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云之南、乡村之眼：郭净谈云南百年纪录影像往事史
讲述：郭净
采访整理：海老鼠、陈晨、欧阳卓群
编辑：欧阳卓群 | 校对：朱灏 | 场地提供：昆明大观书屋
01
民国时期的云南电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刘淑清传》和《滇影风云——南屏电影院的故事》这两本书是研究民国时期云南电影的重要参考资料。刘淑清是昆明大观电影院的创始人，该影院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一个电影院，而如今这个电影院虽在，但已经被封起来了，十多年都没有使用。最早开始在云南拍电影的是法国人，20世纪初期法国修滇越铁路，在通车的过程当中拍过电影；20世纪30年代，瑞士传教士到云南传教时带了电影机。这些都影响了整个云南电影的发展。在1957年到1981年间的民族大调查过程当中，由中央领导直接委托国家民委，及其下属的一些民族研究所，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科教电影制片厂这些制片厂合作，拍摄了二十一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电影，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简称“民纪片”），其中最多的是在云南拍的。这一段研究我们已经出版了书籍《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在这一阶段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杨光海老师，从1957年到1992年，他拍了四十二部关于少数民族的影片。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谭乐水老师的父亲谭碧波，他写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志电影的脚本，虽然最后没有实际运用，但他是第一个写民族志电影脚本的，所以很有意义。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由独立纪录片和影视人类学这两组人共同参与创办。中国独立纪录片起源于云南，1989年，一个北京大学的现任教授朱晓阳，他是云南人，当时跟中央电视台合作了一个系列节目叫做“中国人”，以前电视台不拍普通人的生活，都是拍英雄、拍领导，这是中国的电视节目第一次拍摄普通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北京发生变动，这个项目被停掉了。其中有一个片子是拍流浪北京的五位艺术家，大部分是云南人，拍的导演叫吴文光，摄影师叫卢望平。这部影片是吴文光、朱晓阳做的，于坚也参与提了意见。1989年后，朱晓阳去澳大利亚了，剩下的带子没人要。吴文光把这个带子抱回来，拿到云南电视台编成一部影片，名为《流浪北京》，于1990年编成，这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所谓独立的意思，是指没有任何官方参与，个人做一部影片。1990年代中后期，云南的独立纪录片有了一个小团队，现在负责主持“原生坊”的刘晓津，是中国最早的女纪录片导演之一。刘晓津和昆明电视台的周岳军，云南电视台的谭乐水，加上我，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叫做复眼小组。1984年，云南省社科院成立了电影组，郝跃骏等人用胶片拍摄民族志电影。到90年代后期，出现另外一条线索：云南大学副校长林超民策动，成立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跟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合作，由大众基金会提供赞助，在东亚所开班，培养了二十个影视人类学的研究生，采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格林纳达影视人类学中心的教程，所有教学是英语教学，所有老师都是从国外请来的，云南是第一个跟国际影视人类学界合作，创办了全国唯一的一个硕士班。现在中国影视人类学里面中年的这批骨干，很多都是这个班毕业的，包括中国社科院的鲍江，以及云南大学的这一群人，还有云南省社科院的几个人，这些在《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上有明确的记录。起始的时间是在1990年代末到2003年，有了这帮学生，才有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因为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主力就是他们。云之南是怎么做起来的呢？2002年，我调到云南省博物馆去做馆长，因为参加了复眼小组，一起跟刘晓津做纪录片。我担任人类学顾问参与拍摄了两部纪录片，1997年自己也买了数字摄影机开始在迪庆州拍摄。调任到博物馆后，我就在博物馆成立了一个影像部，这可能是中国的博物馆里面最早的影像部之一，我离开后被撤销了。我们在博物馆搞了一个“博物馆之友”的活动，每星期三晚放一些影片。同时在云南大学，东亚所的学生又开始进行另外一个活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叫昆明电影学习小组，这个名字据说是于坚起的。这些学生一边在云大读着硕士，一边在云大517教室放电影，观看基斯洛夫斯基、侯孝贤、塔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在放映影片的过程当中，我也去放了我们社区影像教育的片子，跟昆明电影学习小组成员认识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结合，渐渐的大家就想做更大的放映活动。