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 || 吕常明系列散文之十七：我与书
吕常明系列散文十七
我与书
（一）读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小学教室墙上玻璃框中这句话如一束手电光，照着前方一条窄窄的台阶。我在这个阶梯上手脚并用，半生艰难竭蹶。
小时候吃糠咽菜，何敢奢望买书来读？除了课本，就是镇上集会时，从父母赏给的一块钱中挤出几毛钱买本连环画册。如此攒了十来本，整整齐齐排进匣子，敝帚自珍，隔几天偷偷数数。后来买些民间传说或文史读本，如《玉兔姑娘》《中国历史地理》等，竟保存至今。父母不反对我买书，对我赶集时饿肚子也要买书的行为，只是半心疼半劝慰地说：“书不能当饭吃啊！”满是关爱和歉意。那时买的最贵的书是一本《新华词典》，一块钱，是父亲当时做木工的半天工钱。赶集时在书店一看到，便粘在掌中放不下，悔不该吃午饭。正好表哥路过，慷慨解囊。今已白发苍苍的表哥对此已无半点记忆，我则想起来心里就暖暖的。我曾决心把词典背会，不负表哥心意，但愿望终是成空。
那时镇上只有一间五六平米大的新华书店，还常不开门，而且人们食不裹腹时也没买书之必须，所以全村几乎没有存书者。偶尔有一本便成宝贝，你传我，我传你，全村遍览。乡下人看书多是闲余看个热闹，武侠或演义居多，如《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等等。村里有位爱书者叫槐米，干瘪的肚皮中像蜘蛛一样有吐不完的丝，常眨眨三角眼，捏着几根稀须郑重地纠正别人说：“你说的不对，赵匡胤下河东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把演义当正史，把故事当真事。据说他有各种侠义和演义书籍，甚至有成套泛黄的粗麻纸手抄本，但只是传说，估计也只是传说，因为我们那一带从没出过正儿八经的读书人，那手抄书从何继承？父亲找他借来的书都是新版，也不是粗麻纸手抄本。
越是没书越爱书，如婴儿越没奶水越要把奶头咂得吱吱响。父亲借来了小说，我也要看。这是我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之始。晚上做完作业睡觉前，我从父亲手中抢过书，爬在被窝，下巴支在枕上，书放脸前，看不上几页就酣然入梦，梦中便见书中场景。这一度成为笑谈，也被作为榜样。上初中时，武侠书流行。槐米侄子和我玩得好，常结伴上学。他借到书，我用途中时间看；我借到书，他用途中时间看。该各自回家了，还站在巷口电线杆下再看一分钟，再看两分钟，一个数着指头跺脚催，一个眼睛扎在书里拔不出来。可能因此养成了走路看书的习惯，我行走坐卧书不离手。赶驴送粪，我拿着书跟在后面；放牛驮麦，我跟在后面拿着书，丝毫不逊朱买臣负薪挂角之事。有次放驴群，把驴往山坡上一撇，就沉迷到武侠情节中了，直看得两眼昏花，头晕脑涨，日落风起时发现好几头驴不见了，又翻山越岭找。晋代车胤用囊装萤火虫照明读书，孙康用雪映光读书，我小时候为省电也曾月下读书写作业，唯坏人墙壁凿壁偷光之事没干过。如此种种，说起来我也算爱读书的，但脑中存货只有偶尔一鳞半爪的场景或人名，能讲得来的成段故事多来自父亲的讲述。原因在于，我从没把读书变成习惯和日功课，只是爱看而已，没书不想着去借，有了又是走马观花看热闹。曾国藩上京赶考返回途中借人一百两银子买了二十三史，到家后他父亲说买了就好好读完，钱我来还，曾国藩因而终身坚持读书，临终前把一只眼睛都读瞎了。父母支持我读书不亚于曾父，但我不会读书读到眼瞎，自然也成不了曾国藩。说白了，还是不会读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书易买到易借到了，我高中功课却紧张起来，寸阴不敢虚度。对流行的武侠书如《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等心存拒绝，传统名著又没时间读，故在最需要大量阅读的阶段，我没能大口吃肉，导致今天文学营养极度不良。当战士时为备考军校，盯的多是课本。上军校后以为可以天天泡图书馆了，没想到一天到晚转得像陀螺，且图书馆都是老旧的电子图书，我门也懒得进。提干后没了饭碗之忧，才能消停地看看书。开始在基层，住六七人的集体宿舍，学习室也常有聊天打牌的，难得静处。我嫌吵，就在工具房挪出一床之地。屋朝南，没有空调，夏天像蒸笼，我只穿大裤衩坐在板床上，如康熙辛丑进士顾栋高般读书写作。据说顾夏天常紧闭门窗，闷在里面裸体读书。个中滋味，唯有自知。我在那房间读了些小说，包括余华的《活着》，也写了几个中篇。到机关有了单身宿舍，环境安静了，熄灯时间也能自由掌握了，常一觉醒来，还抱书靠在床头。慢慢地，靠床的桌角书垒了一尺高，都只看了几页。
