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睿宗光宅元年（684），皇甫琼参加“词标文苑科”考试，写下如此文句：“掩鹏图而该魏网，漆园无控地之词；飞鹤板而征汉臣，九臯有闻天之誉”。（[宋]李昉等撰《文苑英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78页）庄子曾为漆园吏，在《逍遥游》中描写目光短浅的蜩与学鸠被大鹏嘲笑的故事，皇甫琼用这个典故隐喻自己将鹏程万里。汉代开始，用“鹤板”征召人才，皇甫琼用《诗经》“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典故，表达自己一定不负所望。“鹤板”是汉代概念，唐人使用以示古雅，而唐朝施行的制度是“告身”。告身，是朝廷发给官员的身份、职务证明文书，对于个人而言，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中国古代，政治是社会的核心，从告身制度到告身崇拜，可以显现唐代的政治及其社会影响。
一 告身概念
除鹤板外，唐代告身也被称作官告（诰）、告牒、告命等。对于唐代告身与鹤板的渊源，吴震先生曾指出，“告身之名始见于唐代，大约祖源于南朝梁、陈的鹤头版。”（吴震《从吐鲁番出土“氾德达告身”谈唐碎叶镇城》，《文物》1975年第8期，13页）其实不然。告身的确源自“鹤头版”，但“鹤头版”的历史最晚当追溯到汉代，而“鹤头版”即汉代“诏版”。日本学界研究告身，以大庭脩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唐代的告身是官人任官授职的公文凭证。告身是在赐予新的职事官、散官、封爵，或在解除现有爵位时，官方通过所规定的程序，采用公式令所定的公文格式交给本人的文书。简单地说，如同今天的辞书令。”（[日]大庭脩著，李茹译《敦煌发现的张君义文书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25辑，2018，342页）大庭脩先生认识到唐代告身的使用范围比较广，除了授予官职还应包括解除爵位的情形。中国学界对告身的认识，以朱雷先生为代表。唐代告身实际上延续了汉代以来“诰（告）”文的功能，具有天子发布王者之令，昭告天下的本意，而“身”字则更强调颁发对象的个体性。所以，朱雷先生认为，告身“既有‘任命书’之意，又包含‘身份证明书’之意”。（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兼论“勋告”制度渊源》，《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49页）朱雷先生的概括比较谨慎，因为告身不只用在实际官职的授予和解除，也同样适用于证明身份。告身是唐代朝廷授予官方身份的重要凭证，研究者普遍认同这一看法。笔者认为，“身份”不仅包括常见的职事官、散官、卫官、勋官官职系列，也包括封爵、封诰、赠官等荣誉类身份，甚至包括为管理寺庙设立的僧官，以及崇扬孝道的版授高年等。告身应用范围广泛，所以影响深远。
二 告身类型
《通典》记载，凡文武选举，“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武官，则受于兵部。”（[唐]杜佑撰《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中华书局，1988，360页）文武官员选举所颁的公文书就是常见的告身类型之一——官告，如书法家颜真卿的传世名作《自书告身帖》（图1）。
该帖全称当是《建中元年（780）授颜真卿太子少师充礼仪使告身》。此前，颜真卿的职务是刑部尚书，《忠义堂帖》存有《大历十三年（778）授颜真卿刑部尚书告身》。改任太子少师，只因得罪权相杨炎。太子少师为从二品，比刑部尚书（正三品）官阶高，但属闲职，明升暗降。尽管遭到了排挤，颜真卿还是认真地抄写了太子少师告身。因为告身代表了朝廷给与的身份，背后的因由褒贬都不影响唐人对告身本身的重视。
官告包括职事官、散官、卫官告身，与此对应的是勋官告身，即勋告，主要授予战场上建立功勋的将士，如吐鲁番文书《永淳元年（682）授氾德达飞骑尉告身》《延载元年（694）授氾德达轻车都尉告身》，及敦煌文书《景云二年授张君义骁骑尉告身》。其中，飞骑尉为勋官第三转，视从六品上；轻车都尉为勋官第七转，视从四品上；骁骑尉为勋官第四转，视正六品上。从品级看，这三件告身均是低级勋官，但是它们都是记录逝者身份信息的资料，是墓主人最重要的随葬品。还有五种授予特殊人群的告身同样值得关注：一是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包括册立皇后和太子，封诸王、宗亲，如《唐大诏令集》中保存的册书、制书文本；二是封内外命妇，如临川公主墓中出土的两方诏授刻石；三是任命僧官，如敦煌莫高窟第 17 窟所嵌《洪䛒碑》中包含的《大中五年（851）授洪䛒、悟真僧官告身》（图2）。
