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明义士藏中国古代玉器

明义士（James M. Menzies）是加拿大人，受加拿大长老会派遣于 1914 年到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传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殷墟，从此与殷墟结下不解之缘， 几乎用了毕生精力，收集中国文物、研究商代文化，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领域令人瞩目，玉器只是他的藏品中的一小部分。笔者于 2010 年和 2012 年两次赴加拿大对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这批玉器进行整理和研究，现选出部分玉器以飨读者。

一 概 述

经过调查、整理，包括逐一核对玉石器藏品实物、卡片档案、数据库、博物馆登记档案，得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下采用该馆的英文缩写 ROM）收藏的明义士藏玉石器大约超过 300 件，分前后两批入藏。

第一批是在 1942 年 12 月， 明义士将早年寄存在 ROM 的文物藏品，包括青铜器、陶器、玉石器、字画等捐赠给博物馆。玉石器共 50 件。实际上，这批藏品分两次进入 ROM。1914 年，ROM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第 一 任 馆 长 克 莱 里（Charles Trick Currelly）向加拿大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发函，邀请他们把在当地收集的文物捐赠给或寄存在 ROM。为响应克莱里馆长的号召，1915 年明义士就将他于 1914～1915 年收集的 38 件文物寄给 ROM 借展。这是明义士第一次将自己的藏品借展到 ROM。1921 年，明义士在加拿大轮休结束返回中国时， 第二次将文物藏品寄存在ROM[1]。第一次藏品有 35 件石器、2件玉器，采自殷墟遗址；1 件玉戈，购自开封古董市场。按照形状分类，35 件石器为工具，包括9 件斧、10 件镰刀、6 件刀等。第二次藏品为玉器，据梳理卡片上的简单描述，确知有 12 件玉器， 其中有 1 件圭璧、2 件璧、1 件龙形佩、1 件 “吉玉”佩、1 件如意瓦、1 件带扣、1 件蝉、1 件鱼形佩、1 件蝙蝠形佩、2 件玉钱， 还有 2 件残片，但这批藏品至今下落不明。

第二批藏品进入 ROM 是 在 1960 年 明 义士离世后，由明义士的妻子安妮和儿子明明德捐赠给 ROM。关于这批藏品的来历和捐赠过

程，方辉已经做了细致的梳理[2]。第二批藏品以甲骨、青铜、骨牙、陶瓷器为主，玉石器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明义士收藏的玉石器在 ROM 的 编 号 为960.241.1~960.241.268，经过对 268 件玉石器的逐件核对，并对照科学发掘出土的玉 器，对这批玉器进行分期、分类，得知它们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商周、汉代、清代和民国初期。

明义士收藏的玉石器，按质地大致分为玉器和石器。玉器约有 90 件，时代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东周时期和清末民国初年。种类丰富，有礼仪用玉、兵器仪仗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

玉及工具。

二 选粹与研究

明义士收藏的 2 件玉璜，其中一件为圆雕玉璜，编号为 960.241.165，外径 10.4、厚 1.4 厘 米，白色，弧形，素面（图一）。 另一件为扇形玉璜 ，编 号 为 960.241.5，外 径 10.6、孔 径 4.6、厚0.4 厘米，墨玉，半透明，由璧改制而成，表面打磨光滑，保留改制时留下的台痕（图二）。

殷墟墓葬出土玉璜约 110 件 （本文对殷墟墓葬出土玉器的统计不包括西北冈 10 座王陵大墓）， 其中妇好墓 73 件。玉璜是殷墟墓葬常见的玉装饰品之一，多呈扇形，素面，两端有孔， 如 M5 ∶ 333[3]。此外还出现了龙形璜 M5 ∶ 917[4]、鱼 形 璜 M5 ∶ 1025[5]和 兽 形 璜 M135 ∶ 4[6]等 。还有的直接以动物为形，生动有趣。明义士收藏的扇形玉璜与殷墟出土的同类玉璜相近，因此可以确定是殷墟玉器。

