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可以共同回忆的“过去”，所以他们平和地分手了。那段婚姻，他们只持续了八个月，所幸没有孩子。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我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工作时，有一次去学校的印刷厂，偶然碰见了以前中华印刷厂武装部的同事老叶。他看见我就像早有准备似的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达成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说达成一直在找我。因为达成听说我已经在华东师大工作了，就托老叶——现在是他哥哥的老丈人（世界真小）有机会来华东师大时就帮助打听一下我的下落。假如遇见我，就把他的地址给我。就这样，我和达成又联系上了。
那时，很多学校开始创办各种少儿艺术学校，我的美术老师就介绍我到大柏树的海军驻地幼儿园教幼儿绘画。那时没有地铁，公交车像爬一样慢，转车也很不方便，我只好骑车去大柏树。好在那时年轻，从华东师大到大柏树骑车要一个多小时也不在话下。巧的是，达成调到了重庆驻上海办事处，新单位就在大柏树。而他们家也搬了，新址就在离我家仅三站路的武宁新村。于是每周两次，他就叫我骑车先到他家，然后坐他开的公司的车去大柏树，下课了再来海军幼儿园接我回家。
记得那时高架路都还没有造好，中山北路经常堵车。有一次我们的车被堵得半天动不了，好容易转道沪太路又被堵住了。上课可不是开玩笑的，达成急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小车右边的前后轮都开到了人行道上硬往前闯。看见前面有一个摆茶摊的老头挡住路了，他就下车去掏出十块钱给老头，请他帮忙往后退一退。那老头倒也好说话，钱没有要，就把茶摊拉后了一米让我们过去。可是车开了没多少路却到了十字路口，一个警察对我们大叫：“侬做啥？演杂技啊？！”结果从老头手里省下来的十块钱却罚给了警察。但是我们却一路上笑得不行。
下课后，达成来接我去了他们的办事处，说让我看看他的工作环境。没想到他还是一个科长，自己有一个宽大的办公室。他指着他的皮椅子说：你看我的椅子！说着双手把皮椅子用力一转，只见椅子滴溜溜地飞快转起来，他一怕巴掌得意地说：看！哈哈哈哈！转得快伐？——真没想到，一路进来被下属毕恭毕敬对待的达成，关起门来还是小时候的一副滑稽模样。
为了感谢达成，有一次我请他吃饭。达成很想知道我这几年的经历，我就简单说了我的经历包括我那凑合而成的婚姻。他说：“我真想去找你的丈夫谈谈，告诉他：请珍惜别人得不到而他已经得到的幸福！否则我就要把你带走！”
那天送我回家时，达成把车停在我家附近的小路上，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都把答案写在自己的手心里，然后一起给对方看好吗？”然后问我：“假如当初我明确地问你愿意不愿意嫁给我，你会怎么回答？”
我几乎想也没有仔细想，就在手心里写了几个字：“想象不出”，然后和他一起摊开了手掌。其实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感觉。可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并不是青梅竹马就一定会日久生情的吧。也许正是因为我们俩从小就是“捋起袖子就打架、摆开桌子就吃饭”的朋友，我把他当成“哥们”了，反而没有生出那种感情。
达成又问：“那假如我们现在都没有家庭，你肯不肯嫁给我？”我回答：“但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事实啊，我也想象不出的啊。”其实我已经明白了达成的想法，但我不想解散我的家庭，就告诉他：“谢谢你接送了我那么多次，到大柏树上课实在太远了，我已经辞了那里的课，下个星期我就不去了。”于是，我就真的辞了海军幼儿园的美术课，从此不再去达成的家。那晚，当达成把头深深地埋进方向盘上的胳膊肘里时，我下车离开了。
后来我从别的同学那里得知，达成又结婚了，不久就有了一个孩子。又过了多少年，达成联系我，说他要去澳洲了。当时并不能明白他，一个国家公务员，拿着优厚的待遇却要离开祖国是为了什么。他告诉我，他对将来不抱任何希望，尤其是孩子的教育。他是和一个澳洲的女人假结婚获得移民签的，原来他和第二任妻子也离婚了。
他说他现在很喜欢唱《麻花辫》和《同桌的你》，因为这些歌的歌词都是他内心里最深切的感受，唱起来就会泪流满面。然后，他就彻底地从我的通讯人员中消失了。
2016年，我回国时参加中学同学的聚会，就顺便问起了谁有达成的联系方式？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联系上达成了，他现在新西兰，和他的大姐达明住在一起。估计他拿到澳洲身份付清了钱之后，就和那个澳洲女人分手了。他说他不想和我联系了，因为一切都已经过去。
达成，我现在才明白你对我的感情有多深。假如当年我就明白并珍惜，说不定我们会走到一起，我不会远离亲人去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国度，你也不会几度婚姻却没有找到一个相爱的人。但是，谁知道呢！现在，就想对你说一声：真的对不起！愿你一切安好！
20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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