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二元对峙，自带界限感。

去日多情，来年多舛，《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作者，是匆忙赶赴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的食指，时过境迁后才读到，凄惋有情致，惊为天作。“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遂纳闷，没有高大上理论引领，怎也可如此高妙，超出所有歌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公开发表作品，以致这些语汇，至今无以替代。我周遭的插队兄长，其实都有这般焦虑感、失落感，只是没有表达出来的能力，他们的能力是传抄地下文学。手抄本是禁书年代的奢侈品，自军绿挎包里掏出一本“工作日记”，什么书名，不追问，什么内容，不解释，各自心照不宣。传抄间，一个故事，多个版本，但传读似懂非懂诗歌者似乎不多。

独立意识话语，源自深邃思考。食指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无望中保留的“相信”，越发令人飘渺无望。每一个人与其所处空间有着密切关涉，受其滋养，也受其阻隔，滋养自不必说，阻隔则是在自己与外部之间，砌起一堵防护墙。身处当代，竟能挣脱当代语境的羁绊，北岛等人的朦胧诗，皆这一路风格，哺育他们成长的，正是地下沙龙、地下文学。

传抄倒也罢了，竟有人为之谱曲，甚至传至敌国。使人开卷神怡的《南京知青之歌》，曲调阴柔有余，阳刚不足，料是借鉴了敌台里的声音，革命大熔炉怎会炼出这等孽品，如何了得，快快捉拿，作者任毅为此获刑十年。写一篇文章杀头，抄一部作品坐牢，唱一首歌曲批斗，并不罕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便是保证话语权不被旁落。此流毒尚在肃清，彼流毒又起，类似的仿作《广州知青歌》《重庆知青歌》《巫山知青歌》《沈阳我的故乡》等等，层出不穷。现场加想象，情形大致相同，描述的都是火车站哭声震天的送别场面，而避开了出征誓师会上的张扬虚饰、慷慨激昂。

《山西知青离乡歌》由北京知青创作，启发于山西民歌，“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那锄头扛。离别了我亲爱的战友痛断肠，紧紧拥抱心潮涌，泪水相流就落在肩上”。左山右河的山西，土旷人稀，瘠薄苦寒，多数村庄山多田少，民智晚开，生产队的一个工分，不足一角，为此“十个社员九个偷，谁不偷饿死谁”。旋律倒是凄凉悲怆，歌词却幼稚直白，并未写出其状。凄凄然闻歌同情，但怎么也与我所见过的一帮偷鸡摸狗、喜欢裸泳的北插瓜葛不起来。知青并非知识的构成，所谓知青，年少轻狂，青涩无知者也。而创作这些歌曲者，大概都是知青里的边缘人，个性特点大于集体意识，属非主流。

送别短暂，而生活久长。安定下来的知青又开始青春萌动，“长长的辫子红红的脸，小妹的秋波抛过来，可惜哥哥近视眼，小妹的秋波没看见”，《勐腊知青歌》里的这段，真就得了民歌的真谛。更多的则是对现实绝望的表述，“远看啊绿水青山，近看是牛屎成堆，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昔日孩儿多健壮，如今瘦得多可怜……度一日如度一年，望不尽的黄草滩”（《地角天边》）；“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精神病患者》）；“二唱我老师，老师是屁眼养，天天上门来动员，骗我去边疆。三唱我同学，同学是不落交，明知边疆这么苦，来信还说好”（《姑娘八唱》）。较之农活的苦累，通铺住宿，虱子浑身，蚊蝇糜聚于食物，污秽遍积于道路，农村与城市的反差，令其时刻想着逃离，越快越好。誓言即失言，急脱苦海的心思，不再遮掩而溢于言表，活的一天，重复三百六十五遍，吃苦可以，但不知为何要吃这份苦。相比没有月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还得交公粮的农民，此番诉苦，似乎矫情了些。向往舒适，乃人之天性，反向生活，岂有不生怨者。叔本华有过警告，“对于人类而言，无聊犹如鞭笞般难受”，而排遣无聊的手法，除却串联聊天，打架斗殴，便是传抄传读，并为之添油加醋，广泛的群众性参与，不过尔尔。

悲壮年代，表情世界，用心灵方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而触及心灵的作品，皆泣血之辞造就，遵命文学做到的政治正确，地下文学做不到。人文风气毁坏殆尽的年代，人文的力量依旧生生不息，其后一个时期的青年，多向往文艺，与之先天的营养不良有着内在逻辑。之所以关注知青们的地下文学，是因为我的年龄，若再晚两年鼎革，或也是其中一员。未被叙述的历史，不能算历史，当年的流行风早已时移俗易，多数作品也不复记忆，但其中的苦涩悲酸，每每是“青春无悔”之类反人性之言的怒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