四是版授高年，如吐鲁番出土砖志《永徽五年（654）董□隆母令狐氏墓志》所存贞观二十三年（649）版授令狐氏告身的文本。五是赠官，如《忠义堂帖》所存《乾元元年（758）赠颜昭甫华州刺史告身》。
三 告身的价值
1.等级与身份的标志
一件告身文书，会直接标明官品、爵位等政治等级和相应的经济待遇。以《唐隆元年（710）授钟绍京中书侍郎告身》为例，“钟绍京可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颍川郡开国公、食实封二百户，赐物一千段”。（参刘安志《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告身的初步研究》，载氏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96页）其中，“银青光禄大夫”为文散官，从三品；“中书侍郎”为文职事官，正四品上，以较高阶官担任较低职事官，加“行”字”；“颍川郡开国公”为爵位，正二品；“食实封二百户”是实际封户数量。“赐物一千段”则是经济奖励，唐制规定“凡赐物十段，则约率而给之：绢三匹，布三端，绵四屯”（《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82页），可参照换算。这里，还不包括俸禄在内，唐朝俸禄之制也与官品关联，基本上以散品发放俸禄。另外，唐代官员有正式的蠲免之制,这就决定了拥有官员身份者是不服劳役的，而服役是普通民众沉重的负担。“诸任官应免课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后注免。符虽未至，验告身灼然实者，亦免。其杂任被解应附者，皆据本司解时日月据征”。（《唐六典》卷六《食货六》，109页）可知，蠲符是朝廷发放的正式免役文书，但告身享有与蠲符同样的法律效应。唐隆元年“钟绍京告身”，依据的是中宗复辟后的大赦文，其中还有版授高年的内容，“诸年百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妇人版授郡君，赐粟五石，绵亘三段。八十以上版授县令，妇人版授乡君，赐粟两石，绵亘两段。各以当处正、义仓物便给”。可见，即便是版授高年这样的荣誉类封赏，同样享有一定的经济待遇。
2.司法意义
唐朝的法律规定，官员可以利用降低官品的办法避免司法惩罚，唐朝的法律术语叫做“官当”，适用于一般的徒、流刑。官员被降级处分，要追毁原来的告身，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告身是重要物证。如《唐律疏议·名例二·官当》载：“诸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当。以官当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其有二官，先以高者当，次以勋官当。行、守者，各以本品当，仍各解见任。”（刘俊文撰《唐律疏义笺解》卷二《名例二》，182-185页）告身是官品的证明，官品升降都伴随着告身的替换。经历多少告身的给予、回收或追毁，很形象地反映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成败起伏。对于唐代的官员而言，告身如同一叶扁舟，官员乘其随波逐流。
3.家族意义
凭借父祖的官品门荫入仕是唐朝入官途径之一。父祖的官品越高，子孙门荫入仕的具体官职越高，其中验父祖告身是关键环节。唐朝的官员管理有考课之法，每年冬天吏部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官员选拔，有条件的官员都要按照时间规定前往吏部接受铨选。根据敦煌文书《贞观吏部式》（P.4745）的规定：“虽身在，其年十二月卅日以前不经参集，并不送告身经省勘校奏定者，亦准此。”（参刘俊文撰《唐律疏义笺解》卷二五《诈伪》注引之录文，中华书局，1996，1688页）所谓准此，就是丧失资格。这对于官员而言，显然是十分严重的。可见，告身在官员的政治生涯中，甚至在具体考课的细节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官当法只适用于官员本人，但门荫、蠲免的特权涉及整个家族的利益。