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二元对峙,自带界限感。
去日多情,来年多舛,《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作者,是匆忙赶赴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的食指,时过境迁后才读到,凄惋有情致,惊为天作。“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遂纳闷,没有高大上理论引领,怎也可如此高妙,超出所有歌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公开发表作品,以致这些语汇,至今无以替代。我周遭的插队兄长,其实都有这般焦虑感、失落感,只是没有表达出来的能力,他们的能力是传抄地下文学。手抄本是禁书年代的奢侈品,自军绿挎包里掏出一本“工作日记”,什么书名,不追问,什么内容,不解释,各自心照不宣。传抄间,一个故事,多个版本,但传读似懂非懂诗歌者似乎不多。
独立意识话语,源自深邃思考。食指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无望中保留的“相信”,越发令人飘渺无望。每一个人与其所处空间有着密切关涉,受其滋养,也受其阻隔,滋养自不必说,阻隔则是在自己与外部之间,砌起一堵防护墙。身处当代,竟能挣脱当代语境的羁绊,北岛等人的朦胧诗,皆这一路风格,哺育他们成长的,正是地下沙龙、地下文学。
传抄倒也罢了,竟有人为之谱曲,甚至传至敌国。使人开卷神怡的《南京知青之歌》,曲调阴柔有余,阳刚不足,料是借鉴了敌台里的声音,革命大熔炉怎会炼出这等孽品,如何了得,快快捉拿,作者任毅为此获刑十年。写一篇文章杀头,抄一部作品坐牢,唱一首歌曲批斗,并不罕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便是保证话语权不被旁落。此流毒尚在肃清,彼流毒又起,类似的仿作《广州知青歌》《重庆知青歌》《巫山知青歌》《沈阳我的故乡》等等,层出不穷。现场加想象,情形大致相同,描述的都是火车站哭声震天的送别场面,而避开了出征誓师会上的张扬虚饰、慷慨激昂。
《山西知青离乡歌》由北京知青创作,启发于山西民歌,“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那锄头扛。离别了我亲爱的战友痛断肠,紧紧拥抱心潮涌,泪水相流就落在肩上”。左山右河的山西,土旷人稀,瘠薄苦寒,多数村庄山多田少,民智晚开,生产队的一个工分,不足一角,为此“十个社员九个偷,谁不偷饿死谁”。旋律倒是凄凉悲怆,歌词却幼稚直白,并未写出其状。凄凄然闻歌同情,但怎么也与我所见过的一帮偷鸡摸狗、喜欢裸泳的北插瓜葛不起来。知青并非知识的构成,所谓知青,年少轻狂,青涩无知者也。而创作这些歌曲者,大概都是知青里的边缘人,个性特点大于集体意识,属非主流。
送别短暂,而生活久长。安定下来的知青又开始青春萌动,“长长的辫子红红的脸,小妹的秋波抛过来,可惜哥哥近视眼,小妹的秋波没看见”,《勐腊知青歌》里的这段,真就得了民歌的真谛。更多的则是对现实绝望的表述,“远看啊绿水青山,近看是牛屎成堆,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昔日孩儿多健壮,如今瘦得多可怜……度一日如度一年,望不尽的黄草滩”(《地角天边》);“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精神病患者》);“二唱我老师,老师是屁眼养,天天上门来动员,骗我去边疆。三唱我同学,同学是不落交,明知边疆这么苦,来信还说好”(《姑娘八唱》)。较之农活的苦累,通铺住宿,虱子浑身,蚊蝇糜聚于食物,污秽遍积于道路,农村与城市的反差,令其时刻想着逃离,越快越好。誓言即失言,急脱苦海的心思,不再遮掩而溢于言表,活的一天,重复三百六十五遍,吃苦可以,但不知为何要吃这份苦。相比没有月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还得交公粮的农民,此番诉苦,似乎矫情了些。向往舒适,乃人之天性,反向生活,岂有不生怨者。叔本华有过警告,“对于人类而言,无聊犹如鞭笞般难受”,而排遣无聊的手法,除却串联聊天,打架斗殴,便是传抄传读,并为之添油加醋,广泛的群众性参与,不过尔尔。
悲壮年代,表情世界,用心灵方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而触及心灵的作品,皆泣血之辞造就,遵命文学做到的政治正确,地下文学做不到。人文风气毁坏殆尽的年代,人文的力量依旧生生不息,其后一个时期的青年,多向往文艺,与之先天的营养不良有着内在逻辑。之所以关注知青们的地下文学,是因为我的年龄,若再晚两年鼎革,或也是其中一员。未被叙述的历史,不能算历史,当年的流行风早已时移俗易,多数作品也不复记忆,但其中的苦涩悲酸,每每是“青春无悔”之类反人性之言的怒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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