而明义士收藏的圆雕玉璜，在殷墟玉器中没有找到同类器。

璜是新石器时代比较常见的装饰玉器。目前所见最早的璜形玉器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兴隆沟聚落遗址。兴隆洼文化是主要分布于西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和燕山南麓等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年代为距今8200～7200 年。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种类有用具和装饰品两大类。兴隆沟聚落遗址出土的这件璜形玉坠出自墓主人颈部，应是项饰[7]。长江下游地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及良渚文化都发现了具有特色的玉璜。江苏北阴阳营文化（距今 6200～5700 年）的墓葬多出土玉璜，璜体为半环状，一面圆弧，另一面扁平，并留有明显的抛物线切割痕。两端的小孔，系两面对钻而成，孔两端大小不一，既有琢磨时留下的痕迹，也有长期佩戴的痕迹。南京市鼓楼岗北阴阳营

120 号墓出土 1 件玛瑙璜，长 10.2 厘米，白色，一端有裂痕，两端有小孔可以穿绳佩戴[8]。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璜，从玉料、形状、钻孔来看，更近于江苏北阴阳营文化的玉璜。

玉 人 头 像， 编 号 为 960.241.1， 高 3.4、宽2.4、厚 0.9 厘米，长方形片状，减地浅浮雕碾琢一戴冠人头像，冠为平顶、平沿，菱形眼，外眼角细长，宽鼻，闭口，两耳垂环，从头顶至颈下有一纵向贯通的穿孔，可以穿绳佩戴（图三）。

殷墟墓葬中只有小屯建筑遗存附近 164 号墓出土 2 件浮雕人面[9]，妇好墓发现 13 件玉人，其中圆雕人像及人头共 5 件，浮雕人像及人面共 7 件，还有 1 件人兽合体的头像[10]。M5 ∶ 371，跪坐，双手抚膝，“臣”字目，大鼻，小口，小耳，头戴冠，腰左侧插一宽柄器，高 7 厘米[11]。M5 ∶ 470，浮雕，侧身蹲踞形，大眼，大耳，张嘴，头戴高冠，脚下有短榫，供插嵌，高 9.2 厘米[12]。M5 ∶ 576，为一浮雕人面像，方脸，大眼，细长眉，大鼻头，大嘴，小耳，头上有两个上翘的“发髻”，背面内凹呈弧形，顶中部有一斜孔，可穿绳佩戴[13]。这 3 件玉人，“臣”字目，具有典型的商代特征，与明义士收藏的玉人头像完全不同，因此可以肯定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人头像不是殷墟玉器。

与此类似的玉人头像在石家河文化出土多件。其中湖北省荆州市马山镇枣林岗出土 1件 玉 人 头 像，高 3.2、宽 2.2、厚 0.8 厘 米，头 戴冠，耳垂环，梭形目，宽鼻头，长颈[14]。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肖家屋脊出土 1 件玉人头像，高3.7、宽 3.6、厚 1.4 厘米，头戴冠，梭 形 目，宽 鼻头，戴耳环，自头顶至颈底有一孔贯通[15]。

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 期 的 考 古 学 文 化， 年 代 为 距 今 4600～4000年，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南部和湖南北部地区。出土玉器的地点主要有湖北钟祥六合、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和肖家屋脊以及湖南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发现玉雕人像十几件，多为常人头像，比较写实。玉人头像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品。

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相比，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人头像的面部刻画清晰、写实，线条细腻，打磨、抛光都很精致，是此类玉人头像的精品。据考证妇好墓出土的玉凤[16]可 能 是 石 家河文化玉器[17]。妇好墓出土的 1 件圆棒形玉饰（M5 ∶ 942）[18] 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 1 件鹰纹笄（012）[19]的造型、尺寸相近，可以肯定是石家河文化的旧器。因此推测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人头像可能是晚商时期殷墟收藏的石家河文化玉器。

玉虎，编号为 960.241.6，长 9、宽 2.7、厚 0.3厘米，淡褐色，有斑，片状，断为两片，复原。眼、耳部以浅浮雕碾琢而成，其他部位用单阴线雕刻。两面纹饰相同。虎作行走状，昂首，大眼，耳贴于头部，体肥硕，肢前屈，足雕四爪，尾上卷，尾部有一凸刃。虎的眼睛和卷尾处各有一孔，一面钻成（图四）。