第一个大规模的放映活动是在2002年，云南的所有高校，包括云南艺术学院，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联合云南省博物馆做了一个昆明影像论坛。完成这个放映后，大家做一个正式影展的想法越发强烈，就开始策划云之南。最早策划时曾提议影展命名为春天影像展，还有文化与自然影像展，经过商议后最终定为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因为创办人大都是人类学的学生，而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人类学，我曾做过大花苗和西藏桑耶寺的田野调查，又在迪庆拍摄卡瓦格博雪山，还参与了乡村影像教育。两年后，第二届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改名为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最初策划云之南时我们做了预算表，但实际上预算是白做的，因为一分资金来源都没有。我们把做乡村影像项目剩下的一点经费，加上自己工资的一点钱，还有台湾朋友吕秀兰赞助的一点钱，总共筹集了七万元用于举办影展。云之南一共做了十年，2003年是第一届。2003年是中国纪录片最辉煌的年代，当时全国出现了云南、北京和南京三个非官方举办的独立影展。十年以后，在2013年三个影展同时被禁。北京的影展延续了两年，但是不能放片子，只能搞行为艺术。云之南影展影响了国内的几个影展。第一个影响的是广西的民族志影像展。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学者曾经参加过我们的影展，云南的团队又去参与培训广西的村民拍纪录片，双方因此建立了联系。云南的陈学礼、李昕、吕宾等人参与策划了广西民博的影像展。第二个影响了中国民族博物馆的民族志影展。中国民博策划第一届影像展时，副馆长郑茜邀请我参与其中。广西和中国民博的这两个影展现在都还在举办。第三个影响了青海果洛的草原电影展。2010年，果洛久治县的年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邀请乡村之眼的吕宾和我去给牧民做纪录片培训，由此举办了草原电影展。第四，云南大学东亚所的毕业生留校后，成立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举办了自己的影展，一共办了三届，主要的负责人是陈学礼、李昕。第五，2013年云之南刚被停掉，乡村之眼团队跟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合作举办了乡村之眼的影展。首届人类学／社会学纪录影像年度论坛——2010年“重现的边缘”影展手册文革以后的中国纪录影像，与日本有非常大的联系。日本在1980-2000年代出了两位纪录片大师，一位是小川绅介，另一位是土本典昭。小川绅介是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的主创者之一。第一位参加山形电影节的中国导演是吴文光，他拍了《流浪北京》以后，很快就在国际上有了名气。小川绅介有一个观点，认为应该通过纪录片来给东亚地区的年轻纪录片人建立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就邀请了吴文光，吴文光带着影片《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参加了山形电影节，并获得了奖项。当时在国内，除了三个独立电影节以外，纪录片没有地方放映，所以很多的纪录片就直接投到山形电影节。很快山形电影节就跟中国的纪录片界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包括段锦川、季丹、蒋樾、杜海滨、沙青、王兵在内的很多中国纪录片人都参加过，还获得了不少奖项。山形电影节与云之南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2003年举办第一届云之南后，第一个跟我们联系的是欧洲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邀请我作为电影节的代表去参加影展。第二个建立联系的是2005年山形电影节，通过联络北京的纪录片导演季丹，季丹带山形纪录片节的策展人之一藤冈朝子来到了云南。云之南影展第二届举办于2005年3月份，山形电影节举办于同年的10月份。山形电影节邀请了我、和渊（纳西族）以及云南民族大学的曾庆新（藏族）三人参加了山形电影节，在影展里给我们设立了一个单元，就叫云之南单元。我们当时带去了三部民纪片，其中一部是杨光海先生拍的《鄂伦春族》。除此之外我们三人各带一部自己的影片放映。我带着关于卡瓦格博登山的一部影片，组委会将日本登山队员小林尚礼专门请到影展观看这部影片，我们跟随小林去了他的老家，还去爬了日本的神山。此外，2005年云之南影像展我们邀请了土本典昭来参加，他参加云之南后非常激动，说这才是他想看到的电影节。回到日本，他为此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2007年，在云之南影展即将开幕的前一个星期，我们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云之南停止举办。我跟宣传部沟通，询问不能办的理由，可以任意审我们的片，却没有人审，也说不出来有什么问题。组委会只好商量解决方案，最后决定干脆没有观众，所有导演去往大理。和渊等人找了大理的一座城楼，所有导演在这个楼上待了一个星期观看影片，反而效果非常好，因为大家有很多讨论。我就留在昆明负责继续跟宣传部沟通。这时日本代表团来了一大批人，有学校的老师，也有专门研究纪录片的学者，来到一看影展停止举办了。我就跟他们座谈，谈了以后，他们又见到吴文光和于坚等人，都分别进行了座谈。