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锣鼓铙镲三种敲击套路创始人杜春风，五个子女先后投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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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支持孩子们投身革命的革命老人

作者 杜明科

还在上世纪的二十到三十年代，陕西省华县华州杜家堡村有一个普通家庭，先后走出了五位革命者投身革命。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过上幸福日子，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人们在赞誉这几位革命者的同时，更对支持这几位革命者投身革命的老人，多有几份崇敬之情。

母亲王俊彩、父亲杜春风

这两位老人就是：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杜松寿和杜绪寿，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后，进入革命队伍的杜培毅、杜牧平、杜星寿的父亲杜春风（1885年----1952年）、母亲王俊彩（1885年----1937年）。

这里，先说说这两位革命老人的品格和为人。

杜春风，出生在一个刻制名章的文化素质较好的文化家庭。父亲杜庚财是一名“刻字工匠”。春风打小就践行了杜氏家族的“居仁”家训；青年时继承了父亲的刻字营生。

春风老人是一个关系集体，喜欢搞社会活动的人。那些年，村里置办了一套锣鼓家伙，他以自己懂乐理的擅长，给锣鼓铙镲编了“三锤”、“五锤”、“十二锤”的敲击套路，使这些敲击器具敲起来有板有眼。后来，这个敲击方式流传于华州大地。

每年到过年时节，春风老人就是村里跑船、跑马等活动的主持人。20岁的他凭自己的手艺技巧，寻找旧纸，糊上各种专用品，开展“社火”等文娱活动。他说：“年轻人文化活动多了，大家欢天喜地，参加赌博人就会少了”。

春风老人还主持重新打了本村的城墙，以防村民的家庭被窃。城西的杜家公共祖坟，他主张栽树。别人没人愿意拿钱，他就用自家的钱买柏树苗。这些柏树随之长大，在建国后砍伐盖了本村的学校。

春风老人是驰名全县的“刻字工匠”。他能够触类旁通地写篆字，也能写反字，加盖即为“正面字”。那时，县里的高一级要求的刻字，都要找他。

春风老人是办事廉洁公正的领头人，很受群众拥护。那时，他曾是“九堡十社”的负责人，他干净做事。当时，就是这个负责人，人们大多都是争着去当。而他做了几年后，却因身体原因坚辞不干了。“九堡十社”的老百姓这时却不通过，还要他干。那时，“九堡十社”就派代表，请乐（yue)人（即:几种乐器的吹奏艺人），在春风家门口吹奏，请他继续担任。若不担任，群众代表就下跪。春风老人无奈，接着又干了几年。

春风老人的妻子俊彩，是那个年代村里唯一识字的女人。她的孩子们学龄前识字，都是她教给的。孩子们上学前，普遍都能认识近百个字。那时，农村人看学生们演的话剧听不懂，但她能听懂。她的大儿子松寿在北京上学时，她亲笔给儿子写信，信还写得文绉绉的。松寿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父亲、母亲都是各自给我写信。母亲在信中说：‘光阴如箭，几日似年，吾儿回还’，意思是说：时间之快，几天就又是一年了，我啥时间能回家”。

杜松寿

说了两位老人在村里的事儿，言归正传，再说两位老人支持孩子们闹革命的事儿。

两位老人支持孩子们参加革命，是从支持大儿子松寿开始的。

松寿少年时虽有父亲刻章子能挣点钱，但家境还是不好，甚至因此出现过两次辍学。第一次是高小毕业后，面临上中学。老师知道松寿在县高时学习好，就让他报名。他却说“我大（父亲）不让上”，言下之意是交不起钱。这个中学的刘校长因刻章子的事，认识松寿父亲，就动员老人给松寿报了名。但到入学考试那天，父亲又不让去了，说咱家供不起。

后来松寿给父亲说，山西运城有个学校，学费低，华县有的家境不好的学生都去上了，问：能否去上？父亲却说：“你爷爷76岁了，山西远，要是你爷爷有个三长两短，你怎么能回来呢”，这就决意不让去了。

再后来，由于松寿的坚持，父亲执拗不过，只好让他去上了咸林中学。松寿的各科学习成绩都很好。

松寿在咸林中学，适逢学校来了北京的教师魏野畴、王复生，他们在学校传播先进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松寿加入了“青年励志社”。松寿每周回家“背馍”（拿下周的食品），放下书包，就给父亲、母亲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报告学校发生的事。还说说国家和县上发生的事儿。父母这两位有文化的老人，对儿子的举动表示的是支持。