殷墟墓葬出土玉虎 18 件， 其中妇好墓 8 件，有圆雕和片雕两种。M5 ∶ 409，圆雕，作匍匐行走状，张口露齿，双耳竖起，尾下垂，尾尖上卷，体饰卷云纹[20]。M5 ∶ 358，片雕，作匍匐行走状，昂 首，张 口 露 齿，门 齿 锋 利，大 耳，尾 部 上卷，体饰卷云纹[21]。另外两件卷尾带凸刃的片雕玉虎，M508 ∶ 7，匍匐行走状，“臣”字目，尾上卷，尾上有一凸刃， 长 4.9 厘米， 出于墓主人口中[22]；M1 ∶ 22，作蹲伏状，张口，拱背，尾上卷，尾上有一凸刃，长 4.5 厘米[23]。

殷墟出土的动物形刻刀较多，都是把动物的尾部加工成刃，似乎可以做刻刀之用，如鱼形刻刀。然而，殷墟发现的 18 件玉虎中，只有这两件的尾部附有凸刃。明义士收藏的玉虎，造型、雕刻手法与后两件相似，只是尺寸略大，应是殷墟玉器。

玉琮，编号为 960.241.19，高 2.3、直径 3.3、 厚 0.4 厘米，灰青色，有白斑。器呈矮长方柱体，外方内圆，中间贯穿一孔，两端出射。孔大，器壁薄。通体素面无纹。打磨光滑，抛光好。四角保留切割痕迹， 内壁留有大块泥和红色颜料（图五）。

造型与殷墟妇好墓 II 式玉琮（M5 ∶ 1244）[24]、花园庄东地 54 号墓玉琮（M54 ∶ 349）[25]相似。殷墟墓葬共出土玉琮 15 件，其中妇好墓有 11 件[26]、大司空村 1 件[27]、小屯 1 件[28]、太平庄 1 件[29]、花园庄东地 1 件[30]。据实验数据分析，54 号墓出土玉琮的玉料与当地玉料略有差别，推测这件玉琮可能是时代早得多的旧器[31]。

目前发现最早的玉琮距今 5000 多年，以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良渚文化的遗址、墓葬出土最多，其后逐渐传播至黄河流域。良渚文化玉琮一般刻有兽面纹，推测为礼仪用玉，具体使用方法不明。夏代玉琮极少发现。商代玉琮数量不多，器体外方内圆，形体普遍矮小，切割规整，两端有射，中孔较大，琮体较新石器时代玉琮薄。商代玉琮多素面或仅刻几道线纹和凸棱，四周凸面饰蝉纹、弦纹。此时玉琮已失去了良渚玉琮那种非同寻常的神秘感。

山西省芮城县清凉寺墓地 52 号墓出土 1件玉琮，边长 7.3～7.5、高 4.2 厘米，时代为庙底沟文化二期，器形规整，外方内圆，素面，与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不同，具有黄河流域的特点[32]。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琮应是具有黄河流域特点的玉琮。

玉璧，编号为 960.241.7，外径 9.8、孔径 3.8、 厚 0.5 厘米，青色，半透明，有絮状杂质，部分沁成褐色。圆形，中有一孔。厚薄不匀。一面光滑，一面留有切割痕迹。中孔为一面钻成，有钻孔遗留的痕迹（图六）。

与妇好墓出土的 I 式玉璧相近[33]。殷墟墓葬出土玉璧共 40 件， 其中妇好墓出土玉璧 17件。殷墟墓葬出土玉璧从形状上可以分为三类：孔壁有凸缘、璧面上有同心圆的 5 件，其中妇好墓 4 件[34]，花东 54 号墓 1 件[35]；外缘有 3 组牙状凸起的牙璧 4 件，小屯 M11 ∶ 3[36]和郭家庄160 号墓出土的 1 件牙璧[37]的尺寸超过 10 厘米，花园庄东地54 号 墓[38]和 妇 好 墓[39]出 土 的 2 件牙璧的尺寸分别是 3.41、6.1 厘米；圆形板状璧为主，有 31 件。40 件玉璧中，直径超过 10 厘米的有 13 件，其中妇好墓 7 件[40]，小屯丙二建筑基址 2 件[41]，小屯 11 号墓[42]、郭家庄 160 号 墓[43]、花 东 54 号 墓[44]、孝 民 屯 1274 号 墓[45]各 1 件。