谈的结果是日本开始研究云之南的纪录片，他们原来以为只有北京才有影展，没想到云南也有，就开始专门进行研究。有两本日文著作，上面都有文章研究纪录片，都讲到了云之南，两篇的作者都是佐藤贤，他现在是日本研究中国纪录片的专家。日本人对中国纪录片的研究，到现在都很少人知道，也没人引用，因为我们跟他们有过联系，所以比较熟悉。2007年的10月份，日本又把我们请到山形电影节上放映影片，并且和明治大学做了两场关于中国纪录片的研讨会。明治大学这个研讨会叫“云之东”。讨论的前半场，是一位中国导演加上一位日本学者对谈。后半场差不多两三个小时都在聊云之南，云之南这一部分是我跟土本典昭有一个对谈，主要是土本典昭在讲，他讲了自己拍纪录片以及访问前苏联和云南的经历。土本典昭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他。（《土本典昭的中国记忆》）。开完会后，日本的电影策展人又带着我们到日本离后来地震还有出核事故的地方不远的东北部地区参观，很多小镇已经荒废掉了，一个镇上没有多少人，我们到这些地方去参观、去放影片。我们一群中国纪录片人又去到小川绅介拍电影的几个村子里访问，跟村民谈话，非常有意思。还去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是日本的成田机场。当时小川绅介拍的纪录片是关于农民反抗强占耕地修建成田机场。日本的拆迁，农民跟警察直接打仗，农民把大粪做武器甩过去，小川绅介跟着拍摄。后来，在机场的大楼里为这些农民建了一个档案库，专门讲农民怎么反对建机场。整个云南的纪录片的历史，就这样从解放前，到解放前期的民纪片，再到云之南、东亚所、山形电影节，就这样匆匆的扫过去了。接下来要讲的是乡村影像，这个是云南人在中国纪录片中做出的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贡献。乡村影像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其他电影节上也没有，只有云之南有，而且，乡村影像可以称得上是云之南的前辈。因为云之南第一届是2003年，我们开始做乡村影像是在2000年，是先有乡村影像才有云之南，很多关于影展的讨论都是在乡村影像的研究中展开的。所以，云之南的观念和中国其他独立电影节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它不仅说我个人要追求自由平等之类的观点，它还讲究一个族群、民族和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云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甚至是核心。乡村影像开始做项目是在2000年。在1999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进入云南，和省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在云南滇西北的四个地州，大理、迪庆、丽江、怒江做环境保护，名为滇西北大河流域保护与发展计划。我和我们社会科学院的藏族、汉族的学者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当时整个云南有七八十个学者参加了这个项目，有自然科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是一个整合性的团队。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美国做环保的时候，是一种封闭式的环保，传统的环保，把一块地圈起来，这块地是没人的，或者以前把印第安人都赶出去，把它做成一个没有人的国家公园。一到中国不行了，这四个地州都是有人的，密密麻麻住满了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文化拿到其中来考虑，不能只管自然保护，这就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国际环保行动中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项目中负责研究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就考虑具体应该运用什么方式。当时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领导叫诺顿，诺顿的儿子是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爱德华·诺顿，他的父母老诺顿和安，都是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负责人。他们夫妻来到云南，我们跟这些美国专家讨论能不能用影视的手段来做环保项目。此前，在1992年，福特基金会曾经资助过云南省医学院的一个NGO叫做生育健康研究会，他们把照相机发给昆明附近的农民妇女，让她们去拍摄自己的生活，名为photo voice（照片之声）。诺顿的母亲安就想沿用照片之声这个名称，继续让滇西北村民用照片拍环境故事。我们团队则选了另外一条路——用摄像机来做同样的事情，在福特基金会，安申请了一个照片之声的项目，我们申请了一个社区影像教育的项目。我们这个团队主要的合作者，是云南省社会学院的藏族学者章忠云，还有和渊、曾庆新，我们选择了迪庆州的三个村子：一个是做黑陶的孙诺七林师傅的汤堆村；一个是信天主教的刘文增老师和吴公顶的茨中村；还有一个是诗人扎西尼玛拍冰川的明永村，全部由当地人拿着摄像机去拍他们自己的故事。成片一共是做黑陶、天主教的圣诞仪式和做葡萄酒、冰川旅游对环境的影响三部片子，这三部片子都公开出版了，收录在《我心中的香格里拉——云南藏族拍摄的纪录片》里，其中还收录了九龙顶村此里卓玛的短片《小生命》。当时最重要的项目不仅是拍摄，它做了一个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乡村影像还没做好的事情：在当地小学做教育。