那时，松寿面临在咸中即将毕业，从北京回来的同学潘自力与松寿商议去北京求学。这事告诉给老人，母亲坚持应毕业后再去北京。父亲说：“可以叫娃去，他学习好。不过缺了半年课，要刻苦才能补回来”。

松寿在北京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张榜公布，好几名同学中，就松寿一人被录取。那时，松寿还经常与家里保持联系。他把在北京参加党领导下的“共进社”，以及参加“三·一八”抗议活动，都告诉了父母。父母虽不免有几份担忧，但还是支持他的行动。

松寿在《回忆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在北京上学时，父亲曾给他写信，告诉了地方上军阀混战，鱼肉百姓，民不聊生的情景，当时进步学生“共进社”出版的《共进半月刊》，就曾经一字未改的全文发表了父亲的这封来信。

1926年3月，北京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指派一批青年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松寿被确定在名单之中，松寿知道父母都一直支持他的革命行动，这次就没告诉父母，背上行囊，领着16名陕籍进步青年就去了广州。

数月，松寿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返回华县。当天晚上，他滔滔不绝的给老人讲了从北京到广州学习“农运”的收获。他讲的把农民组织起来，抗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反对剥削；把农民武装起来，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斗争，两位老人听得津津有味。

在松寿组织的农民参加农会的过程中，父亲要求全家都积极入会，带头和支持松寿组织的农运工作。杜家当时是全部成员加入农会的家庭（回忆录有记载）。那时，华县“农运”工作轰轰烈烈，成为全省搞得好的县份之一，老人对自己这个大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当时，松寿在华县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老人的二儿子绪寿想加入党组织，当问询老人的意见时，父亲说：“跟你大哥干事情，放心，出不了问题”。绪寿这就入了党，成为当时华县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

杜绪寿

1927年4月，蒋介石丑恶嘴脸暴露，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白色恐怖到来，党组织也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松寿遭到逮捕，松寿母亲及时跟地下党联系，并找本村在民国县府里做事的人进行营救。

后来，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一批共产党人被逮捕。当时，地下党员吕剑人、潘升就被关进监狱。那时，监狱不管饭，大多都是家里人送。对此，松寿母亲王俊彩，就偷偷地给吕剑人、潘升送饭。老人说：“我给那个同志送饭，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就会有人给我儿子送饭”！多么朴实的老人，多么朴实的话语！

还有一次，大儿子松寿让二弟绪寿悄悄找到父亲，说明天省委有位领导，到华县，经渭河渡船到渭北办事，让父亲给刻制一枚县上某部门的公章。绪寿找到父亲，说明情况，但父亲却直摇头。父亲说:“我们刻字行当有个规矩，不能刻假章子，不能重复刻某一单位的章子”。绪寿说：“明天来的是大领导，没有县上的证明，要是被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母亲在一旁也给说情，春风老人也就给刻了章子，绪寿连夜送给哥哥。后来听说那枚章子还真起了作用。

春风老人后来还曾给地下党刻过几枚章子。

1928年的渭华起义失败后，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尤其是俊彩老人的外甥宋生辉被杀害的噩耗传来，两位老人非常悲伤。一次，松寿回到家，安慰母亲说：“妈，现在革命形势不好，但是你放心，过几年全国就会取得革命的胜利”！妈妈语重心长的说：“娃呀！你就不要安慰我了。闹革命就会死人，妈知道呢”！松寿这个刚强汉子的眼泪，流到了妈妈肩膀的衣服上。

就这样，在白色恐怖岁月里，两位老人支持孩子参加革命的思想一直没有动摇过。

1937年杜春风与孩子松寿、培毅、牧平合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女儿培毅经她哥哥松寿指引，要去延安参加革命，她告诉妈妈自己的想法时，妈妈还是那句话：“跟上你大哥做事，不会错的”。培毅走进了延安革命阵营。还是这句支持的话，小儿子牧平也经大儿子松寿指引，去了革命圣地延安。

两位老人的女儿培毅在《培毅回忆录》里说：“我的父母对我的大哥是言听计从，只要是革命”。

1938年初，有一次松寿回家，问三弟星寿，有没有出去闯一闯的想法。星寿意会到哥哥的意思，就问：“让我去那里”？大哥说：“你也去延安”。松寿给父亲说：“家里的事有我二弟照管，就叫星寿去延安吧”？父亲点头同意了。星寿去延安后，被分配在了八路军115师。

杜牧平（左）、杜培毅（右）

革命老人杜春风、王俊彩，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把大儿子松寿、二儿子绪寿，送进革命队伍。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把培毅、牧平、星寿三个孩子送去了延安。这就是这对革命老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