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璧与殷墟墓葬出土玉璧相近，形体较大，是一种常见的玉璧。妇好墓出土这种玉璧 12 件，大多边缘不太圆，有些还留有开料痕迹，制作较粗[46]。

玉调色簋，编号为 960.241.88，高 4.6、口径6.2 厘米，绿色，透明，口沿有裂痕，圈足上有一裂口。造型仿青铜器，直口，平沿，方唇，微鼓腹，圈足。口沿、圈足各有两周凹弦纹，腹部满饰垂直的凹弦纹。器内、外都留有黄泥和红色颜料（图七）。

造型仿青铜簋。殷墟妇好墓出土青玉簋[47]、白玉簋[48]各 1 件，深腹，平底，矮圈足，分别饰几何纹、兽面纹，雕琢精致，作为礼器使用。妇好墓出土一件箕形鹦鹉纹调色盘[49]，盘内染满朱砂，应是殷人用于调色的器皿。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大墓出土多件漆木器上有红色颜料装饰，调色器皿应是常见的实用容器。与妇好墓出土的玉簋相比，明义士收藏的这件器物，小巧玲珑，纹饰也明显不同，从器内、外留有的红色颜料推测，应是调色用的，与玉簋的用途不同。

玉柄形器 9 件，其中一件编号为 960.241.25， 长 7.3、宽 2.4、厚 0.5 厘米，碧玉，半透明。长方形，圆 角，平 顶，柄 部 内 收，下 部 略 收，末 端 磨圆。素面，磨光，无穿孔（图八）。另一件编号为960.241.39，长 15.7、宽 1.5、厚 0.8 厘 米 ，青 黑色，半透明。长条形，平顶，柄部内收，中部略鼓起，下部内收，末端磨圆。素面，磨光，无穿孔（图九）。

殷墟墓葬出土玉柄形器共 147 件， 长度超过 10 厘米的有 30 件，其中妇好墓出土的 33 件中有 12 件[50]，洹北商城 1 号宫殿祭祀坑出土的4 件最长，都超过 30 厘米[51]。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柄形器从长度来看，10 厘米以下的小型玉柄形器有 20 件，11 厘米以上的大中型玉柄形器有 13 件[52]。一般来看，大中型玉柄形器多有穿孔和纹饰，加工精细，小型玉柄形器则简单。目前已知最早的玉柄形器出土于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呈长条形或方柱形，素面为主，有的碾琢简单的线纹或抽象的兽面纹。商代的玉柄形器多为片状长方形或方柱形，有的两端平齐，有的下端有一凸出的榫头，供插 嵌使用。西周时期的玉柄形器发现很多，形制差别也比较大，有的在下端镶嵌有绿松石、玉 石条组成的装饰物。东周时期以后，玉柄形器基本消失。夏商周时期，这种玉柄形器多出土于洛阳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 遗址、济南大辛庄遗址、长安张家坡遗址和洛 阳王城遗址等，即所谓的中原地区，而同时期 的成都金沙遗址、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却不见玉柄形器[53]。关于柄形器的名称，最初的发掘者因其外形像拨琴的拨子而称其为“琴拨”，后因其像器物的把手而称为“柄形器”。由于没有古名或文献记载，一般通称“柄形器”。考古出土很多件夏商周时期的柄形器，以玉质为主，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和其他中小型墓葬中出土有石质的柄形器，王陵大墓中偶然发现萤石质的柄形器，但未见木质、陶质、铁质的柄形器。

玉柄形器的具体使用方法，由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至今没有形成共识。考古工作者一般因其出土的不同位置，而推测玉柄形器的使用方法和功能。玉柄形器多有穿孔，并且出土于墓主人的腰间或大腿侧，推测可能是穿绳悬挂于腰间[54]。部分玉柄形器的末端有短榫可以插嵌在器座上摆放或捧在手中，如安阳后冈墓葬出土的 6 件玉柄形器上朱书祖先名号[55]，作为祭祀用的“石主”[56]。另外，洹北商城宫殿祭祀坑出土的大型玉柄形器可能用于祭祀[57]。

