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杜氏家族与“汉语拼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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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家族是汉语拼音的最大受益者

作者 杜明科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通过，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实施，这对陕西省华县西关杜家堡的杜氏家族成员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

说起杜氏家族成员是汉语拼音的最大受益者，话还得从中国汉语拼音推出和实施的重要参与者杜松寿说起。

汉语拼音的基础是拉丁化字母。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从陕西省华县西关杜家堡村走出的杜松寿，在数十年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过程中，他以“教书先生”作掩护，边为党做“地下”工作，边自觉学习世界语和拉丁化文字、拉丁化语言。为此，他被列入“搞世界语、拉丁化新文字的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名单中，1937年曾因此而被国民党抓捕坐牢10个月。

杜松寿在给学生教学过程中，他大胆设想：自己独自完成一册《中文同音字典》的创作。1945年，他的这本运用拉丁字母作拼读的字典问世（北京图书馆有收藏）。这本字典是一本按韵排列，以声母为序的字典。只要知道字音，就可以通过口诀直接查字，便于辨识同音异议字和同音近义字，受到读者特别是中小学生欢迎。字典共364页，由“经世书店”发行。这本字典在全国早期字典类工具书中，是独一无二的。

杜松寿在语文和拉丁字母实用性研究方面的造诣，使他早在1952年就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荐选调为汉语拼音处的处长，专门研究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实施和普及。

杜松寿在汉语拼音方面的学科带头成绩，不仅是国家汉语拼音研究的研究者和带头人，而且是杜氏家族成员在汉语拼音学习运用方面的师长。

1937年，杜松寿的妹妹杜培毅到延安参加革命，因文化程度高被分配在中央军委二局任报务员，担负军委的报务收发工作。由于杜培毅早些年在西安时就跟随哥哥杜松寿，学习拉丁字母，替哥哥做好拉丁字的抄写等，受到这方面较多的影响。她在延安收发报也是使用拉丁字母的情况下，收发报业务速度快，准确率高，成为优秀的报务员，她经常受到军委二局首长的夸奖。杜培毅是在哥哥研究拉丁字母，酝酿汉语拼音的早期，就受到了这方面的熏陶，尝到了“甜头”，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1975年西沙海战，周总理听取西沙作战的情况汇报，听到我军通信联络方式不能适应战役过程中，对部队的指挥时，周总理立即表示：采用汉语拼音进行通信。大家讨论提出汉语拼音仅仅只是拼音，不能表达汉字的意思，若要用的话还需要改造。周总理说，改造就改造，只要能表示汉字的意思就行。周总理指定文字改革委员会、邮电部、通信兵部等单位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的指示，对时任总参通信部学术研究处处长的杜牧平鼓舞极大，他下决心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杜牧平设想了一种通信编码，仍以汉语拼音为基础，但比汉语拼音要简单、具体、明了，达到最多用3个字母表示一个汉字。他首先学习了汉语拼音知识，懂得了汉语拼音的结构和组成，巧妙地使一个声母和一个韵母拼一个音，另外利用声母作为第三字母来表示汉字的声调和意思，实现了仅用26个字母就能表示所有汉字的目的，完成了七千余汉字的“通信拼音字”，简称“通拼”。

“通信拼音字”形成后，杜牧平在自己工作的单位武汉通信学院进行了试验。试验证明，容易学习掌握，大约需一个月左右就能学会，指挥员有什么指示下达，口头通知报务员，即可立即发出。在技术熟练的情况下，报务员最快每分钟可发一百余汉字，既可以用手键，也可以使用键盘，从时间上比汉语拼音速度要快得多。

为了验证“通信拼音字”的效果，武汉通信学院又到通信兵部进行演示，通信兵部的部长、政委以及各处的领导，还有参谋人员都进行了观看，还邀请***、二部、三部以及海军、空军通信部门的同志前来参观。参观的同志为了验证“通信拼音字”的功能，当场出了一些怪题，表演的同志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凡是参观的单位都称赞“通信拼音字”好，合乎现代战争的要求。***、北京军区、海军及除沈阳军区外的各大军区和沈阳军区第39军等单位都采用了“通信拼音字”。

杜牧平在研究“通信拼音字”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哥哥杜松寿的帮助。杜牧平在运用汉语拼音字母，研究并推广“通信拼音字”的过程中，为国防建设事业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在杜氏家族，孩子们上学前，首先由家长辅导学习的内容是汉语拼音字母。由于学得精细，家长大多都能担任辅导老师。精学拼音字母，成了杜氏家族的传统。

近几年，杜氏家族的“土根作家”杜明科（已出版个人书籍7本），开始为儿童们写作儿童作品。写作前，他说：“儿童书籍，必须考虑给汉字标注汉语拼音字母，让孩子们能方便阅读，能准确学习汉语拼音”。杜明科认真学习了伯父杜松寿出版的汉语拼音书籍和国家发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进一步掌握了汉语拼音字母在汉字上标注的技巧。印刷排版的汉语拼音字母，是按汉语拼音字母系统自动生成的，但由于“吗、呢、吧、啊”的字音标注，以及多音字的标注，加上方言对标注声调的影响，极易标错。对此杜明科认真学习，寻找规律，努力标注准确。

汉语拼音字母的校对量，犹如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要相当于校对汉字的几十倍。杜明科对几本书的拼音字母校对，都是校对了十多遍，才予以“放行”。因为，杜明科明白：不能因差错而误人子弟。书籍出版后，拼音字母的校对专家认为:其校对准确率很高。杜明科也风趣的说：“我都快成专家了”。

杜明科在出书过程中对汉语拼音字母的准确运用，也使他对汉语拼音应用水平提高很大。这更是源于杜松寿大伯对他在汉语拼音方面的积极影响。他说：“我应感谢我家族的拼音字母‘导师’”！

杜氏家族的下一代在学习汉语拼音字母方面，也是格外上心和富有效果。

杜松寿爷爷的小外孙潘万军四五岁时就坐在爷爷腿上，喜欢跟着爷爷学习汉语拼音字母。每年汉语拼音版的《人民日报》社论，是纯拼音字母版，没有“四声”标注，但小万军能用直接连读的直呼方式朗读。他读得有声有色，连邻居们都很惊讶。汉语拼音专家周有光都连连称赞他。

杜松寿爷爷的堂曾孙杜文玺，在上学前更是热心学习汉语拼音字母，他让爷爷挂上拼音字母挂图教他学习。2019年9月，杜文玺在他的西安国际学校一年级班级里的“语文课堂小讲”上，这样讲给同学们：“听我的爷爷杜明科说，我的老爷爷杜松寿是中国汉语拼音字母研究和推广的主要参与者，我更应学好拼音字母。如果学不好，都对不起老爷爷，就更不好意思了。”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