因为告身代表着地位与利益，在个人与家族中受到重视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告身也是荣誉和人生成功的证明，社会影响巨大也有必然性。因此，在告身授予人身故后，告身原件还会被其直系亲属或其他家族成员继续保留，用作随葬的只是抄件或刻石。唐高宗上元元年（674），武则天上书朝廷，正式提出“建言十二事”，其中的第十条是“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3477页），因为告身十分重要，涉及当事人的所有事情，几乎都要检核告身。因为勋官很多，不是所有人都能妥善保管告身原件，而朝廷的政策都以检核告身为前提，于是这反而成了民间的一项负担。不必核检原件，根据政府的记录同样可以实施任何政策。武则天的建议，因减轻了社会负担，所以受到欢迎。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明白告身在社会中的作用，才会充分加以利用，赢得民心和政治声誉。
四 唐人的“告身崇拜”
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体制，以察举制为代表，加强政治与社会的联系，但是察举制最初是以推举个人为核心，并不看重家族背景。东汉以后，世家大族势力发展起来，渗透到察举制度过程之中，家族因素渐渐受到重视。魏晋以后，实施九品中正制，家族因素越发重要。家族有品第，个人出仕严重依赖家族门第。隋朝取消“九品中正制”，但是为奖励朝廷中的官员，门荫制得以延续。唐初门荫入仕最被看重，但高宗、武则天之后，科举入仕途径越来越被社会重视，甚至出现有才干的高官子弟放弃门荫途径选择科举入仕的道路。不管什么出身，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荣誉，都与为官大小有关，于是作为官品等级标志的告身，受到各个阶层的高度瞩目，这种情形，完全可以称为“告身崇拜”。告身崇拜本质上是对个人追求成功的表现。对于拥有者而言，告身是个人政治上成功的标志，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不仅是生者在世的荣典证明，甚至成为逝者身后荣耀的寄托。对于后来人而言，他人的成功正是自己人生追求的方向。《封氏闻见记》记载一个故事：“进士张繟，汉阳王柬之曾孙也，时初落第，两手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千佛名经也。’其企羡如此。”（[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贡举》，中华书局，2005，17页）登载进士名录的《登科记》受到如此顶戴，原因只有一个，进士及第是获得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进士及第之后，再经吏部铨选，就可以授官，授官的标志就是获得告身。告身受到社会追捧与进士被艳羡，原理一致。今天，我们仍然有机会看到唐代的告身原本，这与本人和后代的认真保存是分不开的。更能说明唐人告身崇拜问题的是唐人留下的墓葬资料。为什么要把告身刻写在石头上与主人一同入葬？比如，李凤夫妻合葬墓，共出土了5件册书刻石。李凤贵为亲王，这些告身证明了他的一生成就。把告身刻石然后埋入墓葬，仅仅是为了证明给活人吗?显然不是。根据生死一体化的原理，这也是在为另外一个世界提供证明。亲王李凤如此，武则天时代的魏王武承嗣也如此。大人物如此，小人物也如此。前文提及的《永徽五年董□隆母令狐氏墓志》，志文全部来自告身。令狐氏一生最值得书写的大约就是唐高宗朝被授予乡君一事，于是版授告身成了她墓志的全部，并带入另外一个世界。所有墓葬中写入告身的，都应该具有同样的观念。吐鲁番文书《乾封二年（677）授氾文开上护军告身》《永淳元年授氾德达飞骑尉告身》《延载元年授氾德达轻车都尉告身》等皆如此。据统计，目前发现的告身实物超过64件，其中至少35件出自墓葬。