绿 松 石 串 饰，编 号 为 960.241.61，由 10 件绿松石珠组成，最大的一件长 1.3、宽 0.8、厚 0.8厘米，形状各异，其中一件菱形珠碾琢出兽面纹饰（图一○）。1969～1977 年在殷墟西区梅园庄出土绿松石串珠 9 件，扁圆体，中有一孔，长短不一，其中 M268 ∶ 9，长 1.2 厘米[58]。1996 年在殷墟黑河路墓葬中出土 6 件绿松石管，扁平长方形，中部有贯穿的孔，大小不一，长 0.7～1.3厘米[59]。

绿松石在夏商时期很流行，二里头遗址发现多件镶嵌有绿松石的兽面纹牌饰。这种风格在商代依然流行，安阳殷墟也发现多件镶嵌绿松石的青铜戈。殷墟妇好墓还出土了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的象牙杯，工艺精湛。北京玉器厂技术组观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嵌片，认为由于绿松石易碎，因此对绿松石细小嵌片的准确切割、钻孔、镶嵌工艺比加工玉器更难[60]。因 此，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绿松石串饰是殷墟绿松石制品的珍品。

玉戈，2 件，编号为 960.241.104 和 960.241.122，长度分别为 5.9、7 厘米，器形规整，打磨精致，应属于明器（图一一、一二）。殷墟墓葬出土玉戈 143 件，其中妇好墓出土 39 件[61]。M5 ∶ 438， 长 27.8 厘米[62]。长度超过 20 厘米的玉戈有 43件，其中妇好墓 30 件，其他墓葬 13 件，如西北冈 260 号墓 1 件[63]、小 屯 18 号 墓 1 件[64]、小 屯11 号墓 2 件[65]、花园庄东地 54 号墓 2 件[66]、郭家庄 160 号墓 2 件[67]、大司空村南地 25 号墓 1 件[68]等。长度为 10～20 厘米的玉戈有 22 件，其中妇好墓 9 件，其他墓葬 13 件。长度小于 10 厘米的玉戈有 78 件，其中 8 件残断，完整时的长度也许超过 10 厘米。96 黑河路 M63 ∶ 6，长 9.9厘米[69]。长度小于 5 厘米的玉戈，不包括残段的，有 19 件，其中最小的一件长 3.1 厘米，属于明器[70]。从玉戈的尺寸可以看出，长度超过 20厘米的玉戈只是少数，应是仪仗用玉，非常珍贵。而长度在 10 厘米以下的玉戈最多，具有明器性质。

玉觿，编号为 960.241.63，长 8.7、宽 2.6、厚0.7 厘米，青玉，大部分钙化。断为三片，已经复原。钻孔处崩残，一侧刃尖崩残。长条形，由两部分构成，以减地浅浮雕法碾琢一龙衔一戈造型。龙为“臣”字目，大张口衔住戈，尾上卷。戈的表面及侧面刻划三组简化蝉纹。两面纹饰相同。龙尾部有一钻孔，供穿绳佩戴（图一三）。

殷墟墓葬出土玉觿共 14 件，其中小屯建筑基址北组墓葬 20 号墓出土 2 件[71]；花园庄东地54 号墓出土 5 件[72]，如 M54 ∶ 363[73]；郭家庄出土 2 件[74]，如 M82 ∶ 6[75]。殷墟墓葬出土玉觿有两种，兽头形和牙或角形，如妇好墓 M5 ∶ 398[76]，以前者为主。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觿是典型的殷墟玉器。

玉鱼，7 件， 其中一件编号为 960.241.52，长3.4、宽 1.1、厚 0.4 厘米，青灰色，有白色斑点。片 雕，双面碾琢纹饰。鱼为长条形，口微张，直体，尾分叉。阴线刻出腮、背鳍、腹鳍。通体磨光。头部有一孔，既代表眼睛，又能穿绳佩戴（图一四）。另 一 件 编 号 为 960.241.54，长 2.8、宽 1、厚 0.4厘 米 ， 青 白 玉 。片 雕 。造 型 、 纹 饰 与 编 号960.241.52 基本相同（图一五）。