大量阅读是在成家后。家在图书馆对面，我办了张借书卡，周末带孩子去翻翻书，再借两本回来。几乎每周如此，不知不觉看完了中国近代几乎所有名家著作，还有几位当代作家的著作。因对传统名著知之甚少，手机兴起，电子书随身携带，工作闲暇或散步等零碎时间就打开来恶补。但是，不知他人读书效果如何，反正我对自己的记性异常懊恼，看过的书连名字都忘了。二十来岁时我陪父亲去看中医，常抄那中医桌头的医书。医生说，抄书等于无书。我说，不是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吗？笔记也好，死背也罢，读过的书大都忘却，唯文字能力慢慢提高。大概读书像浇地吃饭，地皮干了庄稼长了，吃过的饭忘了身体壮了。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这往往让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想起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穷秀才饱读诗书，赴京赶考途遇美丽小姐，公子有情，小姐有意，私订终身。秀才一考金榜题名，然后洞房花烛，仕途、婚姻两全其美。孰不知这戏剧人生含了多少穷苦弟子的希望，也点出了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功利性。古来欲读书入仕者多如牛毛，落魄者更比牛毛还多，依然前仆后继，蔚为壮观，实是除了这条路，别无他途。元代刘祁写到：“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生生道出了底层读书人的艰辛。我从小脑子里也有那么个才子佳人梦，所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希望考上大学，脱离苦海。过去农家子弟要想端上公家饭碗，只有文武两条路，文是上学，武是当兵。承命运垂青，竟将两条路合而为一，让我入伍后上了军校。一路走来，没发现黄金屋颜如玉，美丽小姐不知所在，功名二字也是海市蜃楼，大概是我书读的还不够多。倒是有钱买书，有闲读书了。
回头看，自己读书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为治国平天下的使命而读书，或说如周恩来总理教导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充满入世功利的强迫性。这是中国几千年传统造就的国人心理和思维习惯，我概莫能外。除了课本，书的选择多与前途、做人或工作有关，看三国看的是人物故事，读儒林读的是封建王朝。因参与管理，看过些管理书；因重健康，看过些中医书；因要生活，也看过电子技术类的书。
第二是为丰富知识，弥补不足而读书，犹如庄稼拔节时需浇水。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故读书庞杂，民俗、地理、文史、哲学、科普、修身等等逮住就看，像蜜蜂采集，不辞辛苦。
第三个阶段，不惑之年，淡了功名，远了利禄，读书只为体验生命的律动与价值。读书面又收窄，专业性太强的不读，与兴趣无关的不读，消遣无聊的不读，而对中国传统典籍情有独钟，对修身齐家之道更感兴趣，因为这些书如皓月当空，令人心静，证见自我。读书不再是目的，而成生活态度。此时看三国，看的是语言技巧，叙事方法，看的是诸葛亮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看的是关羽走麦城的原因，看的是司马懿的大肚从容。读书至此，不知是否已经明白了其要意。仕途有限，生命有限，成长无限。远离了仕途，读书才真正开始。
小时候吃饭看书，是由于这贵客随时会被请走，得抓紧看；后来由于工作等原因，得零打碎敲充电；现在感觉剩下时间越来越少，不想轻易让它从指缝溜走，所以依然保持着吃饭看书的陋习。多少人劝我说这习惯对胃不好，我从没听进去。我本来吃饭的目的是填饱肚子，不顾肉味，穷读了半辈子培养出的习惯岂可舍弃？
（二）借书
父亲非常在意还书日期，说好何时还，没看完也要还，说，该还要还，等人方便时咱再借也行。那时“诚信”二字还没挂满大街小巷，还没被写入“八荣八耻”，国家也没征信系统，但父亲那代以前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坚持着，正如弟弟所说，有借有还才是正路。故乡没有高等教育，没有先进思潮，大家也多不知法，但民间规则功力甚伟。我受父亲影响，从不超期还书，否则就觉得是罪过，还书前夜整晚不睡也要想着把书看完。借书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初中时借了同学一本武术套路《少林长拳》。那时全国刚刚被电影《少林寺》搅起一股武术风，嘿嘿哈哈的模仿声处处飘荡，村中也开始整理前人武术套路。我照着同学那书练习，希望练会就还，但半年也没练熟，只好归还。同学说你用呗。但时间已到，必须归还。“书非借不能读也”，袁枚道出了不少借书人的感受，也暗含了诚信之意。
慢慢宽裕后，我就很少向人借书，与很少借人钱一样，不到万不得已不向人张口。一是天性如此，自己能解决的希望自己解决，二是理解存书者的苦处，把书借出就如把钱借出去，不知能不能还回来，要，面软；不要，心苦。说起来就是几本书，百十来块钱的事，何必认真？事是如此，理非此理。爱书者从不认为一本书是小事。那书往往是他在浩瀚如烟的书堆中千挑万选的，小心珍藏，这是一种感情，一种纪念，不能用金钱衡量。