拍片子的目的是什么？拍的目的不是拿到电影节上放，因为当时没有电影节，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拍了放给学校的小学生看，让小学生来做一个当地的校本课程。这是国家教育部定的一个政策，每一个学校利用自己学校周边的资源，自己去做自己的乡土教育课本。一般的乡土教材都是外地专家或者本地专家编写的，但我们做的所有乡土教材都是当地小学生和老师自己编写的。从自己做调查开始，比如调查水源、调查神山等，调查完后把它编成一本教材。这个项目延续下去发展成了整个云南的做乡村影像的一个系列，教村民怎么拍摄，给村民编教材。后来我们陆续在其他地区也做了很多项目，这些活动拓展到青海、四川、广西、贵州等很多地方。在云南我们有了专业的做乡村影像的团队，以前叫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后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学者吕宾做了一个项目，用了一个名称叫做乡村之眼。如今乡村之眼成为了一个标志，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名为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是目前全国专业做乡村影像最老的团队，并建立了自己的影像库。最近几年，我们的重点放在做数据库上。因为慢慢的就开始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所有的纪录片人拍东西都是为了去放映，但是十个小时的素材剪成一个小时，另外九个小时的素材怎么办？没有人想到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如今经过讨论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纪录影像不应该被电影牵着走，它的目的应该是做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库，以素材为主，电影只是整个纪录影像志里对外交流的一小部分。这个数据库，或影像志应该至少是三层的架构，最底层是素材，所有素材都要保留下来；素材之上可以做成专题的，或者是以时间为主题的日志，我个人的纪录片就是这样在做的；再上层才是拿出去放的电影，应该形成这样一个架构。现在找出相关的材料，发现1999年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但是没有实现。1999年只有光盘，没有移动硬盘，只能用光盘和书搭配起来做。而现在通过电脑技术，还有最新的叫做NAS电脑系统，分布式数据库就可以做成。以前的数据库是有中心的，或由政府出面建一个大数据库，或是公司学校把资料全部集中到里面。现在所谓的分布式数据库是没有中心的。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你有足够的素材，就可以建立数据库。我个人可以建一个卡瓦博格的数据库，一位村民、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所学校、一位学者，任何人都可以建立数据库，所有数据库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所以叫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要用NAS系统的好处是相当于一个网盘上的数据库加上一个维基百科。你可以自己分类做维基百科，做了以后直接从网上管理及分享，而且它不会被盗版。如果再加上未来的区块链的技术，就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东西。以后的纪录影像不仅只是为了参加电影节，电影节的机会太少了，特别对于村民来说，我们培训过的村民大多数都没有参加过电影节，但都拍了很多素材。用纪录影像志这个概念来建立数据库以后他可以为自己的社区服务，政府肯定也需要当地的资料。一个县也好，一个乡也好，一个村也好，我估计都很缺乏完整的资料。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它可以有不同的用处，甚至还有商业的用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跟大家宣传推动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有几位影像作者开始做这个数据库，并且数据库还可以跟出版、出丛书联系起来，成为一整套系统。我们并不是拍几个电影就结束了，我们做了大量的教育活动，留存了大量资料，有静态、有动态、有文字的，还有绘画的。云之南不仅是一个电影节，它是一个群体做的各种事情的一个符号。郭净
云南大学民族史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98年开始拍摄民族志纪录片，后参与乡村影像的实践，参与创办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对中国西部山地文化做过深入研究。亦致力于中国影视人类学学术史的整理工作。代表作有《雪山之书》、《影视人类学实践与思考》、《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合著）、《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合著），纪录片系列《卡瓦格博传奇》（郭净，此里卓玛）。参与策划、主编丛书《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中国纪录影像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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