殷墟墓葬出土玉鱼共 153 件， 其中妇好墓出土玉鱼 75 件[77]，还有鱼形璜 31 件[78]，鱼形刻刀 11 件[79]，如 M5 ∶ 1260、M5 ∶ 395[80]。大玉鱼 13件[81]，如 M5 ∶ 418[82]，质料较好，纹饰细致。小玉鱼 62 件，一般刻出口、腮、鳍，纹饰简单。少数玉鱼只刻出轮廓，没有细部纹饰。色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褐色玉鱼。长 2.5～3.5、厚 0.2～0.4 厘 米[83]。商代玉鱼大多为扁圆长条形和体态弯曲的弧形。一般小玉鱼比较简单，仅有轮廓，较大的玉鱼则做工精细。玉鱼的头部宽大并且琢有大圆眼睛， 背部和腹部用短阴线刻划出鱼鳍，有的还在背鳍饰有齿状扉棱，尾 部 分 叉，有些磨出刃部作为刻刀。鱼身素面，个别的有简单的鱼鳞纹。头部皆有穿孔，有的用穿孔代替眼睛。

明义士收藏的玉鱼与妇好墓和殷墟其他墓葬出土的小玉鱼相同。有些小玉鱼出自墓主人口中，用途多样。

玉龟，编号为 960.241.110，长 3.6、宽 2、厚1.1 厘米，青色，半透明，纯净，温润。圆雕。头部较大，阴刻鼻头，浮雕大圆眼睛，三条阴线刻划出颈部，背部两侧以斜坡刀法刻出，浮雕短尾。背面平整，无纹。打磨、抛光精致。嘴部、尾下至背面各斜穿一孔，两面对钻，可以缝缀在表面作为装饰（图一六）。

殷墟出土 1 件玉龟、4 件玉鳖。1975 年在小屯村北发现 1 座地穴式房屋， 出土长方形砺石和石锥形半成品，还有经过不同程度加工过的石料、玉料以及精致的小型玉石工艺品，推测为一处玉器作坊。距离殷墟宫殿基址 C 区仅 50米，又有祭祀坑，进一步推测为殷王室的玉石器作坊，出土玉器 10 件，包括 1 件玉龟[84]和 1件玉鳖[85]。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发现若干件玉龟，玉龟的造型 均 是 小 头、短 尾、四 个 小 爪，如 红山文化的玉龟、殷墟巧色玉龟。明义士收藏的这 件 玉 龟 的 造型精巧，玉质莹润，是玉龟中的精品

玉 兔，编 号 为 960.241.123，长 2.6、宽 1.5、 厚 0.4 厘米，青白色，温润，纯净。片雕，兔为蹲伏 状，抬 头 前 视，圆 眼 凸 起，大 耳 向 后 贴 在 背部，腿前屈蹲伏在地，短尾上翘。下颌与前腿之间有一钻孔，可以穿绳佩戴（图一七）。

与殷墟出土的玉兔相比，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兔在玉质、造型、雕工方面，都是精品。殷墟墓葬出土玉兔共 11 件， 其中妇好墓出土 3 件[86]，西 区 梅 园 庄 出 土 4 件[87]，刘 家 庄 出 土 1 件[88]。玉兔始见于殷商，商周时期较为流行，多以剪影手法勾画出兔的侧面轮廓， 抬头前视，长耳向后，四肢蹲伏欲跃，短尾上翘。

玉 鸟，编 号 为 960.241.49，长 4.4、宽 2、厚0.8 厘米，灰白色，多处有白斑。片雕。鸟侧身，嘴部略勾，大圆眼睛，长尾下垂，爪子分开，呈栖息状。鸟身素面。两面相同。从头顶至爪上贯穿一孔，供穿绳佩戴（图一八）。

殷墟墓葬出土玉鸟约 70 件，其中大司空村出土 15 件[89]、殷墟西区梅园庄出土 20 件[90]、小屯出土 5 件[91]、郭家庄出土 3 件[92]、刘家庄出土1 件[93]、安阳钢铁厂附近墓葬出土 1 件[94]。商代玉鸟的造型多样，主要分为写实形和夸张形两种。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鸟 4 件[95]，造型写实，是商周时期常见的类型。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鸟与安阳钢铁厂附近墓葬出土的玉鸟相近，属于图案化的玉鸟。

玉兽面形饰，编号为 960.241.84，长 3.5、宽2.3、厚 1.5 厘米，顶部残，钙化为乳白色，圆雕。表面碾琢兽面纹，底部平，光素，口至顶部有一孔相通（图一九）。