宋以前印刷术不成熟，书要一笔一划抄写，竹简时代刻一本书更艰难，借了不还那还了得！所以我看到《三国演义》中华佗焚烧医书的场景，心中隐隐作痛。他不仅是对曹操失望，更是对世风失望。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也说到前朝借书难的问题，“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聃于上国，然后得闻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叙述上古到宋时人们读书之难，到宋才有改观。但宋代国家藏书才几万册，不要说个人了，所以读书不借不可能，借还未必能借到。庆历年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印刷效率和成本才为之大变。即便如此，也不能与现在机械化印刷相比，藏书者视书如命也在情理之中。
苏轼说老儒先生抄书，事实上过去许多人借来书都会抄写保存，几乎是社会习惯。他们借书时往往会交换，互相抄完后归还，各自便保存了一本。明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开头写到：“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对于罕见稀有之书，我也抄过。刚到部队时借过战友一本中医书，书已发黄，据说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我抄了厚厚一本。还借了朋友孙峻岗一本文学理论方面的书，虽非原文抄写，也是认真做笔记。老家有位朋友因买不起书，为了参加自学考试，把借的《古代汉语》连注释都一字不拉抄了一遍，非常令人佩服。过去因书珍贵，借书有讲究，有的要送礼。黄庭坚诗云：“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鸱，是用皮革做的酒囊，意思是说借书要送一囊酒，既是礼仪，也是对书和主人的尊重。寒门学子无钱买酒，要想借到书就非易事。
因书珍贵，人性如在金钱面前一样往往会露出本相，借书还与不还一直是爱书者头疼的问题。清人吴骞在《跋明史稿列传》中记载：“此书，余藏之久，姚江邵予桐编修见而极爱之，以为此《旧唐书》也，在西湖书局中，借阅累年，后竟揣以入都，屡索不还。属武陵友人往取之，酬以二十金，始得。”自己的书借出后要再花二十金去索还，也是奇闻。一本书如水珠，不值几个钱但折射着人品。爱书才藏书，爱读书才借书，岂可因己之爱而夺他人之爱？说是人占有了物，其实是物见证了人。所以，生活中时时处处、人人物物皆为我镜。许多借钱的朋友最后成为仇人，必是有一方背信弃义！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讲了他小时候借书的困难，文末写道：“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这话好像与黄生打心理战，说想来他还书也很快，其实既是告诉黄生一定要按时还，也是在宽慰自己说黄生一定会还的。宋濂也说自己借书后：“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恪守信用，好还好借，因而得以免费遍观群书，远比借了不还收获大得多。这才是一个真正爱书者应该做到。据说，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曾向黄炎培借王羲之一本帖，借期一月。黄炎培借出后忐忑不安，才一周就接连催问是否看完，何时还。毛泽东不动声色，在一月的最后一天如期归还。言行一致，伟人风范。
现在买书，足不出户便有快递小哥送上门，但仍有借书不还的，大概过去因书珍贵而不还，现在是因书不珍贵而忘了还。不论珍贵与否，能把书借给你都是缘于信任。忘了有情可缘，但不可原谅，最终还是诚信问题。事异时移，今天借书不用带礼物，也不必如袁枚还要郑重地写一篇文章来嘱托，但爱书之人应该对书心存敬畏。
我的书也借出去不少，借出时强调说，一定按时还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看完就还。但一过好几年，再没音讯，对方都想不起来了。有的还回来了，书已不成样子。我当战士时花半个月津贴费买过一套《白话史记》上下册，十块钱。同事借去好久，我催问多次才还回来，书四角翻卷，封面折断，面目全非，不过还算幸运。
借书不还者，读书再多都没用。
（待续）
作者简介：吕常明，男，笔名冀根，1971年生，籍贯河北涉县，居西安，现为《新丝路》杂志编辑，《闲泉文学》平台编辑，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小说、散文、诗歌皆涉足，在诸多报刊和网站有诗文散发，好书画和旅游。出版有散文集《生灵》，小说集《路归路桥归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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