（参拙文《唐代告身研究综述——兼论“告身”渊源》，《石刻法律文献研究》第一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57—61页）告身崇拜是官品崇拜的变体，用告身表达主人公成功的人生，成为唐代的普遍表达方式，尤其在墓志这种盖棺论定的文体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大唐西市博物馆所藏《焦海智墓志》，全文1500余字，用大量的篇幅总结了父、祖及本人的仕宦经历，志文末竟然罗列告身目录十七件，迻录如下（参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46—248页）：三品孙告身一 翊卫告身二 副队正告身一 队正告身一 旅帅告身一校尉告身一道 果毅告身二 典军告身二道 中郎告身一 率告身一道率加阶告身一 建节告身一 上轻车告身一 括苍县开国男告身一道焦海智是从祖父门荫入仕的，“三品孙告身”就是证明，然后成为“三卫”的卫士，从府兵的副队长开始成为官员，一级级上升，最后成为开国县男（从五品），在永隆二年（681）去世。这份告身清单意义重大，证明连加阶这种行为都有具体告身，足见唐代告身制度的详密。荣新江、沈睿文等先生认为，这些告身都应有对应的纸质告身。（沈睿文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隋唐五代）》，开明出版社，2015，286页）
所有的墓志都会对志主的成功人生进行描述，即使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的“处士”，墓志也会解释说，因为志主志在山林，对官场没有热情，他的人生另有选择。不管志主官品高低，墓志都会以成功者看待，而告身是最有力的证明。而且，唐人对告身的珍视和崇拜不只是影响了当时的葬俗，对后世葬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墓葬中也发现了多件告身，如南宋《司马伋告身》与《吕祖谦告身》。近些年发现的徐渭礼墓葬，一次出土了10件录白告身，十分罕见。
告身不仅能证明个人的政治成功，还能将个人的成功直接惠泽整个家族，尤其是当封诰家属、给家属赠官的情形发生时。所以，告身不仅是个人事业成功的证明，也是家族成功的证明。在社会围绕政治设计人生道路的年代，来自朝廷的告身，也是家族在社会中地位的证明。告身崇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官迷”心理，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做官不仅是个人成长之路，也是秦汉以来政治制度得以维系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提倡把社会与政治整合地看待，孝道与忠君爱国政治伦理的贯通，提供了士人读书做官的思想基础。汉代以来施行的察举制度等，则把社会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一般士人提供了政治上升的通道。士人读书做官，是贡献于社会的最光明正大的事业，不仅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家族和个人。于是，支持家族成员在政治上奋进，成为和平时期社会的普遍观念。通过多种形式的告身，给予社会个别成员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身份，在社会与朝廷之间建立了多线联系渠道，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与政治的协同性，进而降低了二者冲突的烈度。这对于古代中国而言，不仅是一套很成熟的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历史经验。
五 小结
《唐六典》载“王言”七种（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勅、勅旨、论事勅书、勅牒），其中册书、制书、发日勅等均与告身相关。唐代告身数种，本质上都是王言。一些特殊的告身，还是重要历史的见证。比如洪䛒、悟真告身勒石刻碑，不仅关乎本人身前身后名，还是归义军时期中央政权恢复对敦煌统治的实物证据。唐代告身俨然成为政治与社会关注的焦点，告身崇拜是中古时期政治社会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唐代告身崇拜现象围绕政府的任命和封赏行为而进行，任何政治形势下，告命任官都是政治的焦点问题。有唐一代，从皇亲贵胄，到平民百姓，从“学而优则仕”的入世者，到曾经“不敬王者”的沙门，都沐浴在告身的光环之中。唐代告身是政治协同社会的标志，也是国家政治权威与社会文化认同的有机结合点，深入研究大有必要。编者按：本文原刊《文史知识》2020年第12期（总第474期），第41—49页。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