殷墟墓葬出土玉兽面形饰共 36 件，其中花园庄东地 54 号墓出土 8 件[96]，如 M54 ∶ 326[97]；妇好墓出土 6 件[98]。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兽面形饰， 与殷墟墓葬出土的玉兽面形饰一样，可能是一组佩饰的一个配件。

玉管，编号为 960.241.106，长 3.1、直径 1.3厘米，白色，温润，纯净，一端有褐色沁斑，有裂纹。圆柱体，中有穿孔，一面钻成。素面，磨光、抛光较好（图二○）。这件玉管的形状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管状珠相似，应是串饰的配件。

殷墟墓葬出土玉管、珠共 329 件，其中花东M54 出土 157 件[99]，妇好墓出土 80 件[100]，西区梅园庄出土 56 件[101]，其他墓葬出土 36 件。长一般为 2～5 厘米， 个别的超过 10 厘米， 如花东M54 出土的玉管， 也有长 1～2 厘米的管状珠，作为佩饰使用。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坠饰、 管状珠共 71 件，其中大型的管状珠 8 件，可复原为一组串饰[102]。花园庄东地 54 号墓出土玉管 157 件，主要出土于墓主人腹部以上位置，根据玉管随葬位置和形状的不同，可复原为多组串饰[103]。明义士收藏的这件玉管，形状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型管状珠相似，应是串饰的配件。

玉锛，编号为 960.241.27，长 6.1、宽 3.2、厚 1 厘米，墨玉，半透明，磨制，顶端有小坑，刃部两端各有一小缺口。梯形，单面刃，打磨精致（图二一）。殷墟墓葬出土的 5 件玉锛， 均来自妇好墓[104]。殷墟文化时期，作为制造车的工具，青铜锛较多，石、玉锛较少，如 M5 ∶ 561，长 5.8厘米[105]，与明义士收藏的玉锛的尺寸、形制相近。

附记：整理这批玉器得到明义士中国早期文化基金的资助，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世界文化部沈辰及图书馆 Jack Howard 和王康妹的帮助，以及冯时、唐际根、古方的指导，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1] Dong Linfu, Cross Culture and Faith—The Life andWork of James Mellon Menzies, University ofToronto Press, 2005, pp. 118-119.[2] 方 辉《明 义 士 和 他 的 藏 品》，第 188～192 页，山 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图版九六，3，文物出版社，1980 年。[4] 同[3]，图版九九，3。[5] 同[3]，图版一○一，1 上。[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 年考古发掘 报告》， 第 61页，图 46 之 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7]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图版 12，科学出版社，2005 年。[8] 古方主编《中 国出 土玉器 全集》7，图版 4，科学 出版社，2005 年。[9] 石 璋 如 《小 屯 （河 南 安 阳 殷 墟 遗 址 之 一）》，第 一本，遗 址的 发现 与发 掘，丙编，殷 墟 墓 葬 之 二，中组墓 葬，图 版 壹 壹，2、3，“中 央 研 究 院”历 史 语 言研究所，1972 年。[10] 同[3]，第 151 页。[11] 古方主 编《中 国出 土玉器 全集》5，图版 24，科学出版社，2005 年。[12] 同[3]，图版一三二，2。[13] 同[3]，图版一三一，4。[14]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图版 33，科学出版社，2005 年。[15] 同[14]，图版 2。[16] 同[11]，图版 30。[17] 吕 建 昌《关 于 殷 墟 妇 好 墓 玉 凤 的 归 属 问 题———兼 谈 楚 文 化 的 渊 源 》 ， 《 东 南 文 化 》1996 年 第4 期。[18] 同[3]，图版一六二，2。[19] 同[14]，图版 21。[20] 同[3]，图版一三五，2。[21]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2，图版六五，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 年。[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 2008 年发掘简报》，《考 古》2009 年第 7 期。[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高楼庄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4 年第5 期。[24] 同[3]，图版八一，3。[25] 同[11]，图版 89。[26] 同[3]，第 115 页。[27] 马得志等《1953 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 年。[28]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殷 墟 发 掘 报 告（1958～1961）》，第 253 页，文物出版社，1986 年。[29] 安 阳 市 文 物 工 作 队 《安 阳 市 殷 代 墓 葬 发 掘 简报》，《华夏考古》1995 年第 1 期。[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 180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31] 荆志淳等 《M54 出土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 372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32]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3，图版 2，科学出版社，2005 年。[33] 同[3]，图版八五，2。[34] 同[3]，第 119 页。[35] 同[11]，图版 79。[36]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安 阳 工 作 队《1976年安阳小屯西北地发掘简报》，《考古》1987 年第4 期。[37] 同[6]，第 113 页。[38] 同[30]，第 183 页。[39] 同[3]，第 119 页。[40] 同[3]，第 118～119 页。[41] 石璋如《小 屯（河 南 安 阳 殷 墟 遗 址 之 一）》，第 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第173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 年。[42] 同[36]。[43] 同[6]，第 113 页。[44] 同[30]，第 182 页。[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 市殷 墟孝 民屯东 南地 商代 墓 葬 1989～1990年的发掘》，《考古》2009 年第 9 期。[46] 同[3]，第 118～119 页。[47] 同[11]，图版 52。[48] 同[3]，第 130 页。[49] 同[3]，图版一二八，1。[50] 同[3]，第 178～181 页。[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 阳 市 洹 北 商 城 宫 殿 区 1 号 基 址 发 掘 简 报 》，《考古》2003 年第 5 期。[52] 同[3]，第 179～181 页。[53] 曹楠 《三 代 时 期 出 土 柄 形 玉 器 研 究》，《考 古 学报》2008 年第 2 期。[54] 同[53]。[55]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安 阳 工 作 队《1991年 安 阳 后 冈 殷 墓 的 发 掘》，《考 古》1993 年 第 10期；同[11]，图版 82。[56] 刘钊《安阳后冈殷墓所出“柄形饰”用途考》，《考 古》1995 年第 7 期。[57] 同[51]。[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 殷 墟 西 区 墓 葬 发 掘 报 告》，《考 古 学 报 》1979 年第 1 期。[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出土玉器》，图版 162，科学出版社，2005 年。[60] 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 《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 年第 4 期。[61] 同[3]，第 130～139 页。[62] 同[11]，图版 45。[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殷墟259、260 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 报》1987 年 第1 期。[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 年第4 期。[65] 同[36]。[66] 同[30]，第 191 页。[67] 同[6]。[68]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安 阳 工 作 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第 7 期。[69] 同[59]，图版 201。[70] 同[6]。[71] 石璋如《小 屯（河 南 安 阳 殷 墟 遗 址 之 一）》，第 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第 114～116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年。[72] 同[30]，第 194～198 页。[73] 同[11]，图版 68。[74] 同[6]，第 60、62 页。[75] 同[6]，第 59 页，图 45 之 13。[76] 同[3]，图版一六三，2 上。[77] 同[3]，第 170～173 页。[78] 同[3]，第 125～128 页。[79] 同[3]，第 145～146 页。[80] 同[3]，彩版二○，2。[81] 同[3]，第 170～173 页。[82] 同[11]，图版 35。[83] 同[3]，第 170 页。[84]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安 阳 发 掘 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 年第 4 期。[85] 同[84]。[86] 同[3]，第 162～163 页。[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 殷 墟 西 区 墓 葬 发 掘 报 告 》，《考 古 学 报 》1979 年第 1 期。[8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殷墟刘家庄北 1046 号墓》，《考古学集刊 （第 15集）》，第 378 页，文物出版社，2004 年；同[11]，图 版 57。[89] 同[27]。[90] 同[87]。[91] 同[28]，第 251～253 页。[92]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安 阳 工 作 队《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 10 期。[93]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安 阳 工 作 队 《安阳 殷 墟刘家庄北 1046 号墓》，《考古学集刊 （第15 集）》， 第 378 页， 文 物 出 版 社 ，2004 年；同[11]，图版 61。[94] 同[59]，图版 98。[95] 同[3]，第 169～170 页。[96] 同[30]，第 200～201 页。[97] 同[11]，图版 97。[98] 同[3]，第 163 页。[99] 同[30]，第 202～208 页。[100] 同[3]，第 181～185 页。[101] 同[87]。[102] 同[3]，图版一五三，1。[103] 荆志淳等《M54 出土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安 阳 殷 墟 花 园 庄 东 地 商 代 墓 葬》， 科 学 出 版社，2007 年。[104] 同[3]，第 141～142 页。[105] 同[3]，图版一一八，2。

文章来源：文物 2016年，第11期